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策论丨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 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绿色动力

核心观点

以数字技术创新实现生态产品科学定价；以金融改革激活生态产品交易市场；以多元激励平衡生态产品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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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风 顾光同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的核心枢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置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突出位置。“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部署“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为新阶段的实践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受制于生态产品外部性复杂、周期漫长、流动性不足等固有属性，价值衡量难、变现路径窄、社会协同弱等问题仍未根本解决。立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以数字技术创新定价机制、以金融改革激活交易市场、以多元激励平衡社会价值，方能破解“两山”转化难题，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为全面绿色转型注入持久动力。

以数字技术创新实现生态产品科学定价

价值评估是生态产品进入市场循环的前提，传统核算方式难以精准捕捉生态产品的多元价值与动态特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全面夯实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基础”，而科学的价值定价体系正是这一基础的核心构成。借助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定价方法，能够实现生态溢价的精准度量，为价值实现提供科学依据。

一是贴现现金流与时空数据融合，锚定生态产品时间价值。生态产品的长期效益性决定了时间价值在其估值中的核心地位，传统核算尚未充分厘清价值与时间维度的内在关联。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虽为估值提供了可行代理变量，但需通过时间维度的延展实现精准测算。依托“人工智能+”行动推进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构建覆盖生态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业务流程与时间节点数据库，为动态估值提供数据支撑。采用适配的社会折现率，对生态产品全周期内的预期现金收支进行贴现计算与加总，结合AI技术模拟气候变化、政策调整等多元情景，能够有效捕捉时间维度上的价值波动，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价值实现奠定基础。

二是“风险—收益”框架重构，量化生态产品价值增益。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难以适配生态产品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性，其价值会随生命周期演进呈现显著动态变化。破解这一难题，需以绿色金融资产开发为纽带，打造生态产品市场定价之锚。借助大数据与数值模拟技术，建立贯穿时间维度的生态“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分阶段识别生态产品面临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政策风险，对应测算各阶段收益水平，动态修正估值结果。这种框架设计既符合“风险与收益匹配”的市场规律，吸引风险偏好型参与者入场，又能培育价值增益意识，通过优化市场参与者结构提升生态产品市场活力。

三是多维度溢价合成，表征生态产品价值差异。绿色溢价是生态产品区别于传统产品的核心价值标识，涵盖市场、期限、技术、政策、流动性等多重维度。通过对比生态产品与传统产品的收益率差异，可初步界定基础溢价水平；运用大语言模型技术深度解析各类风险敞口，精准测算不同维度的专项溢价；采用加权汇总方式形成综合生态溢价，既体现对风险承担的合理补偿，又为政策制定提供清晰观测窗口。这种多维度溢价测度方式，能够有效消解市场对生态产品不确定性的担忧，同时通过溢价变动轨迹指明市场建设的优化方向。

以金融改革激活生态产品交易市场

“十五五”时期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关键在于打通市场路径，而绿色金融正是激活市场活力的核心引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求充分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枢纽作用，通过金融工具创新、机构转型与基建完善，实现生态产品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

一是丰富金融工具箱，增强生态产品市场流动性。生态产品的变现难题本质上是流动性不足问题，需通过多元化金融工具构建风险分散与现金流循环机制。在信贷领域，推行生态产品抵押贷款、生物多样性挂钩贷款等特色产品，发行生态融资票据与绿色资产支持债券，衔接生态产品的长期价值与短期现金流需求；在资本市场，丰富气候指数、生态指数等基础工具，发展碳期货、绿色期权等衍生产品，为市场提供风险对冲渠道；在保险与基金领域，完善生态修复保险、碳汇保险等产品体系，发行生态基金、碳交易所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入场。通过工具箱的系统完善，可构建多层次市场体系，提升生态产品的市场深度与流动性。

二是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强化生态产品服务支撑能力。金融机构作为资金融通的核心枢纽，其绿色转型程度直接决定生态产品交易效率。需推动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机构聚焦重点领域，将服务触角延伸至产业优化升级、能源低碳转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价值高地。加快打造生态银行、专业生态产品交易所等特色载体，建立绿色绩效考核与盈利激励协同机制，树立生态金融服务标杆。借助绿色金融大语言模型与金融智能体技术提升服务效率，健全人才培训机制，同时拓展跨境绿色金融服务，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彰显中国担当。

三是完善基础设施，筑牢生态产品市场运行根基。金融基础设施是生态产品交易体系高效运转的保障，更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支撑。需统筹构建绿色金融清算结算、支付服务与科技支持系统，实现交易流程的数字化与高效化；统一ESG信息披露标准，接轨国际气候风险管理框架，建立自然风险早期预警机制，夯实市场信任基础。融入智能画像技术完善环境信用监管与评级制度，健全交易做市商、生态服务保证金等制度安排，强化数据质量管理与监管体系建设。以全国碳市场建设为牵引，衔接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实现生态价值交易与货币国际化的协同推进。

以多元激励平衡生态产品社会价值

生态产品兼具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其价值实现需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多元激励机制平衡不同主体利益，彰显“生态惠民、生态富民”的发展导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绿色转型的“全民行动”属性，要求通过政策激励凝聚全社会合力，让生态保护成果全民共享。

一是精准政策扶持，提升生态产品纵向公平性。生态保护投入的差异性决定了政策扶持需体现精准性，对不同类型生态产品供给主体实施差异化激励。对资源开采等物质类生态产品经营主体，实施税收减免政策降低周期风险；对气候调节、防洪固沙等公共服务类生态项目，给予专项投资补贴保障可持续运营；对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等文化服务类供给主体，通过盈利奖励激发创新活力。同时以税收减免、绩效奖励等组合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形成“谁保护、谁受益”的正向激励，强化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

二是外部性补偿，保障生态产品横向公平性。环境外部性导致的利益失衡是生态保护的重要障碍，需通过政府调控实现横向利益均衡。运用无人机监测等技术精准监管环境外部性，结合市场因素科学核定补偿标准，构建“破坏者赔偿、受损者获补”的清晰权责体系。对生态破坏行为严格界定责任，依法实施生态修复与经济补偿；对因环保丧失发展机会的主体，提供拆迁安置、政策扶持等多元保障，通过生态补偿基金强化长效支撑。这种安排既发挥了政府的调控作用，又衔接了市场机制，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

三是绿色税收调节，内化生态产品外部成本。税收是矫正市场失灵、内化环境外部性的重要工具，需构建“正向激励+反向约束”的绿色税收体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完善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核心税种，优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配套政策，在污染防治重点领域强化税收调控。对污染行为依法征税以遏制负外部性，对环保技术研发、生态产品供给实施减税退税以激励正外部性。优化关税与出口退税政策，在国际上树立绿色低碳国家形象；依托大数据建立生态环境信用体系，实现税收调节与信用监管的协同发力，为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制度保障。

（黄建风系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生态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顾光同系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生态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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