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叶挺遇难时，飞机上还有三人职位在叶挺之上，他们都是谁？

1946年4月8日，这天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哪怕过去快八十年了，提起来还得让人心里咯噔一下。

延安东关机场，雨下得那叫一个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再加上好几千号人，就这样在烂泥地里干站着。

要是这时候哪架国民党的轰炸机路过扔个弹，中国历史的后半截怎么写，谁都不敢想。

他们瞪大了眼睛盯着南边的天，等的不是什么美援物资，而是那架编号43-16360的C-47运输机。

这架飞机上坐着的人，如果活着落地，建国后的元帅名单、宪法起草、外交格局，全得变样。

可惜啊，这一等，就是永别。

那天的塔台电波里，只有令人窒息的电流声。

这架飞机，连同上面的四位“国宝级”人物，一头撞进了山西黑茶山的浓雾里，碎成了一地残骸。

咱们今天不背书，就聊聊这趟被称为“近代史最黑暗一日”的航班，还有那几个让蒋介石既恨得牙痒痒、又不得不服的男人。

一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飞行

这时候肯定有人要问：既然国共还在重庆谈判，咋就把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这四尊大佛，全塞进同一架飞机里？

这不是典型的把鸡蛋放一个篮子吗？

这事儿吧，得看当时的背景。

那时候虽说签了《双十协定》，面上大家笑呵呵，其实桌子底下全是脚。

蒋介石那边的操作大家也懂，典型的“时间管理大师”，一边喊和平，一边在东北磨刀霍霍，军队调动得比谁都勤快。

咱们这边压力大啊。

为了在谈判桌上不吃哑巴亏，派出了王若飞。

这名字听着文气，其实是个硬茬子。

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蹲了6年，愣是没低过头。

这次为了宪法草案的事，他和博古必须立刻、马上飞回延安汇报。

情报这东西，晚一分钟就是废纸。

那时候没有微信视频，为了抢这点时间，这帮人是真敢拿命去赌天气的脸色。

谈判桌上全是唾沫星子，桌底下全是磨刀声。

让蒋介石彻底破防的“硬骨头”

但这飞机上最让老蒋睡不着觉的，还得是叶挺。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叶挺”这个名字没啥概念，但在当时，他是妥妥的战神。

北伐时的“铁军”团长，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新四军的一把手。

论资历，那是祖师爷级别的。

也就是皖南事变，让这位名将栽了个大跟头，被扣了整整五年零两个月。

这五年里，蒋介石为了招降他，那是把这辈子的耐心都用光了。

封官许愿、高薪诱惑，甚至让叶挺以前的老同学去劝。

蒋介石就是想不通：我给你正规军战区副司令的高位，给你大把的金条，你干嘛非要跟那帮穷得叮当响的人混？

叶挺给的回应绝了，他在监狱墙上写了那首著名的《囚歌》。

那句“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直接把国民党那种想拿钱买骨气的如意算盘砸了个稀碎。

1946年3月4日，叶挺好不容易被营救出来。

正常人刚出狱肯定得先歇歇吧？

他不，出狱第二天就发电报申请重新入党。

这回坐飞机，他是带着老婆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和小儿子叶阿九，高高兴兴准备回延安“娘家”的。

蒋介石到死都没想明白，这世上真有人把骨气看得比命还重。

被误解的书生和蹭飞机的特工之王

飞机上另外两位，也是重量级。

一个是博古（秦邦宪）。

历史课本上老提他的“左”倾错误，把大家搞得以为他是个反面教材。

其实吧，人非圣贤。

他在遵义会议后交出指挥权，那是一点怨言没有，该干嘛干嘛。

这次重庆谈判，他在宪法草案上据理力争，那理论水平，国民党那帮御用文人加起来都喷不过他。

这人就是太书生气，但对革命的心，那是真红。

另一个是邓发。

这哥们是搞工运起家的，后来长期负责情报保卫工作，也就是咱们说的“特工之王”那一挂的。

他这次刚从巴黎开完世界职工大会回来，也是急着回延安汇报工作，顺道蹭了这趟飞机。

你说巧不巧，这一蹭，就把中国工运的一根顶梁柱给蹭没了。

在这个圈子里，哪怕犯过错，只要心是红的，腰杆子就是直的。

黑茶山的致命迷雾

1946年4月8日中午，飞机在西安加完油起飞。

那时候的导航技术跟现在没法比，基本靠飞行员肉眼和简陋的仪表。

本来一路向北飞延安，结果那天老天爷不赏脸，陕北那边又是雨又是雹子。

大概下午一点左右，黑茶山那边雾大得伸手不见五指。

这种天气飞山区，跟闭着眼睛开赛车没区别。

那架C-47就在迷雾里迷失了方向，偏离航线，一头撞上了海拔2000多米的山峰。

这一下，太惨烈了。

机上17人，无一生还。

三天后消息传回延安，整个边区都炸锅了。

毛泽东悲痛得连饭都吃不下，亲自写挽联。

周恩来那么克制的人，后来提起这事儿，眼泪也是止不住地往下掉。

最让人心里难受的是叶挺一家四口。

好不容易熬过了五年的牢狱之灾，眼看着就要团圆了，结果全折在了黎明前最后一道坎上。

黎明前的那层雾，有时候比敌人的子弹还想要命。

哪有什么如果

咱们后人看历史，总忍不住想搞点“如果论”。

要是叶挺没死，1955年授衔的时候，十大元帅的排名估计得动一动，新四军那帮老部下也能有个主心骨。

要是王若飞还在，新中国的外交部里绝对有他一把交椅。

要是博古活着，咱们的新闻宣传理论估计能早成熟好几年。

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它不给你读档重来的机会。

这几位爷，没倒在国民党的刑讯室里，没倒在北伐的战场上，却倒在了一场意外的空难里。

如今去延安四八烈士陵园，看着那几块碑，你才能真切感受到，咱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这种“安稳”，当年代价有多大。

那不是几个数字，那都是一个个鲜活得不能再鲜活的顶尖人才。

4月19日，延安公祭。

三万多人哭成一片，声音震的连山谷都在响。

那是延安历史上，流泪最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