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间谍被解活捉，没想到“特务”自称是陈毅派来的人是真的吗

1947年2月的一个清晨，莱芜城外还飘着未化的残雪。街道上有的地方泥水没过脚面，战士们却顾不上擦拭军靴，忙着搬运缴获的枪支弹药。就在这样的喧闹声里，一个穿着国民党军装的男人，径直朝解放军的警戒线走了过去，仿佛与周围的狼藉毫不相干。
负责戒备的战士心里一紧，立刻拦住他：“站住！什么人？”那人被几支枪指着，脸色却很平静，只淡淡来了一句：“别紧张，我是陈毅司令的人。”这一幕，让不少亲历者多年后回想起来，都觉得颇为惊险，又略带几分曲折的意味。
在表面的从容背后，是一条从小山村一路走到敌人心脏的隐蔽战线。这条线不显山不露水，却与1947年莱芜战役的胜负，紧紧缠在一起。
一、从柳树集出发的小人物
1913年2月，山东东山镇柳树集村，一个普通农家迎来了新生儿，取名解魁。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村里人盼的不过是“有口饭吃，家里安生”。谁也想不到，这个长在村口柳树下玩耍的孩子，将来会在敌营中翻飞，靠的是胆量，也是头脑。
青少年时期的解魁，看得多，想得也多。土匪骚扰、苛捐杂税、灾荒人祸，哪一件都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他心里模糊地觉得，这样的日子，总得有人去改变。但怎么变，他并不清楚，只是憋着一股劲。
时间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敌工站在柳树集设点，这个小村庄，悄然成了抗日力量活动的节点。对村里人来说，是新鲜也是风险，对解魁来说，却像是看到了一扇门。

他主动找上门，提出愿意为八路军办事。敌工站的同志观察了一阵，觉得这小伙子沉稳细致，待人又诚恳，便让他先做胶东军区的联络员。就这样，解魁真正走进了革命队伍，走进了隐蔽战线。
有意思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小学同学张越。两人年纪相仿，却走上革命道路的时间并不一样。张越已是经验丰富的情报老手，经常给解魁讲起形势、讲起党的主张，讲起什么是“老百姓真正做主”。从这些聊天里，解魁第一次听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也第一次明白自己心里那股劲，大概有了一个去处。
情报工作枯燥又危险，联络、送信、打听、观察，一件件看似不惊人的小事，常常涉及生死。解魁却越做越上手。他既能在敌人岗楼旁若无事地走过，也能在村口与特情人员交头接耳，做到不露声色。这种性格，为他后来走向更深的敌后，打下了基础。
1940年1月，他被任命为胶东特务队书记，已可以独立负责一摊工作。到了1941年，在组织和东海军分区政委仲曦东的考察下，他被正式吸收入党，28岁的解魁，终于完成了从热血青年到共产党员的转变。
那一年，他接到调令，前往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学习。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离开小山村，走进一个系统培养革命干部的课堂。用今天的话说，他有点“大器晚成”的意味，但也正因为走得不算早，他格外珍惜这机会。
在抗大两年，他不是只坐在教室里听理论。白天上课，夜里或行军，或配合实战行动，破封锁、顶扫荡、对敌炮楼喊话。几次行动中，他表现冷静，处理突发情况得当，立下三次三等功。这些经历，让他不仅有信念，还有对敌斗争的实战经验。
1943年，学成归来，他回到东海军分区继续从事情报和政治工作。不久，有一批在山东威海被俘的二十多名伪警察，送到他所在部队接受改造。给这些人做思想工作，是个棘手差事。有的人滑头，有的人心虚，有的人干脆破罐子破摔。
解魁一方面讲道理，说明日伪的末路；另一方面也讲出路，告诉他们走正路还能有立身之处。他不只站在“改造者”的位置，而是试着从对方的家小、亲人、前途去打开话头。有的伪警察临走时甚至向他下跪叩谢，保证不再为日伪卖命，这一幕并不常见，却说明他在做这种细致工作上，确有办法。

