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丨从 “大开胸” 到 “无管微创” 他攻克了肺癌手术难题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场胸外科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是今年已经63岁的胸外科主任何建行。从医四十载，何建行至今也没有放下那把手术刀，同时他还担任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院长。

记者：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是不是经常会被问到说医生我根本就不抽烟，为什么我会得肺癌？医生我也不做饭，为什么我会得肺癌？

何建行：在门诊经常碰到这些病人。他说怎么可能有肿瘤呢？我身体很好，也不抽烟。但是我们病房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建议一些身体很好的人，既然我们国家出了很多不同的疫苗，大家可以接种一下。

在胸外科领域，肺癌的诊疗是核心工作内容之一。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肺癌的发病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在所有恶性肿瘤中，肺癌患者总人数位居榜首。

肺癌早期常以肺结节的形式存在。如今越来越多人在体检中发现肺结节。研究数据显示，人群中肺结节的发生率已达20%到30%。“肺部结节是否等于肺癌”，成为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记者：如果检查出来肺结节，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有癌变的可能性？

何建行：也不一定。因为毕竟发现肺结节，真正变成肿瘤，可能也不到1%的机会，还有99%的呢？它必须经过临床，跟你的专科大夫做个判断，这可能性高不高。

记者：所谓炎性的病变，是需要重视它，还是不需要重视它？

何建行：这个CT的报告是一种统计学的报告。因为严格来说，很多种可能性，但是大家这种传统的习惯就把第一个判断写出来。其实它还有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性，它没有经过医学的解读，所以自然会引起他们很多担忧。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种报告不会给你本人，这种叫技术报告。技术报告先给你的主诊大夫，主诊大夫先看一遍，到临床解读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常年在一线的何建行深知，对于肺癌等重大呼吸系统疾病，晚期治疗的成本和难度远高于早期干预。因此，他积极倡导并实践“预防关口前移”的公共卫生策略，借助先进的诊断技术，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记者：多大年龄需要做肺癌的早筛？

何建行：我们现在一般建议40岁以上。

记者：为什么定在40岁？

何建行：从我们统计规律，统计规律觉得40岁比较恰当。当然早的病人也有，但大众都是40岁以后可能会形成早期的（肺癌）。到了50岁、60岁，假如形成10年之后，它可能变成一个晚期的，或者是不太容易通过手术一次性治愈的疾病。

何建行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也是“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的一员。从事胸外科医教研一线工作以来，何建行及团队每年完成超12000例的胸外科手术及100余台肺移植手术，首创无管微创技术入选2022哈佛大学教科书。在“闪亮的名字—2025最美医生发布仪式”上，何建行被授予“最美医生”荣誉称号。

在何建行的职业经历里，他不仅是医学发展的见证人，更是技术创新的开创者。上世纪90年代，外科流行“大开胸”，工作多年的何建行已是熟手，但他留意到，接受过开胸手术的患者基本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一些年轻患者做了大切口手术后，会断送很多职业的可能性。外科医生不仅要追求手术成功，更要追求患者因手术而受益。

当时，治疗肺癌的主流方法是肺叶切除或全肺切除术，通常只有资深教授才能完成。当何建行提出用腔镜做全腔镜肺叶切除术的设想时，许多前辈质疑其可行性。

何建行没有轻言放弃，他和其他几位年轻医生着手进行动物实验。实验条件简陋，除了场地，其他物资都需自行解决。

在做了不下三十例动物实验后，小切口做局部肺叶乃至半个肺的切除，这看似天方夜谭的想法，逐一地得到了实现。

1994年，中国首届胸腔镜学术研讨会在广医一院召开。研讨会前，胸外科准备了7个病人，来自香港的专家演示了两例用腔镜做手术，剩下难度高的五个复杂性肺大泡患者，原本要按照“大开刀”处理，但何建行团队最终顺利用腔镜完成了手术，胸外科的微创之旅至此开启。

就这样，何建行的团队成了全球率先将微创手术用于肺癌治疗的团队之一。然而，直到10年之后的2004年，这种手术方法，才开始被业界认可和接受。

2011年，何建行团队又提出了“高选择自主呼吸”麻醉方法，即术中不使用气管插管、不使用肌松麻醉药，保留患者的自主呼吸，从而加速术后康复，并完成了全球首例自主呼吸麻醉下“无管”单孔胸腔镜肺癌根治术。

记者：保持自主呼吸的重要性是什么？

何建行：它对人的肺功能损伤会更小。机械通气本身会引起损伤。

记者：可是在手术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让他失去这种功能，有那么大的危害吗？

何建行：有些损伤是可逆的，有些损伤是不可逆的。也不是都不可逆，那你花个两个月、三个月（康复）就没必要了。有些不可逆，那你就永久性损伤了。

这种方法后来还被何建行团队应用到了肺移植手术中，成功完成全球首例自主呼吸（非插管）麻醉下的双肺移植手术。2015年，何建行提出了无管微创手术的新理念——“无气管插管、无胸腔引流管、无导尿管”。在这“三无”的基础上，何建行又加了“一少”：少疼痛。对于有些小病灶手术的患者，甚至可以实现24小时出入院，大幅缩短了早期肺癌的治疗周期。

每一次改变，都源自临床的需求。到了今天，年过六旬的何建行，既拥抱许多“出格”的想法，又把“异想天开”的种子埋在年轻人的心中。2015年，他带领团队研发出国际首个裸眼3D显示系统。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何建行相信技术向善，也深刻体会到医生看到的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某一个疾病。

记者：可是在医学领域上，并不一定是好的技术适用于所有的人。有些人他觉得，你这个手术真的非常棒，但是我岁数太大了，我就是不想做手术。或者你的技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并不适用于我个人，这会影响到您的判断吗？

何建行：再好的技术不一定有用。第一个，它能不能让病人能更长寿？第二，能不能让他近期生活质量更好？第三点是不是让他心理更好了？这三点应该作为衡量指标。

记者：那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好医生？或者什么样的医生才算是一个好医生？

何建行：以前医学都重视技术，现在除了重视技术，很多人文的东西也要重视。你要思考细一点，来发展自己的技术。人生病的时候肯定不顾疤痕的，不管多大切口，先把它切掉再说。当你真正把病灶切除了之后，他一辈子会经常看看自己的疤痕，这个疤痕能不能小一点呢？在设计的时候就想好这个问题。我说当医生，首先不管哪个科，首先想你是医生，你要考虑得很全面。

何建行担任院长的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是国内最早的呼吸疾病研究团队之一。从“非典”到“新冠”，从肺癌到慢阻肺，在全球防治呼吸系统疾病领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20年，国家呼吸医学中心成立，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共同构成，钟南山院士任名誉主任，何建行担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成为他和团队的重点研究任务之一。

记者：但确实我们也都在关注，比如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病毒的变种开始增强，疫苗有效性在降低。过去的办法还到底有没有用，在未来还能不能用得上呢？

何建行：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害怕这个问题了。

记者：为什么呢？

何建行：病毒你看它很多时候，DNA的一些构成，它会渗透到细胞里面。正确看待人和病毒的关系，你就不恐慌了。

制片人丨刘斌 王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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