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周作人年谱》、《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知堂回想录》等史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7月的上海，正值酷暑。梧桐叶片在闷热的空气中一动不动，整个城市仿佛被蒸笼罩住。
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的一间亭子间里，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在昏黄的灯光下伏案写信。
汗水不断从他的额头滴下，打湿了桌上的宣纸，但他丝毫没有停笔的意思。
这个人就是周作人，鲁迅的亲弟弟。曾经的五四先锋，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如今却背负着"文化汉奸"的骂名。
几个月前，他刚刚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现在寄人篱下，住在学生尤炳圻家的阁楼上。
新中国刚刚成立，到处都在清算历史旧账。像他这样的人，前途未卜。
这封近6000字的长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已经是第三稿了。
经过反复思考，周作人决定给新政权写一封信，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
信写好了，但他的手却在颤抖，不知道这封信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这封信最终到了伟人的案头，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位新中国的领袖看完信后，只说了一句话，就彻底改变了周作人的后半生。
【一】从文化巨匠到历史罪人
周作人，原名周櫆寿，1885年1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
作为鲁迅的胞弟，他同样才华出众，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幼年时期，兄弟俩一起在绍兴著名的三味书屋接受传统教育，这段求学经历后来被鲁迅写进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
1901年，16岁的周作人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离开家乡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学习。
在这里度过了6年时光，专业科目都用英文教材，为他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英文基础。
1906年，他考取官费生，与哥哥鲁迅一起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先后就读于日本政法大学和东京立教大学，专攻希腊文。
这段经历让他掌握了古希腊语，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希腊文专家。
留学期间，他与许多日本学者建立了深厚友谊，也正是在这时，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日本女子羽太信子。
1909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次年携妻回国。
回国后的周作人先在浙江第五中学任教，1917年应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主讲欧洲文学史。
当时的北京大学正值蔡元培主政的黄金时期，周作人很快成为校园里备受瞩目的学者。
周作人的文笔温和细腻，与鲁迅的犀利形成鲜明对比，时人称"鲁迅如投枪，作人如清茶"。
他精通日文、英文和古希腊文，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伊索寓言》、《古事记》等经典。
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人的文学"，倡导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鲁迅并称为现代散文的双子星座。
兄弟俩最初感情深厚，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作战。
1917年，周作人搬到鲁迅在八道湾11号的家中同住，这座四合院是鲁迅用稿费购买的，花了几千块大洋。
在这个院子里，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周作人也写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章。
可是好景不长。
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突然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这封莫名其妙的信让鲁迅大为震惊，从此兄弟俩形同陌路。
外界对决裂原因议论纷纷，普遍认为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有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北京大学决定南迁，校长蒋梦麟委托周作人、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四名教授留守北平，看护校产。
当时很多朋友劝周作人南下，但他选择了留在北平。这个看似平常的决定，却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留在沦陷区的周作人，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
日本人很快盯上了这位知名学者，多次派人拉拢他出任伪职。
起初，周作人还能保持气节，拒绝与侵略者合作。但随着时间推移，压力越来越大。
1939年1月1日，一件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周作人的心态。
这天，一个自称是他学生的年轻人突然闯进八道湾11号，掏出手枪向周作人开火。
子弹击中他胸前的铜扣，周作人虽然只受了轻伤，但精神上受到极大冲击。
这次行刺事件的真相至今扑朔迷离，周作人坚持认为是日本人的阴谋，意在威胁他就范。
事件发生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中"保护"，实际上是加强控制。
在这种环境下，周作人的抵抗意志逐渐瓦解。
1940年12月19日，汪伪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上任，从此彻底沦为"文化汉奸"。
【二】汉奸生涯与内心煎熬
出任伪职后的周作人，表面上春风得意，实际上内心痛苦不堪。
他深知自己背叛了民族大义，也辜负了无数学生和朋友的期望。但木已成舟，他只能硬着头皮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在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期间，周作人主要负责沦陷区的文教工作。
日本人希望通过他的影响力，在华北地区推行奴化教育。
周作人虽然身不由己，但在具体工作中还是尽量减少对中国文化的损害。
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东亚文化会议。
在这次访问中，他做了两件让国人愤慨的事：一是参拜了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二是到日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日军官兵，还为他们捐款。
这些行为彻底坐实了他"汉奸"的恶名。
但是，周作人并非完全与抗日力量断绝关系。
在担任伪职期间，他曾暗中帮助一些抗日人士。
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时，周作人给予了帮助，临别时还嘱咐："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润之，请你对他带好。"这说明他与伟人早年就有过交往。
此外，周作人还曾帮助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
李大钊的另一个女儿炎华，她的丈夫侯辅庭就是中共党员，靠着周作人才在沦陷后的北大找到工作。
这些事实说明，虽然周作人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着一定的民族感情。
在伪职期间，周作人还兼任了多个职务：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3月29日任《艺文杂志》总编辑，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等。
