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乡村振兴蓝皮书｜“屋场会”提升治理效能的衡南县案例

陈文胜、向玉乔主编《乡村振兴蓝皮书：湖南乡村振兴报告（20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第116～131页。

摘要：衡南县曾长期面临信息传递不畅、主体参与乏力、资源配置低效与矛盾化解滞后等基层治理梗阻问题，通过以“屋场”这一乡土单元为载体，创新推行“屋场会”制度，重塑干群互动逻辑，推动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主要表现为：政策落地更精准、产业发展更协同、矛盾化解更高效、数字赋能更深入。其实践举措主要有：构建县、乡、屋场三级联动架构，确保协商精准；完善全维保障机制，促进平等参与；重构多元协同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培育信任规范，激活主体活力；构建责任监督体系，提升治理实效。衡南县的实践表明，屋场会以制度创新激活群众主体性、以数字赋能拓展协商边界、以社会资本促进共治共享，形成“以最小治理成本撬动最大治理效能”的乡村治理模式，其经验为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衡南样本。

关键词：屋场会；基层协商民主；社会资本；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效能；衡南县

作为湖南省典型传统农业大县，衡南县在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探索的进程中，曾因自身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特点，叠加全国乡村治理共性难题，形成多维度困境交织的局面，严重制约治理效能提升，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突出梗阻。衡南县立足乡村熟人社会的文化底色，将“屋场”这一最小基层治理单元作为天然载体，创新探索“屋场会”模式。通过“固定场所议事、多元主体参与、务实解决问题”的机制，重构基层治理的互动逻辑，试图让政策在群众家门口宣讲、民意在群众家门口听取、矛盾在群众家门口化解、发展在群众家门口谋划。这一模式对治理困境的回应路径与实践效果，不仅为衡南县乡村治理注入新活力，更成为理解乡村治理本土化创新的重要样本，其探索价值远超县域范围，为全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一、乡村治理从困境到创新的演进路径

衡南地处南岳衡山之南，三面拱卫衡阳市区，总面积2619平方公里，下辖20个乡镇、3个街道,375个村、70个社区,总人口113万人，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县。在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探索的进程中，该县探索的“屋场会”制度创新实践，实现了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深刻嬗变。

（一）往昔困局：“四重梗阻”制约乡村治理现代化

2018年前，衡南县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具有鲜明的中部农业县共性特征——信息传递断层、主体活力不足、资源条块分割、矛盾化解被动等“四重梗阻”，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1.信息传递双向断层，政策落地困难

衡南县县域面积广、村落分布散，部分偏远村庄（如距县城50余公里的丹水村）与乡镇、县城的空间距离较远，导致县、乡、村、户四级政策传递链条存在严重的层级衰减效应。一方面，政策经干部解读偏差、简化传达后极易失真。另一方面，民意上达受层级过滤与路径阻隔的双重影响：村民的诉求需经村“两委”、乡镇干部两层转达，过程中往往因怕麻烦、怕担责被选择性上报，“上情下达不畅、下情上报不实”的信息断层问题极为突出。

2.治理主体活力不足，内生动力匮乏

作为劳务输出大县，衡南县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部分村庄（如丹水村）外出人口占比近50%，留守群体以老人、妇女为主。这一人口结构直接导致治理主体能力缺位：留守老人多因体力、精力有限，难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等事务；留守妇女虽关注子女教育、家庭生计，但受限于信息获取渠道与表达能力，往往在村务决策中“沉默”。更关键的是，村级传统议事载体流于形式，普遍采用“干部讲、群众听”的单向灌输模式。这种被动接受决策的体验，进一步削弱了村民的参与意愿，形成“干部急得团团转，村民在旁边看笑话”的治理僵局，乡村内生动力严重匮乏。

3.治理资源条块分割，整合效率低下

衡南县治理资源整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政府部门资源条线化分配导致协同不足。水利、农业、交通等部门的项目资金各自独立，缺乏需求导向的系统整合，部分项目沦为形象工程。二是社会力量参与短期化、零散化。企业、社会组织的帮扶多为一次性捐赠或临时服务，缺乏与乡村发展的长期绑定。资源分配的碎片化与使用的低效化，使乡村治理始终面临缺钱、缺项目、缺持续支持的困境。

