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刘亚楼传》人民出版社、《百战将星:刘亚楼》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共和国将帅授衔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五五年授衔内幕》时代文艺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相关党史文献及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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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傍晚,北京中南海。
刚刚结束授衔仪式的刘亚楼回到空军司令部的办公室。秘书将一份红头文件轻轻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文件上赫然写着:授予刘亚楼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并颁发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房间里静得出奇,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45岁的刘亚楼坐在椅子上,目光落在那份文件上。上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是大将,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是大将。同样都是军种司令员,为何偏偏他这个空军司令员是上将。
窗外的天色渐暗,中南海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刘亚楼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远处的灯火闪烁,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新时代中焕发生机。
他的思绪,却飞回到了遥远的莫斯科,飞回到了那些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度过的岁月。
夜色越来越浓。刘亚楼转身走回办公桌,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已经有些发黄的笔记本。那是他在苏联学习时的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军事理论和战术要点。
翻到最后几页,有一段用中文写下的话,那是当年某位教员说过的内容,他特意记录了下来。
静静看了许久,刘亚楼合上笔记本,目光变得坚定起来。他走向办公桌旁的电话机,手指在拨号盘上缓缓转动。
随着最后一个号码拨出,电话那头传来了嘟嘟的等待音。然而,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刘亚楼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十六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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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闽西山区走出的红军将领
1910年4月8日,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湘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迎来了一个男婴。这个孩子原名刘兴昌,出生第二天,母亲曹秀孜便因产后感染去世。
父亲刘克芳靠上山砍柴为生,根本无力抚养婴儿。无奈之下,他将孩子过继给同姓好友刘德香,改名刘振东。
养父刘德香虽然家境同样贫寒,但他看出这个孩子天资聪颖。
1919年,刘德香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宁可让自己的亲生孩子辍学,也要节衣缩食把刘振东送去读私塾。这个决定,改变了刘振东的一生。
刘振东没有辜负养父的期望。在私塾里,他刻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26年,16岁的刘振东考入长汀省立第七中学。
这在当时的闽西山区,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那个年代,能读到中学的农家子弟凤毛麟角。
可惜好景不长。家庭实在无力负担学费,刘振东不得不辍学回乡,在崇德小学当了一名教师。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人——校长刘克模。
这位校长是共产党员,经常给年轻教师们讲述外面世界的变化,讲述革命的道理。刘振东开始接触《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思想逐渐觉醒。
1927年10月,中共武平特别支部成立。刘振东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联络了48名热血青年成立"铁血团",被推举为农民组织"大青年会"的领导人。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些年轻人怀揣着朴素的革命理想,渴望改变命运,改变中国。
1929年5月底,红4军二次入闽的消息传来。刘振东果断参加了武平农民武装暴动,被编入红4军第3纵队第八支队。
从此,这个19岁的闽西青年,踏上了革命的征途。他先是担任班长、排长,因为胆大心细、完成任务出色,战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精灵兵"。
同年8月,经张涤心、李光介绍,刘振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他给自己改名刘亚楼,寓意"跟党永远干革命,更上一层楼"。这个名字,他用了一辈子。
1929年12月,表现突出的刘亚楼被选送到红4军随营学校学习。在那个年代,能进随营学校学习,意味着被组织看重,前途不可限量。
刘亚楼珍惜这个机会,刻苦钻研军事理论,每门课程都拿到优秀。毕业后,他被提拔为连长。
从1930年开始,刘亚楼在红军队伍中快速成长。他先后担任红12军连长、营长兼政治委员,红4军第3纵队第8支队政治委员,第12师第35团政治委员。
每一次职务变动,都伴随着战场上的出色表现。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中的龙冈战斗,刘亚楼率第35团参战。他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将国民党军第18师张辉瓒部诱至龙冈九菜岭下,然后突然发起攻击。
这一仗,全歼敌军9000余人,活捉了师长张辉瓒。龙冈战斗的胜利,成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转折点。
