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苏雪林正在海外研究屈原,突然收到一封家书:丈夫张宝龄去世了。
她拿着信纸,手还是止不住发抖。
彼时,她和丈夫已经分居三十多年了,可两人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却不到三年。
就这样,两人一直没有离婚,算起来,也算是名义上的夫妻。
这期间,他们都没有读懂彼此,可直到他走了,她才第一次看懂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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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婚姻,早在1912年就定下了。那年,苏雪林才16岁,被祖父许配给了张宝龄。
张宝龄是上海商人张余三的二儿子,跟苏雪林还是很般配的。
说起来,张宝龄能够有今后的成就,也跟苏雪林有一定关系。
苏雪林从小读书写诗,才气外露。张父欣赏她的文采,不惜重金供儿子读书,就为了“配得上”这位未来儿媳。
张宝龄也没辜负期望,先读圣约翰大学,后来又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造船,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理工高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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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也在这儿埋下了:一个满脑子诗词浪漫的文学少女,一个只讲逻辑数据的工科男,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硬被家族绑在了一起。
苏雪林从一开始就抵触这段包办婚姻。她拼命争取自由,想解脱,为此考进北京女高师,又跑去法国留学。婚期也一拖再拖,甚至写信求父亲退婚。
但母亲病重,家族压力大,她最终只能认命。
在法国那几年,两人只通了三封信。苏雪林期待情感交流,张宝龄却是一个无趣的人,根本不会说些温情的话,字字客套,开口闭口都称呼她“女士”。
她有些看不下去了。她故意写了一篇反天主教的文章试探,对方只回一句:“无所谓,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
这次试探,让她更加失望了。她始终不明白:一个人,竟然可以对这样的观点,表达不出一点个人想法。
她不甘心,主动邀他来法国见面,一起去舞会、逛城市,想借此机会,增加了解,培养感情。但结果次次被拒:“不感兴趣”“我不喜欢旅游”。
苏雪林火了,直接跟他断了联系:“你的信一点意思都没有,有些无聊,别再写了。”
这句话,对张宝龄伤害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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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时不知道,张宝龄不是对她冷漠,而是被童年的经历伤得太深。他父母脾气暴躁,动不动打骂孩子。他弟弟受不了压力,竟自杀了。
这种经历,让他对亲密关系充满恐惧。“无所谓”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
1925年,为圆母亲临终心愿,苏雪林回国完婚。两人素未谋面,婚后一同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
起初日子还算平静。他们一起种菜、养鱼,偶尔并肩散步。苏雪林后来在《绿天》里写下这些片段,语气难得温柔。
但差异很快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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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夜,她望着月亮感叹团圆,他却说:“这哪算圆?圆规画的才叫圆。”
看到路边奇花,她刚说“真美”,他立刻接话:“花其实是植物的生殖器官。”
一次次,把她的诗意砸得粉碎。
更让她窒息的是那栋房子。张宝龄用分家的钱,按自己专业设计了一座船形住宅。
他觉得巧妙,她却住得浑身不自在,直言:“在里面待着说不出的难受。”
他想要的是传统妻子:做饭、持家、生孩子。
她却坚持男女平等,连煲汤都拒绝:“我不是你雇的佣人。”
矛盾越积越深。两人开始分房睡,后来干脆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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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去了武汉大学,成为“珞珈三剑客”之一,在文学界站稳脚跟。张宝龄则辗转各地造船厂,一头扎进技术工作。
1949年,苏雪林准备移居香港,写信问他要不要一起走。他回得干脆:“我不愿意。”
从此,两人隔海相望,只剩零星书信维系着那张薄薄的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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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张宝龄病逝,苏雪林才从亲戚口中听到真相:他临终前一直紧攥着一条旧围巾——那是她早年织的。
每次看到,都会默默流泪,喃喃自语:“我不懂浪漫,没能给她想要的爱情。”
这句话,彻底击垮了苏雪林几十年的怨气。
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不是个合格的妻子,实在对不住他。”
她甚至承认,自己能沉下心做学问,或许正因这场孤独的婚姻。若生活顺遂,未必有今日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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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一生都没再婚。苏雪林终身守寡,张宝龄也从未另娶。
他们用行动守住了婚姻的名分,却始终没走进彼此的内心。
后来,苏雪林成为研究楚辞的权威学者,著作等身。张宝龄则在中国早期船舶工业中默默耕耘。
各自在专业领域发光,却没能共享人生烟火。
今天回头看,最让人唏嘘的不是不爱,而是明明有机会靠近,却因为固执、误解和时代的局限,生生错过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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