4.矛盾化解被动滞后，干群关系紧张

在衡南县这一传统农业大县，治理矛盾化解长期陷入事后调解且认同度低的被动困境，较典型的案例包括宅基地边界争议、土地流转租金分歧等纠纷。传统行政调解多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简单化处理方式，既未设置村民协商环节让利益相关方充分表达诉求、参与决策，也未考量乡村熟人社会中宗族家训、邻里人情等乡土伦理，导致调解结果缺乏群众认同基础。

这些治理“梗阻”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恶性循环：信息断层加剧干群隔阂，主体缺位导致资源浪费，资源分散削弱矛盾化解能力，矛盾积压进一步降低村民参与意愿。破解这一困境，需要一套能够打通治理链条、激活主体活力、整合资源力量、化解矛盾于基层的创新机制——“屋场会”由此应运而生。

（二）今日嬗变：“屋场会”引领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2018年，衡南县委、县政府在系统调研基层治理困境后，明确“以乡土单元破题、以协商民主赋能”的思路，率先在铁丝塘镇、泉溪镇试点“屋场恳谈会”制度。这一制度以“屋场”为载体，将村民聚合在庭院、祠堂、田间等熟悉的生活场景中，通过拉家常式协商打破干群隔阂，重构基层治理互动逻辑。经过6年实践，衡南县实现了治理效能的全方位跃升。

1.政策精准触达，从形式宣传到实质沟通

屋场会彻底改变了“贴标语、发传单”的传统政策宣传模式，转而采用土话、案例、互动等多种的接地气方式，通过面对面解读、手把手帮办，让政策真正走进村民心里，将抽象政策转化为村民可感知的民生议题。据统计，2020-2024年，衡南县累计通过屋场会开展政策宣传1.2万场次，覆盖村民超80万人次；村民政策知晓率从2018年的52%提升至2024年的91%，惠民政策落地效率提升60%。

2.产业协同发展，从零散种植到合作经营

“单打独斗难成事，抱团发展才有奔头”，这是衡南县通过屋场会达成的共识。2021年，三塘镇大广村通过屋场会，召集32户村民成立“大广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由村两委牵头对接外地收购商，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合作社成立之初，有村民担心销路不好，村支书在屋场会上承诺先找销路再种地，并带领党员代表赴长沙、广州考察市场，签订收购协议。2023年，合作社种植的辣椒、茄子亩产收益达3000元，较散户种植增收1500元。截至2024年，衡南县通过屋场会推动成立专业合作社213个，带动8600余户村民增收，村集体年均增收5万—10万元。针对村民想致富缺技术的问题，衡南县将技能培训搬进屋场会，邀请农业技术专家、致富带头人现场教学。冠市镇黄竹村邀请返乡创业青年，在屋场会上分享直播带货技巧，帮助村民销售土蜂蜜、腊肉等农产品。2022-2024年，衡南县通过屋场会开展技能培训480余场次，培训村民2.3万人次，其中1200余人通过掌握技能实现就近就业或创业。

3.矛盾源头化解，从事后调处到事前协商

屋场会打破传统调解的场景局限，将矛盾化解从“村委会办公室”的行政空间，转移到村民庭院、宗族祠堂、田间地头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家门口”场景，既延续了乡村熟人社会的情感联结，又让调解过程深度融入乡土伦理与群众参与。比如黄金托祠堂召开的矛盾调解会，通过悬挂家训牌匾、邀请乡贤结合“和为贵”的乡土伦理劝和，让邻里纠纷在文化认同中化解；丹水村某宅基地争议调解会，直接设在争议双方的中间庭院，村民代表、亲属全程参与发言，最终达成的共识更贴合村民诉求。这种“群众事群众议”的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调解“干部说了算”的单向逻辑。2023年衡南县共召开屋场会3800余场次，涵盖宅基地争议、土地流转分歧、邻里矛盾等各类问题，问题解决率达98%，村民满意度达95%，不仅有效减少了矛盾升级为信访的情况，更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屋场、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的基层自治目标，修复了干群信任，夯实了乡村和谐根基。