这些职务让他深深卷入了日伪政权的文化宣传体系。
在内心深处，周作人对自己的处境极其痛苦。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是在"苦住"，每天如坐针毡。
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叫"苦住庵主"，暗示自己的内心煎熬。
他明知自己在做错事，但已经骑虎难下，只能在痛苦中坚持下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但对周作人来说，却是审判日的到来。他知道，作为汉奸，自己必须为这些年的行为付出代价。
【三】法庭审判与铁窗岁月
1945年12月6日，北平刚刚下了初雪。
这天傍晚，周作人正在八道湾的书房里品茶读书，突然听到院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开门一看，几个身穿军装的人站在门外，为首的军官出示了逮捕令："周作人，你因汉奸罪被逮捕，跟我们走吧。"
这一刻，周作人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匆忙收拾了几件衣物，向家人告别，然后被押上了军车。
从此，他告别了生活多年的八道湾，开始了长达近四年的囚禁生涯。
周作人首先被关押在北平炮局监狱，1946年5月用飞机转押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6年6月12日和13日，在首都地方法院守所，检察官王文俊对周作人进行了两次详细讯问。
面对检察官的质问，周作人显得十分疲惫，但仍然试图为自己辩护。
6月17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正式起诉周作人。起诉书列举了他的多项罪状：任伪职期间遵照日本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编修伪教科书；协助敌人调查华北资源；参拜靖国神社；鼓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等等。
在法庭上，周作人进行了最后的申辩。他说自己留在北平并非想当汉奸，而是受校长蒋梦麟之托看护北大校产。
他还说自己在伪职期间并非真心附逆，而是在尽力保护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辩护理由：自己是在努力将"儒家思想"纳入"大东亚共荣圈"，以同化日本人。
这些辩护显然苍白无力。
1946年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
周作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过重新审理，1947年12月9日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
在老虎桥监狱的日子里，周作人过着规律而单调的生活。
每天早上6点起床，洗漱后回到囚室。上午8点和下午4点各有一顿饭，每餐一饭一汤，虽然简单但还算卫生。每天还有半小时的"放风"时间，可以到院子里走动。
对于这位曾经养尊处优的大学教授来说，监狱生活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
但最难忍受的还是精神上的痛苦。
每当夜深人静时，周作人常常想起与鲁迅的美好时光，想起自己曾经的理想和抱负，内心的悔恨如潮水般涌来。
但周作人并没有在困境中消沉。他在狱中继续读书写作，重新翻译了《希腊的神与英雄》等作品。
这些译稿准备交给正中书局出版，不料在战乱中毁于一场大火。他还写了一些古诗，偶尔给狱内外人士写条幅，算是对文化生活的一种坚持。
在狱中，周作人还结识了一些"同病相怜"的文化人。
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问，交流心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痛苦。
周作人的学识渊博，在狱友中很有威望，经常为大家解答各种文化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内战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1949年1月，南京解放在即，时局动荡不安。
1月22日，代总统李宗仁在国共和谈的氛围中，下令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担保释放。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终于走出了老虎桥监狱的大门。
此时的他已经64岁，头发花白，身体虚弱，但重获自由的喜悦还是让他精神一振。然而，摆在他面前的路依然充满未知和挑战。
【四】上海寄居与命运抉择
出狱时的周作人形容憔悴，与四年前入狱时判若两人。
学生尤炳圻父子早已等候在监狱门外，看到老师这副模样，不禁潸然泪下。
尤炳圻也曾留学日本，在抗战期间同样没能保持气节，但战后侥幸没有被当作汉奸处理。
周作人在狱中时，尤炳圻经常给他寄钱寄物，这次专程来接他到上海暂住。
1月27日，周作人在尤氏父子陪同下乘火车前往上海。
那时北平已经解放，但南京、上海仍在国民党控制下，兵荒马乱，京沪之间交通不畅。
据周作人后来回忆，他们到了车站看见有一列火车停着，就挤了过去。车上早已人满为患，都是逃难的人群，周作人是被尤氏父子从车窗硬拉进去的。
上车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让周作人坐下，尤氏父子只能站着。
这趟逃难般的旅程让64岁的周作人真切体验到了颠沛流离的痛苦。
想到自己曾经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如今却要像难民一样逃亡，心中的悲凉可想而知。
到达上海后，周作人住进了尤炳圻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的家中。
这是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房子，周作人住在楼上的亭子间里。
房间不大，只能摆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椅子，与他过去的生活环境相距甚远。
几把
在上海的这段日子里，周作人的心情十分复杂。
一方面，重获自由让他如释重负，可以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气，不用再面对监狱的铁栅栏；另一方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又让他忐忑不安。
新旧政权交替的关键时刻，像他这样的人该何去何从？
1949年3月19日，周作人为友人题画，写下了四首咏物诗：《月季花白头翁》、《牡丹鸡》、《野菊鸡》、《木兰芙蓉鸟》。
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心境迷惘惆怅，思归之情溢于言表。特别是"白头翁"这个意象，似乎暗示着他对自己晚年命运的忧虑。
为了生存，周作人开始从事一些零散的翻译工作。
他翻译了一些英文和希腊文作品，但稿费微薄，生活相当清苦。好在尤炳圻一家对他照顾周到，不仅提供食宿，还在经济上给予资助。
在上海期间，一些老友和学生纷纷来看望周作人。
胡适当时也在上海，曾托人劝说周作人离开大陆。
当时胡适正准备赴美，建议周作人也离开中国，到海外避避风头。
但周作人拒绝了，他反而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此外，他还曾通过尤炳圻联系在台湾的学生洪炎秋，表示有意到台湾，但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行。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周作人逐渐意识到大势已定。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上海解放。看到新政权的政策和作风，周作人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
6月，周作人得知北平已经改名为北京，新政府正在大力进行建设。
他开始思考如何与新政权建立联系，如何为自己争取一个相对安全的未来。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主动向新政权表态，争取宽大处理。
7月初，周作人开始起草给新政权的信件。这封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前后修改了多次。
他要在承认错误与为自己辩护之间找到平衡，既要表现出悔改的诚意，又要说明自己还有利用价值。
最终，他决定把信写给周恩来，因为他觉得写给最高领袖可能唐突，而周恩来作为总理比较合适。
7月4日，周作人终于完成了这封长达近6000字的信。
信末他写道："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写完这封信，周作人的心情更加忐忑不安，他不知道这封信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