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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1941年2月1日周恩来（或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写给范元甄的一封信。
据一些回忆录和民间传闻，范元甄年轻时，曾与江青、叶群等人并称为“延安四美”。
范元甄聪慧且富有活力，17岁时就曾在某个重要场合作为青年代表发言，她精彩的发言和朝气蓬勃的风采，令与会的领导赞叹道：“这个年轻人，应当立刻发展她入党。”
范元甄的丈夫李锐，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坦言：“范元甄的能力在我之上。”
当年延安举行过一次关于宪政的辩论比赛，范元甄作为反方代表，竟将正方辩驳得哑口无言，引发不小轰动。
这个事情在延安谈论了很久，很多领导都知道了范元甄的名字。
有一次范元甄在清凉山的小路上行走，碰上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
警卫员告诉主席这个女孩就是范元甄后，主席笑着向她打招呼，说：“小范同志你好。”
此后，毛泽东每次遇见范元甄，都会亲切打招呼。这份殊荣让范元甄在延安声名鹊起，令不少人羡慕不已。
年轻时的范元甄可谓备受瞩目，意气风发，但毛泽东的另一位秘书陈伯达对她的评价却不高。
据传，陈伯达曾评价她“华而不实，能言善辩却鲜有恒心，做事常虎头蛇尾。”
范元甄于1921年出生在汉口。抗战初期，她曾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剧队中从事宣传工作。
范元甄与李锐在当时延安的年轻干部中，均以才华和活跃著称，他们的结合曾被一些人看好。
他们出生于殷实的家庭，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自由恋爱结合，有共同的语言和理想，也是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
1939年，李锐趁赴重庆开会之机，与范元甄匆匆完婚。当时李锐22岁，范元甄18岁。
婚礼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参谋长叶剑英担任摄影师，新婚洞房则临时借用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卧室。
范元甄是个有想法、事业心强的女性，鉴于当时严峻的形势，她在婚前就与李锐‘约法三章’：暂不考虑生育。
但对于两个青春洋溢，充满了活力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不受控的。很快范元甄就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只能选择人工流产。
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终止妊娠对女性身体损伤极大，这为范元甄日后健康埋下了严重隐患。
范元甄性格强势，作风雷厉风行，凡事爱争高低。她与李锐常因生活琐事争吵不断。
李锐则常常选择冷处理。他会坐在椅子上，背靠墙，双手交叉胸前，双目紧闭，一言不发。
争吵最激烈的一次，李锐次日脸上带着伤去上班，见人都难以抬头。
范元甄与李锐的感情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消磨殆尽，关系不和在延安几乎是公开的。
这也为后来李锐蒙冤时，范元甄迅速提出离婚，并在关系未断时另结新欢埋下了伏笔。此事令李锐颜面尽失。
1943年4月，在延安的一次特务排查中，李锐被诬陷为特务，被带到延安保安处接受调查。
在李锐的问题尚未有结论前，作为妻子的范元甄便直接向组织提交了离婚申请，并称：“我现在终于看清了，李锐的一切都是伪装，是为了政治目的在表演。我对他已毫无感情。”
组织对范元甄说：“事情还未清楚，李锐不一定是特务。你先不要急着下结论，先回去等结论。”
在等待结论期间，范元甄与同事邓力群过从甚密，两人关系暧昧，出入成双。而邓力群当时已有家室。
1944年6月，李锐冤情得雪，重获自由。这本是值得庆贺之事，当他满怀期待回到家，想对久别的妻子倾诉衷肠时，范元甄却冷冰冰地打断了他：“我在邓力群那里找到了真爱，我们两情相悦。他答应离婚娶我，我们好聚好散吧。”
李锐心痛欲绝，转身离去，不久便办理了离婚手续。接连遭受诬陷与背叛的双重打击，李锐大病一场，险些死于伤寒。
依照当时的道德观念和革命队伍纪律，范元甄与邓力群的行为均属严重错误。
不久，邓力群和范元甄在激情时，被邓力群的老婆当场抓住，闹得人尽皆知。
范元甄因此被下放到桥儿沟乡担任文书，邓力群也受到组织严厉批评。邓力群未敢离婚，迅速与范元甄断绝关系，回归了家庭。
范元甄落得个名声扫地，被降职降薪，所谓的“爱情”也化为泡影。
为了消除恶劣影响并摆脱生活困境，范元甄只得硬着头皮找到李锐认错：“我错了，当初是我鬼迷心窍。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好，你才是最适合我的人。”
李锐本不愿复婚，觉得颜面尽失。但此事影响已坏，复婚似乎是消除风波的唯一途径。在各方劝说下，李锐最终以大局为重，勉强同意了复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