4.数字融合赋能，从线下议事到线上互动

2022年，衡南县针对“外出务工村民无法参会、行动不便老人难以到场”的问题，联合本地科技企业开发“屋场恳谈数字平台”，推动治理场景向线上线下融合升级。衡南屋场会线上设置视频会议、议题征集、意见留言等环节。外出务工村民通过手机，可提前查看屋场会议题，报名参加线上视频会议。无法实时参会的，可留言发表看法，村干部会在会上逐一回应。会前，村干部在平台发布会议通知、议题清单。会中，通过平台实时记录村民发言、达成的共识。会后，村民可通过平台查询会议结果、监督共识落实进度。衡南还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屋场恳谈”模式，使其具备数据分析功能，可自动统计高频议题、村民关注热点，为县级决策提供参考。衡南县通过分析屋场会数据，能够让治理更精准、服务更贴心。

衡南县以“屋场”这一最小治理单元为支点，用协商民主的杠杆撬动了乡村治理的整体变革，走出了一条符合农业大县实际的治理现代化路径。

二、衡南县屋场会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

衡南屋场会的治理效能，源于其围绕精准协商、平等参与、网络构建、信任培育、价值转化形成的系统性实践。通过分层架构、多元机制与技术赋能，屋场会不仅破解了传统治理的痛点，更构建起问题导向、机制保障、效能落地的完整治理链条。

（一）构建三级联动组织架构，精准锚定协商“靶心”

协商的精准性源于清晰的责任传导与全覆盖的组织网络。衡南县通过构建“县委、乡镇、屋场”三级治理架构，将县级统筹的政策优势、乡镇落实的执行能力与屋场落地的民意基础深度融合，让协商始终聚焦群众真实需求与核心问题。

衡南县明确了三级主体责任分工。在县级层面，县委书记担任屋场恳谈联席会议总召集人，以《屋场恳谈联席会议制度》为抓手，要求县级领导每月至少参与1次屋场会，直接下沉一线推动天然气价格调整、农贸市场改造等32项县级重点民生问题解决。

在乡镇层面，承担政策落地中间枢纽职责，通过每月抽查屋场会记录、核查议题聚焦度与共识落实率，对问题突出的村庄派驻指导组，2023年更通过党政联席会议专业评估，否决127项超出村级能力的问题上报，避免资源错配。

在屋场层面，创新“屋场恳谈会+代表小组活动”模式，将驻县各级人大代表按“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兴趣相同、人数相当”原则，编成490个代表小组，构建由代表、屋场、群众组成的网格化治理单元。依托人大代表熟悉乡土、贴近群众的优势，屋场会既成为收集民意的“主窗口”，也成为代表向选民述职的“主阵地”。截至目前，县人大常委会已组织相关活动4114场次，收集意见建议2517个，推动解决问题2172个，既密切代表与群众的联系，更实现协商议题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

（二）完善全维保障平等参与机制，注入协商民生温度

平等是基层协商民主的核心。衡南县通过完善制度机制，消除不同群体的参与门槛与心理隔阂，让留守老人、低收入家庭、外出务工者等各类群体均能平等发声，使协商过程充满民生温度。

1.以主体共融，夯实平等参与根基

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是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合作行为，需依托社会各类行动者的互动实现效能；王浦劬亦强调，中国社会治理需以人民为中心，激发多元主体积极性。衡南县据此创新屋场党建模式：将党小组建在屋场上，实施党员联户制度，通过支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激活治理活力，目前已创建各类屋场党小组2053个。每次屋场会均涵盖村民、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技术专家等主体，且无固定发言顺序；针对老年人、低文化群体不熟悉官方话语的问题，采用方言议事及通俗解读的模式，用农家话讲政策、用身边事举例子；对低收入家庭、留守妇女等“沉默群体”，会前通过干部与党员联户走访邀约参会、提前了解诉求；对外出务工村民、行动不便老人，开通线上参与渠道，或由亲属、村干部代为发声，确保相关者必参与、特殊群体不遗漏。