1931年8月11日,第三次反"围剿"中的黄陂战斗,更是让刘亚楼一战成名。当时红军主力要迂回包抄敌人,需要第35团正面阻击,为主力争取时间。
作为第35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带领全团战士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战斗异常惨烈,刘亚楼身负重伤,鲜血染红了军装。
战友们以为他已经牺牲,差点把他装殓。好在军医及时发现他还有微弱的呼吸,经过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正是这样一次次生死考验,锻造了刘亚楼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1932年10月,年仅23岁的刘亚楼被任命为红2师政治委员。从连长到师级干部,他只用了两年多时间。
1933年2月,红军围攻南丰的战斗中,刘亚楼展现出了过人的战略眼光。当时林彪接到中央命令,要不惜代价攻下南丰。
刘亚楼仔细研究敌我态势后,认为硬攻会造成重大伤亡,而且未必能成功。他多次向林彪进言,但林彪迫于中央压力,坚持要打。
刘亚楼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越级报告。他直接找到当时指挥作战的周恩来,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听完后,认真分析了战场形势,最终采纳了刘亚楼的建议,取消了强攻南丰的计划,改打黄陂伏击战。这一仗全歼敌52师,活捉师长李明。
这件事让刘亚楼在红军高层中崭露头角。一个年轻的师政委,敢于越级报告,敢于坚持正确意见,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过人的军事才能。此后,中央领导开始注意这个聪明的年轻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刘亚楼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与师长陈光率部担任前卫。
长征路上,他参加了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进攻遵义、四渡赤水、夺取泸定桥等重大战役战斗。每一场战斗,刘亚楼都冲在最前面。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刘亚楼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到陕北后,又改任红1军团第2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
1936年6月,刘亚楼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在红大,他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视野得到极大拓展。
毕业后,他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1938年1月,升任抗大教育长,协助罗瑞卿组织教学工作。
从战场指挥员到军事教育工作者,这个转变对刘亚楼来说并不容易。
他是个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人,坐在教室里讲课,总觉得施展不开。1938年,他专门找到中央领导,要求到抗日前线作战。
然而,组织上有不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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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深造岁月
1939年,根据中央决定,刘亚楼与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等人一起,从延安出发,经甘肃、新疆,长途跋涉进入苏联,前往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接到这个通知时,刘亚楼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知道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世界顶级军校,能去那里学习是难得的机会。
另一方面,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他更想在抗日战场上杀敌立功。去苏联留学,意味着要离开战场好几年。
但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刘亚楼收拾行装,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征途。
伏龙芝军事学院创办于1918年,位于莫斯科,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并称世界三大军校。
这所学院培养出了朱可夫、崔可夫、马利诺夫斯基等苏联著名统帅,被誉为"红军大脑"。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人中,刘伯承元帅、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都曾在这里学习。
到达莫斯科后,刘亚楼立刻面临第一个巨大挑战:语言关。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授课语言是俄语。刘亚楼是福建人,方言口音很重,学习外语本来就困难。
加上他在国内接受的教育有限,外语基础几乎为零。看着教室里那些用俄语书写的黑板,听着教员们快速的俄语讲解,刘亚楼一开始完全听不懂。
同去的学员中,有些人很快适应了。但刘亚楼进度缓慢,这让他非常焦虑。他知道,如果连语言关都过不了,再好的军事理论也学不到。
转机出现在一次意外的住院经历中。
193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刘亚楼突然腹痛难忍,被紧急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是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手术。
护士用俄语问他手术是否需要麻醉。刘亚楼听不懂,看着护士比划的动作,以为是在问别的事情,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护士以为他选择不要麻醉,记录下来后就推他进了手术室。
手术开始后,刘亚楼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剧烈的疼痛让他全身颤抖,额头上的汗水大滴大滴往下掉。
护士紧紧抓住他的手,想帮他分担一些痛苦。刘亚楼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他想,自己是中国军人,不能在苏联人面前丢脸。
整个手术过程,刘亚楼硬是没有叫出声来。手术结束后,护士看着他被抓得通红的手,竖起了大拇指,用俄语说了一连串赞美的话。刘亚楼虽然听不全懂,但能感受到对方的敬意。
躺在病床上,刘亚楼心里发誓:一定要尽快学会俄语,再也不能因为语言不通吃这样的哑巴亏。
