小伙坚持要买四合院厕所,被笑“粪总”,谁知20年翻了上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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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花10万买个茅坑?你脑子被屎糊了吧!”

2001年6月的北京,梧桐叶子刚绿,东直门胡同里的房管所闷热得要命。老刘摇着蒲扇,像看疯子一样盯着眼前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28岁的程序员张建军,正把一摞皱巴巴的百元钞票推向桌角。钱是他从银行取的,有些还带着银行的纸条,整整10万元——这是他借遍了中关村所有同事才凑齐的。

“就买东直门内大街127号的那个公厕。”张建军推推眼镜,手心全是汗。

老刘憋着笑,啪嗒一声盖了章:“成,以后管你叫‘粪总’行不?”

门外传来自行车铃声和小贩叫卖声,街坊们路过都朝里瞄一眼。消息传得快,不到下午,整条胡同都知道了——有个程序员买了个厕所。

20年后的2021年9月,当教育部公布“历史文物建筑对口重点学校”新政时,张建军握着那张泛黄的房产证,看着手机里刷屏的#粪坑变金矿#热搜,笑得直不起腰。

网友评论炸了锅:

“这哥们是不是穿越回去的?”

01

张建军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厕所,是因为上班路上实在憋不住了。

2001年4月的一个早晨,他从回龙观挤地铁到中关村,肚子翻江倒海。下了车一路小跑,钻进东直门内大街127号的公厕。

蹲在那儿的时候,他注意到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告示:“因胡同改造需要,本公厕产权对外转让,有意者联系房管所。”

程序员的职业病让他多看了两眼。告示下面有一行小字:“根据《北京市胡同保护条例》第27条,公厕作为住宅配套设施,可依法买卖。”

那天晚上,张建军在宿舍里熬夜查资料。他发现了一个政策漏洞:胡同拆迁时,住宅要回迁安置,但公厕这种“配套设施”可以按商业地产补偿。而东直门内大街正好在二环以内,土地金贵。

室友王磊端着泡面过来:“建军,你查什么这么入迷?”

“我想买个厕所。”

“噗——”王磊一口面喷出来,“你说啥?”

张建军把电脑屏幕转过来,指着胡同改造规划图:“你看,这一片都要拆,但公厕是保留的历史建筑。如果我买下来,等拆迁的时候……”

“等拆迁的时候你也是个有厕所的人。”王磊拍拍他肩膀,“兄弟,程序写多了容易脑子糊涂,去洗个澡清醒清醒。”

但张建军已经决定了。他连夜给所有能借到钱的同事发短信,理由都一样:急用,过两年还。

消息传出去后,张建军成了整个IT圈的笑话。

女朋友刘晓燕是最先爆发的。那天她穿着新买的连衣裙,准备和张建军去看电影,结果在电影院门口听说了这事。

“你疯了?10万块能在通州买套两居室,你非要买个茅坑?”刘晓燕声音尖得路人都侧目。

“晓燕,你听我解释,这是投资……”

“投资个屁!跟掏粪的结婚?我还要不要脸了?”刘晓燕把电影票撕成两半,扔在他脸上,“张建军,咱俩完了!”

公司里的风言风语更难听。

“听说老张买了个厕所,准备改行当厕所管理员。”

“人家这叫转型,从写代码的变成掏粪的。”

“哈哈,以后见面得叫一声‘粪哥’。”

但最打击张建军的,是父母的反应。

张建军的父亲张国强是老军人,听说儿子的“投资”后,隔着电话线都能感受到怒火:“败家子!老子辛苦供你上大学,你就买个茅坑来报答我?”