2.以场景创新，拓展协商参与边界

在协商空间划分上，衡南县严格遵循“10-30户聚居、步行5分钟可达”的标准，确保协商场域在村民日常活动半径内，既延续乡村邻里相近的居住传统，又避免因范围过大导致参与不便。在场景选择上，刻意避开村委会办公室等带有行政疏离感的空间，优先选用村民熟悉的生活场景：以村民庭院为会场，石桌凳、老槐树等日常元素让协商如同邻里拉家常，消解群众的心理抵触；以宗族祠堂为载体，如黄金托祠堂，通过悬挂家训牌匾、设置乡贤榜，将协商过程与乡土传统文化结合，强化村民文化认同与参与意愿；以田间地头为平台，针对耕地流转、种植规划等与土地直接相关的议题，让村民直观结合土壤条件、灌溉情况提建议，确保意见贴合实际生产需求。

3.以制度保障，强化协商实效落地

为确保平等参与不流于形式，衡南县构建“前置研判、过程管控、结果反馈”全流程保障机制。一是前置研判过滤。建立“村级初筛、乡镇研判、县级统筹”三级问题过滤机制，制定《屋场恳谈会问题分级分类处置办法》，村级先对议题做可行性分析，乡镇通过党政联席会议做专业评估，县级构建“问题库、项目库、政策库”三库联动，将共性问题转化为普惠政策。二是过程管控督办。实施“三色督办”制度，将问题按紧急程度与难度分级：绿色问题（如路灯维修、垃圾清理）由村级负责24小时内办结，黄色问题（如灌溉管道改造、文化设施补充）由乡镇指导村级7个工作日内反馈进展，红色问题（如道路修建、跨村水利项目）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包案制，需多部门协调的问题由县联席办专题交办，明确“7天报方案、1月通报进度、3月反馈结果”。三是结果反馈评价。构建群众评议与组织考核双重体系，能现场解决的问题当场回应，复杂问题分层交办后定期公示进度；将屋场会成效纳入乡镇绩效考核，权重占15%，连续两年考核末位的乡镇主要负责人被诫勉谈话，倒逼乡镇创新优化，如部分乡镇推出“屋场会+数字平台”直播模式，让村民实时监督协商过程。

4.以数字赋能，提升平等参与效能

政治效能感包含“认为自己可影响政府”的内在效能感与“相信政府会回应”的外在效能感，学界已证实外在效能感能显著提升村民参与意愿。衡南县通过技术嵌入强化这一效能：开发“屋场恳谈会数字管理平台”，集成问题上报、进度查询、效果评价等功能，村民可随时追溯协商过程；针对外出务工人口占比达1/5的三塘镇大广村，采用“人工智能+屋场恳谈”视频直播模式，外出村民可实时观看会议、在线发言，会后还可通过平台回看录播；系统整合云计算技术，将协商结果、落实进度同步推送至村民手机APP，方便群众监督评价，大幅提升民主协商的透明度与结果分析效率。

（三）推动多元协同社会网络重构，夯实社会资本载体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载体，其密度与包容性直接决定社会资本的规模与质量。衡南县通过打破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壁垒、重构协作关系，将传统乡村中碎片化的治理主体整合为多层次、高密度的协同网络，为社会资本积累筑牢基础。

一方面，推动多元主体从碎片化互动到网络化联结的关系重构。在传统乡村治理中，村干部、乡贤、普通村民多为点对点的零散互动，呈现干部孤立决策、乡贤游离在外、群众被动接受的格局。屋场会通过设置村民议事席、明确多元主体角色分工，将村干部、村民、乡贤、技术专家、乡镇干部等纳入同一议事场域，形成涵盖血缘地缘联结型资本、跨身份桥接型资本、乡镇干部链接型资本的高密度社会网络。如相市乡直壁村在屋场会中专门设置“村民议事席”，规定普通村民发言占比不低于60%，避免乡贤或干部主导协商过程，通过村民提议、专家指导、干部协调的协作模式，推动该村闲置耕地流转成立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激活乡村潜在的人力、土地资源，让村民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另一方面，实现组织从单次议事互动到持续合作联动的网络固化。屋场会明确多元主体的常态化角色。村干部承担会议组织、资源协调职责，村民是议题提议者与决策参与者，乡贤、老党员发挥矛盾调解、文化引导作用，乡镇干部负责政策解读与跨部门协调；同时推动屋场会与村民小组、专业合作社、屋场党小组等现有组织联动，将会上达成的共识通过组织网络转化为具体行动，实现会上议事、会下干事的有效协同。正如孙柏瑛、邓顺平所言，基层党建需为多元主体提供发挥空间，通过优势互补提升治理能力。例如三塘镇大广村通过屋场会达成成立果蔬合作社的共识后，屋场党小组负责动员村民入社，合作社负责技术培训与生产组织，村“两委”负责对接外地收购商，乡镇农业部门提供种苗支持，使临时议事形成的合作意向，转化为“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强化了社会网络的韧性与可持续性。