几天后,另一件事情再次刺激了他。那天他躺在病床上看书,枕头太薄,脖子很不舒服。他想让护士再给加一个枕头,但不知道俄语怎么说。
想了想,他叫来护士,先指了指护士,又拍了拍自己的枕头,最后比了个"V"字手势,意思是"你给我两个枕头"。
结果护士脸色一变,气冲冲地转身就走。刘亚楼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她。过了一会儿,护士长来了,也是一脸严肃。
幸好护士长懂一点中文,几经沟通才弄明白,原来那个护士以为刘亚楼在调戏她,让她来陪睡。
这个误会让刘亚楼哭笑不得,同时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不会语言在国外寸步难行。
从那以后,刘亚楼开始玩命学习俄语。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背单词、练发音。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到深夜。
他随身带着小本子,看到什么就记什么,遇到不懂的就问。为了练习发音,他对着镜子一遍遍重复,直到口型标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刘亚楼基本能听懂日常对话。半年后,他已经能够跟上课堂进度。一年后,他的俄语水平在中国学员中名列前茅,甚至能够阅读俄文的军事专著。
语言关过了,专业学习就顺利多了。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课程包括世界战史、战略学、战役学、大兵团联合作战组织指挥、战术运用以及军事工程学等。
这些课程层次高、系统性强,与刘亚楼在国内学到的游击战术完全不同。这里讲授的是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涉及步兵、炮兵、坦克兵、航空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规模动辄几十万人。
刘亚楼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些知识。他在红军时期虽然打过不少仗,但都是师级、团级规模的战斗,战术相对简单。现在学习的这些内容,让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
1939年9月,周恩来因伤到莫斯科治疗,专门看望了中国学员。
听完刘亚楼的学习汇报后,周恩来十分欣慰,鼓励他好好学习,今后把战术理论用到实战上。周恩来的鼓励,让刘亚楼更加坚定了学好本领的决心。
进入第二学年后,刘亚楼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他不光能够掌握课堂内容,还能够超越教员的讲授范围,阅读和涉猎更多的学术专著。
在军事学术讨论中,他对战役战术思想的周密细致表达,常常受到同学们的称赞。在作战推演中,他长于谋略、组织等方面的才智很快显露出来,深得教员的赞赏。
有一次课堂讨论,主题是如果苏德战争爆发,德军会从哪个方向进攻莫斯科。这在1941年春天还是个假设问题,但学院认为这是重要的战略研究课题。
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主流观点认为,德军必定会沿着顿涅茨河流域东进,占领乌克兰的经济作物区,借此切断苏联的经济命脉。
这个判断基于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国时的路线,也符合经济战的逻辑。
刘亚楼在讨论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德军的主攻方向不会是拿破仑的老路。原因很简单:德军的主力是机械化部队,装甲师、坦克集团军需要坚硬的地面行驶。
而顿涅茨河流域土质松软,水网密布,稻田遍地,根本不适合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
刘亚楼指着地图说,白俄罗斯到莫斯科的路线才是最佳选择。这条路线距离最短,沿途地势平坦,土质坚硬,适合德军装甲集团的闪电战。
德国人是务实的,他们不会为了占领经济区而选择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的路线。
这个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当时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听说了这个讨论,专门找到刘亚楼,表示赞同他的判断。刘亚楼的意见通过共产国际传给了苏军高层,但很遗憾,没有被斯大林采纳。
历史证明了刘亚楼的判断是正确的。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对苏联的闪击战,进攻路线正是通过白俄罗斯直扑莫斯科。
德军的装甲部队在平坦的地面上势如破竹,几天内就推进了数百公里。
这个判断让刘亚楼在学院里声名鹊起。教员们开始注意到这个来自中国的学员,不光语言学得好,军事思维也相当敏锐。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入侵苏联的炮声打破了莫斯科的宁静。
刘亚楼和其他中国学员正在学院宿舍休息,突然被紧急集合的哨声惊醒。学院领导宣布,苏德战争爆发,全体学员进入战备状态。
接下来的几个月,战局急转直下。德军势如破竹,苏联红军节节败退。到9月底,德军已经推进到莫斯科外围,首都随时可能陷落。苏联损失惨重,前线急需兵力。
1941年9月底的一天,学院领导召集中国学员开会。会上宣布了一个决定:按照苏军总参谋部的安排,中国学员提前结束学业,编入苏联红军,直接开赴前线参加卫国战争。
刘亚楼的学业被迫中断了。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近三年,原本还有一年就能毕业。现在战争来了,必须立即投入战场。
学院给每个中国学员都授予了苏军军衔。刘亚楼被授予少校军衔,还有一个俄国名字:萨沙。从此,他就是苏联红军少校萨沙,要和数百万苏联军人一起,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入侵。
临出发前,刘亚楼回到宿舍,收拾自己的物品。三年来积累的笔记本摞了厚厚一沓,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军事理论和战术要点。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笔记装进背囊,这是他最宝贵的财富。
在最后一本笔记的空白页上,刘亚楼用中文写下了一段话。
这段话是他在学院学习期间,对某些重要观念的理解和感悟。他想,如果自己能活着回国,一定要把这些理念带回去,用在中国军队的建设上。
1955年9月27日的那个夜晚,当授衔名单摆在面前时,刘亚楼想起的就是这本笔记。他静静地坐了很久,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接通后,刘亚楼沉默了几秒钟。随后,他的声音在夜色中响起。那个声音平静而坚定,没有抱怨,没有不满,只有一种经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
他要说的话,关于军衔,关于价值,关于一个军人真正应该追求的东西。
这通电话的内容,将揭示出一个惊人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