母亲哭着说:“儿子,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妈给你找心理医生吧。”



02

2001年6月15日,过户那天。

张建军拎着装钱的塑料袋,跟着房管所的老刘来到现场测绘。这个公厕建在胡同深处,青砖灰瓦,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面积9平方米,建筑年代1950年代。”测绘员小声嘀咕着记录。

老刘摇头:“这小伙子脑子真有毛病,花10万买这破地方。”

张建军蹲下来仔细观察墙根,突然发现了什么。在东墙的墙缝里,嵌着一块青石,上面隐约有字迹。

“师傅,这块石头是什么?”张建军指给老刘看。

老刘凑近看了看,挠挠头:“不知道啊,可能是当年建厕所时随便捡的石头垫墙角。”

张建军用手指摸了摸石头上的刻痕,感觉有些特别,但也说不出哪里特别。

“别磨蹭了,签字吧。”老刘催促道。

张建军接过笔,在产权转让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从这一刻起,他就是这个9平方米公厕的主人了。

买下厕所后的日子,比张建军想象的更难熬。

首先是居住问题。他在厕所隔壁租了个5平米的小平房,每天晚上都被各种味道熏得睡不着。更要命的是,每天凌晨4点,环卫车准时来清理化粪池,轰隆隆的抽粪声把他吵醒。

“这日子过的,真不是人过的。”张建军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

为了增加收入,他想出了一个“创新”方案——给公厕装个收费系统。他利用程序员的专业技能,设计了一套IC卡收费装置,使用一次收费5毛钱。

结果第一天就被胡同里的大爷大妈骂惨了。

“小伙子,上厕所还要收钱?你这是黑心肠啊!”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拿着拐杖指着他的鼻子:“从古到今,哪有上茅房收钱的道理?你这是缺德!”

张建军只好撤掉收费装置,继续免费开放。

但真正的意外发现,是在2002年的一个雨夜。

那天下暴雨,化粪池堵了,张建军只好自己动手疏通。挖开化粪池下面的淤泥时,铁锹碰到了硬物。他用手电筒一照,竟然是一个布包。

布包里装着十几枚银元,还有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民国十七年藏,望后人得之。”

张建军激动得手都在抖。这些银元如果是真的,至少值几千块钱。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决定上交文物局。

文物局的专家鉴定后确认是真品,给了他2000元奖励。虽然钱不多,但这件事让张建军更加确信:这个厕所不简单。

03

2003年非典爆发,张建军的生活彻底乱了套。

因为公厕是公共场所,街道办要求他配合防疫工作,把厕所临时改造成隔离观察点的配套设施。每天要定时消毒,还要监测使用人员的体温。

更糟糕的是,公司因为业绩下滑开始裁员,张建军因为经常请假处理厕所的事,被列入了裁员名单。

“张建军,公司现在形势不好,你又经常心不在焉……”人事经理的话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你被开除了。

失业后的张建军只能靠积蓄过日子,但钱花得很快。更要命的是,当初借钱买厕所时答应的还款期限到了,催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建军,说好的两年还钱,现在都三年了。”

“我也不容易,你总得给个准话吧?”

“要不你把厕所卖了还钱?”

最困难的时候,张建军只能每天吃泡面度日。有一天晚上,他坐在厕所门口,端着一碗泡面,看着空荡荡的胡同,突然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

就在这时,他又注意到了墙缝里的那块青石。月光照在石头上,字迹显得更加清晰。他走近细看,发现石头上刻着三个字:学府界。

“学府界?”张建军喃喃自语,心里突然有种预感,这块石头能给他带来好运。

2005年,北京开始大规模的胡同保护和改造工程。东直门内大街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也在改造范围内。

04

让张建军意外的是,规划中明确提到:保留历史建筑原貌,其中包括那个9平方米的公厕。

“为什么要保留一个厕所?”张建军跑到规划局询问。

工作人员翻了翻资料:“这个厕所建筑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据考证是在明代国子监遗址上建造的,具有文物保护意义。”

“明代国子监?”张建军心跳加快。

“对,你不知道吗?这一带在明朝时是国子监的外围区域,你那个厕所的位置,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学府界碑处。”

张建军走出规划局,心情复杂。原来墙缝里的那块石头真的有来头。

2006年,胡同改造正式开始。周围的老房子被拆得七七八八,但张建军的厕所却被保护起来,还围了铁栅栏。

街道办的李主任找到他:“小张,现在这个厕所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你得好好维护。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申请改造成文化展示点。”

张建军眼睛一亮:“改造成什么样?”