（四）深化场景赋能信任规范培育，激发治理主体活力

社会资本的内核在于信任关系与共识性规范，二者是乡村治理内生动力的核心来源。衡南县通过场景营造、情感动员、程序保障，培育村民间的互信关系，生成符合乡土实际的议事规范，为乡村治理注入内生动力。

社会治理需以人为本，让治理主体在参与中获得获得感与幸福感。衡南县以此为导向，从四方面培育信任与规范：（1）在场景营造上，选择屋场、禾坪、庭院等村民熟悉的生活空间召开会议，打破村委会办公室等行政场景的疏离感，围坐交流的轻松氛围让村民更易放下戒备，基于乡情、人情达成意见妥协；（2）在情感动员上，善用本乡本土的叙事方式，讨论议题时既讲政策利益，更融入乡土情感，以情感共鸣拉近治理主体间的距离；（3）在程序规范上，通过反复协商形成村民普遍认可的议事规矩，如“发言不打断、分歧不人身攻击、少数服从多数但尊重不同意见”，程序的公平透明让村民即便个人意见未被采纳，也能认可协商结果的合法性；（4）在公共理性塑造上，通过长期协商引导村民兼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短期需求与长远发展，逐步形成共同价值认知。

（五）构建“责任监督”价值转化机制，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社会资本的最终价值在于转化为具体治理实效。衡南县通过构建责任监督机制，将积累的信任关系、共识规范、协同网络转化为基础设施改善、产业发展、矛盾化解等治理成果。

在责任机制构建上，建立“谁提议、谁跟进，谁负责、谁反馈”的责任落实制度。一是任务拆解细化，将屋场会议事决议拆解为可执行的具体任务，明确“做什么、谁来做、何时完成、如何评估”；二是责任人格化分配，采用自愿认领与集体商议相结合的方式分配任务，如灌溉山塘清淤任务，由村民主动认领清淤段面，老党员负责质量监督，确保责任落实到个人；三是闭环反馈复盘，将“复盘上一次决议落实情况”作为每次屋场会的首个议程，完成效果好的主体在会上受表扬，未按时完成的需向村民说明原因并制定整改方案，形成“议事、决策、执行、反馈、再议事”的持续改进闭环。近三年，衡南屋场会议事决议的落实率从75%提升至94%，社会资本转化为治理行动的效率显著提升。

在监督机制完善上，以全流程透明化保障社会资本转化实效。对涉及资金使用的项目，定期在屋场会公开账目明细，并接受村民现场质询；依托“屋场恳谈会数字管理平台”，将议题落实进度、资金使用情况、整改方案等信息实时公示，村民可随时登录平台查询、评价，如外出务工村民可通过平台查看合作社分红明细，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规范的刚性约束与信任的情感支撑共同作用，确保监督机制有效运转，最终实现社会资本向乡村治理效能的转化。

三、屋场会赋能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

衡南屋场会历经多年探索，逐步形成制度规范、群众参与、资源聚合的成熟模式，不仅为本地乡村治理注入内生动力，更在实践中沉淀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经验。这些经验既扎根于衡南乡村的实际需求，又契合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其本质是通过重构干群互动逻辑、激活多元治理主体、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以最小治理成本撬动最大治理效能”。

（一）锚定制度刚性，筑牢长效运转根基

制度是屋场会从零散实践走向规范长效的核心支撑。若缺乏清晰的规则约束，屋场会易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形式化困境。因此，需通过构建全流程、多层次的制度体系，为屋场会筑牢运行根基，确保治理效能持续释放。