不久后，他被派往威海执行任务。路上竟遇到刚刚被释放回去的那批伪警察。按理说双方早已熟悉，但在伪政权控制的地方，大家只能装作陌生人，表面礼节性地客气两句，实则暗中互通消息，为他打开局面。
二、潜伏威海，再进文登
在威海的任务，是一次更深入的潜伏行动。胶东敌工科和东海军分区敌工股交给他的要求很明确：打入伪专员公署，争取关键人物，为党建立起对日伪情报的稳定渠道。
这个关键人物，就是当时的伪专员徐瑞卿。此人文化水平较高，在伪政权里算得上“能人”，眼界也比一般伪军、伪警要宽。组织判断，只要方式得当，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
解魁在伪专署内小心活动，先从旁侧工作人员打交道，慢慢摸清徐瑞卿的脾性。他发现对方对日军并无多少好感，只是自认身不由己，既怕共产党打来，又怕日本人怀疑，夹在中间忐忑不安。
找到这一点后，解魁便循序渐进地接触他。在一些看似随意的闲聊里，他谈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谈中国各地抗日根据地的扩展，也谈普通百姓的疾苦。他既不把话说死，也不急着摊牌，而是一步步引导。
有一天，两人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见面。徐瑞卿低声问：“你们，真的有把握打赢？”解魁回答得很简单：“日军在中国打不赢，这是大势。你要考虑的，是将来站在哪一边。”这样直接的话，听上去有些刺耳，却击中了对方的心思。经过多次接触，徐瑞卿最终被发展为我党的秘密力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我方提供日伪军情报。凭着这次出色的工作，解魁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1944年，他又接到新任务：潜入文登城，联系已打入日军内部的地下同志毕庶广。毕庶广的掩护身份是一名糕点师傅，常在日军据点附近出入，外人只当他是个生意人。解魁要做的，是把这个看似普通的“糕点铺”，真正变成情报据点。

在文登城里，还有两位关键人物：日军翻译黄明山，敌军便衣队长赛义德。他们在敌军系统中位置不低，却对侵略战争心存厌恶。解魁通过谨慎接触，一点点试探和争取，最终将两人也发展为我党秘密同志。
这几个人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张深入日军内部的情报网。通过他们，我方获取了不少关于日军调兵、据点防御、补给路线的重要情报。不得不说，在那样的环境下，任何一次闲谈、任何一份文件，都可能改变一个据点的命运，甚至影响一场战斗的结果。
这些经历，让解魁在敌后工作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在普通人眼里，他仍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在隐蔽战线的同志看来，他已经是能独立领导一支情报小组的老手。
抗战进入后期，日军节节败退。到了抗战胜利、新中国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期间，解魁的这些经历，成为后来更大一盘棋中的重要铺垫。
三、莱芜战役前的“隐线布局”
1946年底，蒋介石为扭转战场不利局面，调集约30万军队，筹划所谓“鲁南会战”。从南北两线夹击解放区，企图一举打垮华东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
在山东方面，国民党军主力之一，是李仙洲所部。其核心力量中，第四十六军尤为突出。军长韩练成，出身黄埔，长期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却对内战心存抵触，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多次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1943年，他在重庆与周恩来见过面，后来又结识王若飞、董必武等共产党代表，这些交往在国民党内部算是极少有人知的“隐情”。
1947年初，蒋介石在中原战场受挫后，将进攻重点转向山东与陕北。山东战线被他视为突破口之一。华东战场方面，陈毅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必须在短时间内拿出一套兼顾正面与内线的作战部署。

在正面，他准备以运动战歼灭敌军，选择莱芜作为打击李仙洲集团的关键点。莱芜一线，一旦打穿，整个山东战场格局将被重塑。这是明面上的兵力调动、阵地选择。而在暗处，一条隐蔽战线也悄然铺开——那就是深入敌军内部，获取情报、配合作战的“内线”。
这条“内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就是解魁。此时的他，职务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调研科副科长，已经在敌后工作多年，经验老道。陈毅决定派他与杨斯德一同，潜入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内部。
杨斯德的履历同样不简单。他曾任胶东军区联络科科长，后来又担任华东野战军纵队联络部部长，对国民党军情底细颇为熟悉。更关键的是，他曾与韩练成有过接触，对这位军长的态度与心理有一定把握。陈毅在点将时，杨斯德提议将解魁一同带上，两人配合行动，一个主抓与韩练成的直接联络，一个负责更广泛的信息搜集和策应。
为了顺利潜入，两人的身份必须彻底改头换面。杨斯德化名“李一明”，对外自称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被聘到军中担任要职。这个身份既有文化背景，又能解释他在军中担任重要文职的合理性。
解魁则化名“刘质彬”，一开始以高级情报人员的身份进入第四十六军。随着时间推移，他可在军中出入各处，为后续更深入的工作铺路。为了接触核心机密，杨斯德很快被安排到军长身边，担任类似秘书的职务。危险程度陡然提高，获取的情报价值也随之水涨船高。
1947年2月8日，韩练成率部占领新泰城。战事紧张，他把“李一明”叫到身边，低声叮嘱：“这次会战关系大局。如果你们军要打北线，可以及时告诉我，我会机动配合你们。”这话说得含蓄，却已经把态度表露得很清楚——他愿意配合解放军，只是必须顾及自己的位置与处境。
这条信息极为关键，关乎整个莱芜战役中第四十六军的动向。杨斯德意识到重要性，决定必须亲自回到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向陈毅当面汇报。为避免暴露，他换上商人穿的长衫马褂，脱下国民党军装，准备悄悄离开。
然而，战场环境本就紧张，各路军队来往不断。途中，他被华野的便衣侦察员发现身上带有第四十六军的“谍报证”，立即被当作敌特押送到华野司令部。此时离大战打响已经不远，军中对任何可疑人员都高度警惕。一时间，他成了众人瞩目的“特务”。