“比如胡同文化博物馆,或者历史文化展览室之类的。政府可以给一部分补贴。”

张建军立刻行动起来。他利用程序员的技术优势,设计了一套多媒体展示系统,把厕所改造成了“东直门胡同文化展览馆”。为了解决味道问题,他还申请了除臭系统的专利。

05

2007年夏天,展览馆正式开放。虽然面积只有9平方米,但布置得很精致。墙上挂着胡同历史照片,角落里放着老北京的生活用品,中央是一个互动屏幕,介绍胡同的变迁历史。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块嵌在墙缝里的青石,张建军专门在旁边安了射灯,并配了说明牌:“疑似明代国子监学府界碑,待考证。”

2008年奥运会前夕,北京的胡同游成了热门旅游项目。张建军的小展览馆也开始有游客光顾。

让他没想到的是,前女友刘晓燕带着一个外国男友来“参观”。

“Tony,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奇葩前男友的厕所博物馆。”刘晓燕站在展览馆门口,声音故意很大,“花10万买个厕所,你说搞不搞笑?”

Tony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在北京的外企工作。他认真地看了看展览,然后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这很棒啊!真正的北京文化!”

“什么?”刘晓燕愣了。

Tony兴奋地拿出相机拍照:“在美国,这种历史文化保护项目能申请到政府资助,还能吸引投资。这位先生很有眼光。”

张建军在一旁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Tony走到那块青石前,仔细观察:“这块石头很特别,上面的字是古代汉字吗?”

“是的,这可能是明代的界碑。”张建军解释道。

“太神奇了!”Tony激动地说,“我在哈佛学过中国历史,明代的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如果这真是界碑,那价值无法估量!”

刘晓燕脸色越来越难看,拉着Tony就要走。

Tony临走时留下了名片:“先生,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很有潜力,如果需要投资,可以联系我。”

06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张建军苦笑。谁能想到,当年被嘲笑的投资,现在连外国人都认为有价值。

2010年,张建军的父亲张国强突发脑溢血住院。

张建军赶到医院时,父亲正躺在病床上输液,意识还算清醒。

“爸,你感觉怎么样?”

张国强瞪了他一眼:“还死不了。不过我想明白了,就算死也不住你那个厕所。”

张建军哭笑不得:“爸,那不是厕所了,现在是文化展览馆。”

“展览馆?展览什么?展览你怎么败家的?”

病房里的其他病友听了都笑,但张建军没有生气。他掏出手机,给父亲看展览馆的照片。

“爸,你看,现在每天都有游客来参观,门票收入一天能有几百块。而且……”他指着手机屏幕,“政府还给了文物保护补贴。”

张国强接过手机,仔细看了看照片:“这真是你那个厕所?”

“对,我花了两年时间改造的。”

张国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一件所有人都不理解的事。”

“什么事?”

“娶你妈。”张国强难得地笑了,“当年所有人都说她配不上我,但我觉得她好。现在看来,有时候别人不理解的事,不一定是错的。”

这是父子俩多年来第一次心平气和地聊天。

出院后,张国强坚持要去看看儿子的“事业”。

当他站在展览馆门口,看着那块写着“东直门胡同文化展览馆”的牌子时,眼睛有些湿润。

“儿子,我小看你了。”

07

2012年,北京开始酝酿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消息灵通的家长们已经开始关注学区房政策。

有一天,一个中年女人带着孩子来到展览馆。

“师傅,听说这里以前是国子监的地方?”

“有这种说法,但还没有正式考证。”张建军如实回答。

女人眼睛一亮:“那这里算学区吗?”

“学区?”张建军愣了,“这里是展览馆,不是住宅。”

“但是你有产权证对吧?如果这里真的划入学区,是不是可以落户?”

女人的话提醒了张建军。他开始关注教育政策的变化,发现确实有风向:北京正在考虑将历史文化建筑纳入就近入学的范围。

2014年,风声更紧了。有家长开始私下联系张建军,询问是否可以“借用”地址落户。

“大哥,如果真的划入史家小学学区,我愿意出50万租用你的地址。”一个家长诚恳地说。

张建军心里已经有了预感,但他拒绝了:“我还要等等看。”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意外。

一个神秘的中年男人来到展览馆,自称是古董商,开口就要买那块嵌在墙里的青石。

听到他爆出的数字,张建军差点没站稳,惊的下巴都要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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