1.标准化运行，明确会流程让议事有章可循

制定统一规范的流程指南，明确会前筹备、会中组织、会后落实的全环节要求。会前需提前3天通过村广播、微信群等多渠道公示议题，聚焦基础设施、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核心方向，确保参会人员兼具代表性与广泛性；会中设置专职主持人，把控1.5-2小时的会议时长，引导村民有序发言、聚焦主题，避免讨论跑题；会后及时整理会议记录，形成问题清单和解决方案，为后续落实提供清晰依据。

2.闭环化落实，确保定期反馈让事事有始有终

建立闭环式跟踪反馈机制，对屋场会收集的问题实行台账式管理。设立专门工作台账，明确每个问题的责任主体、解决时限与进度要求；建立定期反馈制度，责任主体需通过“下次屋场会现场汇报、村务公开栏张贴公告、微信群推送信息”等方式，向村民同步进展，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避免问题石沉大海。

3.考核化约束，村民评价倒逼让干部真抓实做

优化导向性考核评价体系，将屋场会成效与干部绩效深度绑定。提高屋场会在村干部、相关部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考核指标从数量导向转向实效导向，重点关注会议质量、问题解决率、村民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收集村民评价，作为考核核心依据；对工作突出者予以表彰，对敷衍了事、落实不力者严肃问责，倒逼各方主动投入屋场会建设。

在制度构建中，需统筹行政制度、道德体系、自治制度，形成标准统一、内容详实、职责明确、目标一致的基层治理框架，尤其要强化党对基层治理的引领作用，依托多方参与、整体推进、系统运行模式，打造权责统一、简约高效、成效显著的社会治理体制。

（二）激活群众主体，释放内生动力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以村民为中心，屋场会的活力源于村民的深度参与。若村民仅作为旁观者被动接受决策，屋场会将失去治理价值。因此，需从意识引导、渠道拓展、能力培育三方面发力，让村民从不愿参与、不会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和有效参与，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

1.加强沉浸式宣传，让村民“愿参与”

主要是用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让村民直观感受屋场会的价值，激发村民参与热情。制作屋场会宣传视频、编写通俗手册，在村文化广场循环播放屋场会解决矛盾、推动发展的真实案例；开展屋场会成果展示活动，让村民直观感受自身参与对乡村的改变，树立“自己的村庄自己建”的主体意识，主动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2.拓展多元化渠道，让村民“能参与”

打破时空限制与身份限制，构建无边界参与空间，保障全民参与权。一是线下渠道，保留庭院、祠堂、田间等乡土场景，同时在村文化室设置屋场会意见箱，村民可随时投递书面意见；二是线上渠道，通过屋场恳谈数字平台、村民微信群，村民可24小时提交议题、留言建议；对外出务工村民，建立务工人员屋场会微信群，提前收集他们的诉求，由代表在会上转达；三是特殊渠道，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由村干部或党员上门代参会、代发言；对低文化群体，提供口头留言服务，由记录员整理成文字，确保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发声、都有权利。

3.开展针对性培训，让村民“会参与”

分层分类开展议事能力培训，帮助村民清晰表达观点、理性参与讨论、有效提出建议。对年龄较大的党员采取一对一帮扶，精准解决其参与短板；对年轻党员开展集体培训，通过辩论探讨屋场会理论、案例，提升基层实践能力；面向全体村民定期举办议事能力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优秀村干部通过案例分析、模拟议事，传授如何清晰表达观点、如何理性参与讨论、如何提出合理建议等相关知识与技巧，并鼓励村民在村庄事务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

（三）统筹多元资源，凝聚协同合力

乡村治理是系统工程，单一主体、分散资源难以应对复杂需求。衡南屋场会的实践表明，只有打破部门壁垒、社会力量壁垒，统筹政府、社会、市场资源，才能实现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