被押解途中，他压低声音对警卫说：“我是自己人，有重要任务在身，不能乱说。”这番话只换来更严密的看押。直到见到侦察科副科长严振衡，他才拿出党徽表明身份。严振衡半信半疑，先让其他战士退开两步，才压着声音问：“真有这回事？”杨斯德回答：“我要尽快见陈毅司令，有重要情报。”指挥部随后回电确认了“李一明”的身份，一场误会才算解除。
等严振衡赶到指挥部，向陈毅、粟裕详细汇报后，莱芜战役的“内线部分”，才真正从设计走向实施。粟裕分析了敌情，提出：既然李仙洲集团计划让第四十六军打头阵，七十三军居中，东北系十二军殿后，不妨顺着这个部署，让敌人先“得意”一阵，待其深入，再逐个围歼。同时，让韩练成随时通报四十六军及李仙洲集团的动向，以便我军抓住战机。
陈毅认可了这一思路。外线方面，部队调整阵地，布下战场；内线方面，以杨斯德、解魁为代表的一条隐蔽战线，悄然贯穿敌前敌后。
四、莱芜“里应外合”的惊险一役
1947年2月中旬，战场云集。2月16日，华东野战军进入蒙阴城。就在前一天，临沂已被国民党军占领。表面上看，是解放军被迫后撤，眼睁睁看着根据地落入敌手，李仙洲集团甚至暗自庆幸，以为已经占了先手。
实际上，这正是陈毅布下的一道“诱敌”之局。他在临沂周围布置了部队，打出华野番号，大张旗鼓制造声势。既要震动敌心，也要掩护主力转移，为下一步围歼创造条件。
几天激战后，陈毅部队从临沂地区撤出，向北运动。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像是“心虚撤离”，于是有了后续的一连串误判。
驻徐州的陈诚仍沉浸在自以为得手的判断里，向王耀武发电，说陈毅部队“军心涣散，粮弹不足”，已无力继续作战。这样一条错误判断，让国民党方面错失了重创我军的机会，反而给了华野争取时间的窗口。

根据陈诚指令，王耀武命四十六军再度南下，占领新泰。国民党军一路折腾，大量时间被消耗在往返调动上。就在这几天里，华东野战军悄然完成围歼部署，莱芜战役的大门，缓缓合上。
2月20日，莱芜战役正式打响。这天一早，韩练成接到命令，率四十六军向北运动，准备赶往颜庄附近。到了下午四点左右，莱芜东北方向的和庄地区响起炮声，第四十六军与解放军接火。随着战斗升级，解放军逐渐掌握战场主动。
战况吃紧，韩练成心中愈发焦躁。在他身边活动的“李一明”和“刘质彬”，危险也随之剧增。一旦局势逆转，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来致命怀疑。
就在当天傍晚，解魁从蒙阴回到军中，带来了陈毅对两人的最新指示。这份指示内容很直接，也很严峻：莱芜战役的核心决心，是“全歼李仙洲集团”。要争取让四十六军尽量不去增援，使敌整体处于被分割、被击破的态势。为此，必须在韩练成处做文章。
指示中有一句话颇为传神——“以你们两人战胜敌人两万人”。这并非夸大，而是对隐蔽战线作用的形象概括。杨斯德、解魁两人要做的，是用情报、用劝说、用策略，让这支两万人的部队在关键时刻不至于成为华野侧翼的致命压力。
同时，陈毅也提醒他们：在围攻过程中，韩练成未必始终站在一边，随时有可能临阵变卦。两人在敌营中必须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既要争取配合，又要防备翻脸，斗智斗勇，争取时间。
当晚，是战役进程中极为关键的一夜。杨斯德约见韩练成，把话说得很明白：“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粉碎李仙洲集团的夹击。如果你四十六军不增援莱芜，我军可以不主动攻击你部，只聚焦七十三军、十二军。若执意增援，就有被一并歼灭的可能。”