1.政府跨部门联动，实现资源有机整合

建立县委牵头、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1）明确部门职责。县委设立屋场会资源协调办公室，明确各部门在屋场会中的角色——交通部门负责道路建设、水利部门负责灌溉设施、农业农村局负责产业指导、商务局负责销售对接、民政局负责社会组织联动。（2）定期协调会议。每月召开部门协调会，通报屋场会反映的跨部门问题，明确责任部门与完成时限。（3）资源整合投放。将各部门的涉农资金、项目向屋场会确定的重点项目倾斜，避免分散投放、重复建设。

2.引导社会力量嵌入，有效提升治理活力

吸引企业、社会组织、乡贤等社会力量参与屋场会，补充政府资源不足。主要包括：引导企业通过投资兴业、技术支持、订单农业等方式参与乡村发展；鼓励社会组织发挥专业优势，提供志愿服务、技术培训、文化活动支持；邀请乡贤担任屋场会调解员、顾问等，利用其威信与资源化解矛盾、出谋划策。

3.财政持续保障，保障机制高效运转

设立专项经费，确保屋场会有钱办、能持续。县财政设立屋场会专项经费，覆盖会议组织、问题解决、设施建设等开支；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向屋场会确定的重点项目倾斜；合理调配物资资源，为屋场会配备必要的会议设备、宣传资料，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避免因缺资金、缺物资影响治理实效。

（四）转化社会资本，实现治理长效

社会资本（信任、规范、网络）是乡村治理的隐形基石。衡南县通过屋场会，将乡土社会中的潜在社会资本转化为现实治理效能，构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

1.信任重塑：从干群隔阂到干群互信

屋场会通过近距离沟通、实打实办事，重建干群信任。一是干部下沉听民意。县级领导、乡镇干部每月参与屋场会，与村民面对面交流，消除干群之间的距离感。二是承诺兑现赢信任。对屋场会确定的事项，干部坚决落实，不打空头支票。三是公开透明增信任。屋场会全程公开，议题、讨论、结果、资金使用均公示，避免暗箱操作。

2.规范生成：从行政强制到自治共识

传统乡村规范多由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如“一刀切”的村规民约，村民缺乏认同导致执行难；而屋场会通过反复协商、自主约定，最终形成村民普遍认可的议事规则、行为准则与道德共识，实现规范生成逻辑的根本转变。在议事规范层面，并非预设统一条款，而是在一次次屋场会的矛盾调解、议题讨论中逐步沉淀中形成，如针对过去“发言抢话、意见对立”的问题，村民共同商议出“发言不打断、意见不攻击、少数服从多数且尊重少数人表达权、分歧不结怨”的基本规则。在行为准则层面，围绕村民最关心的红白喜事简办、垃圾分类、邻里互助、耕地保护等日常议题，通过屋场会逐条讨论、细化标准，将共识转化为可落地的村规民约。在道德引导层面，屋场会深度结合乡土社会的宗族家训、村史文化，让抽象美德转化为具象的行为指引。

3.网络构建：从原子化个体到网状共同体

传统乡村治理中，村民多以单打独斗的原子化状态存在，村干部、乡贤、专家等主体也缺乏有效联结，治理力量分散如一盘散沙；而屋场会通过搭建主体联动、组织协同、情感联结的三维网络，将碎片化治理要素拧成一股绳，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在主体网络层面，屋场会打破身份壁垒，明确村干部（组织者）、村民（提议者）、乡贤（调解员）、专家（顾问）、代表（监督者）的多元角色分工，形成各尽其责、相互补位的协作体系。在组织网络层面，屋场会并非孤立议事平台，而是主动嵌入村“两委”、专业合作社、屋场党小组、社会组织等现有组织体系，构建议事、落实、反馈的闭环。在情感网络层面，屋场会选择村民庭院、宗族祠堂等充满乡土记忆的场景，用拉家常的方式唤醒邻里情感，让陌生化的村民重新变回熟人伙伴。

衡南县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现代化并非脱离乡土的照搬照抄，而是扎根传统、创新机制、贴合民心的本土化探索。以屋场会为代表的基层创新，既传承了乡土社会邻里协商的文化基因，又融入了现代治理民主、高效、精准的理念，为实现乡村振兴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层支撑。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胡扬名，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城乡治理。姚璐，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公共治理。来源：陈文胜、向玉乔主编《乡村振兴蓝皮书：湖南乡村振兴报告（20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第116～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