韩练成沉默了很久。他苦笑着说：“不增援，怎么向上面交代？”这句“上面”，指的是王耀武，更往上，是蒋介石。对他这种处在缝隙中的将领来说，这个问题不难理解。
杨斯德则把话挑开：“真打起来，若是双方交火，你守不住阵地，被俘或者被击溃，还有什么‘交代’可说？那时，是生死问题，不是电报问题。”这些话说得不客气，却切中要害。战场上，既要讲情谊，也得算清利害。
在多番权衡后，韩练成做出选择：表面遵守上级命令，实则“阳奉阴违”。他允诺不会全力增援莱芜，即便有行动，也会以“打假仗”的方式敷衍，避免与解放军爆发主力对决。这个承诺，在之后的战事中确实得到了兑现。也正因此，四十六军在莱芜战役中，并未成为掣肘华野的主力威胁。
战局发展很快。华东野战军对李仙洲集团形成了实质性的合围。在外线猛烈攻势下，国民党守军疲于应付，突围计划一拖再拖。到了战役后期，李仙洲试图组织突围，却忽然发现一个致命问题——第四十六军内部失去了有效指挥。
原来，在解魁、杨斯德的配合安排下，韩练成已经悄悄离开军部，转移到莱芜城的地堡之中。没有军长坐镇，四十六军一片混乱，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当前局面。一支数万人的部队，瞬间从“主力”变成“失去主心骨的群体”。国民党整体的突围部署，就这样被打乱了节奏。
有意思的是，战后总结时，有人感慨说：“这一仗，李仙洲败在自己人身上。”这话未免简单，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线工作的威力——当一支军队的指挥体系被动摇时，哪怕枪炮还在，战斗力早已大打折扣。
莱芜战役自2月20日打响，到敌军主力被歼，前后不过十余天。华东野战军在运动战与内线配合中，一举歼灭国民党军24万之多，其中莱芜一役尤为关键。战后，李仙洲被华野活捉，第四十六军在这种情况下，全身而退已无可能。
1955年，有过这段经历的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一授衔，与他在莱芜战役中审时度势、配合解放军行动有直接关系。统一战线并不只是书面口号，而是在具体的战役中，通过复杂的博弈和艰难的抉择，真实落地。

战火平息后，解魁与杨斯德的“隐身工作”也暂时告一段落。但正是在这个时候，那幕颇具戏剧性的“抓特务”一事发生了。
莱芜战役结束，解放军接管城市，忙着清点和移交。街上一片忙碌却轻松的气氛，战士们聊着缴获的装备，也有人打趣着战场上的小插曲。就在此时，一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男子，大摇大摆朝他们走来，既不紧张，也不试图躲避。
警惕的战士立刻冲上前，用枪指着他：“你是谁？特务吧？”那人笑了笑：“别激动，我是陈毅司令的人。”这句话在刚解放的城里听上去实在太突兀，没人敢贸然相信。
于是，他被押送到团部，再从团部送到纵队司令部。层层上报，谁也不敢随便拍板。直到他自己提出：“送到华野司令部去吧，陈毅司令可以证明。”折腾了一圈，大家才发现，这个“特务”，竟是一直潜伏在第四十六军内部的“刘质彬”——也就是解魁。
当陈毅点明他的真实身份，许多此前并不知情的指战员这才恍然大悟。有人忍不住感叹：“被枪指着还这么镇定，这工作不是一般人干得来的。”这话虽带点调侃，却道出了隐蔽战线工作的残酷——一旦暴露，迎接他们的，往往不是误会，而是真正的枪口。
战后，华东军区给杨斯德、解魁的评价，是“特殊功勋”。这四个字背后，是他们多年来深入虎穴、九死一生的种种经历。从柳树集的小青年，到文登城的“糕点铺”暗线，再到莱芜战役敌军心脏的潜伏，他们始终处在枪声之外，却又在枪声之内。
这些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者，并不常出现在教科书的显眼位置。战场上人们记住的是某个山头、某条阵线，而在这些边缘地带，是无数像解魁这样的情报工作者，用自己的冷静、耐心和胆识，支撑起一个又一个战役中的“内线”。
回望莱芜战役，人们常会提到兵团调动、火力配置、作战方针这些大框架的东西。但在这些宏观布局下，像解魁这样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他，从柳树集出发的那一步，也就不会有国民党军装下那句“我是陈毅司令的人”。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却是多年隐蔽战线积累出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