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当师长就拥兵2万，全军起义为何只有7500人？两次拒蒋是主因

给一个人定价，是那个年代最直接的尊重，也是最露骨的侮辱。

1927年的夏天，贺龙就收到了这么一份价目表，开价的是南京的蒋介石，送价目表的是他的老同学朱绍良。

这份价目表上的内容，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上海、南京的花园洋房各一栋，让你住进全中国最体面的地方；武汉卫戍司令的位子，汉阳兵工厂的钥匙，都交给你，让你有权有枪；最要紧的，是立刻拨付三百万现大洋，让你手下那支快饿散架的第二十军，人人吃饱饭，个个有钱拿。

三百万块锃亮的现大T头，不是军用票，不是空头支票。

在那个一块大洋能让一个普通家庭过一个月的时代，这笔钱能把第二十军从头到脚换个遍，把欠了几个月的军饷一口气补齐，还能让每个当兵的往家里寄上一大笔钱。

汉阳兵工厂更是硬家伙，有了它，枪炮子弹就跟自家水龙头里的水一样，要多少有多少。

这条件，别说一个军长，就是当时中国任何一个实力派听了，都得掂量掂量。

可贺龙听完，没动声色，脸上甚至还挂着点笑意，就这么平静地看着老同学，然后叫来卫兵，客客气气地把人送了出去。

这事办得太利索，利索得让人觉得不真实。

要知道，就在几个月前，他的第二十军还是另一番光景。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倒腾一下，回到1926年底。

那个时候，北伐军的旗帜从广东一路插到长江边上，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就是这股洪流里最猛的一股。

在湖北宜昌，他硬是把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精锐部队给啃了下来。

那一仗打完，俘虏抓了好几千，缴获的枪炮堆在长江码头上，像小山一样。

打了这么个大胜仗，贺龙的名字在整个国民革命军里都响当当的。

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高兴得不得了，亲自跑到前线来犒劳部队，当场就拍了板：扩编！

贺龙的部队，从一个师噌地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军，番号第二十。

手底下从五个旅扩充到十五个团，纸面上的兵力一下子冲到两万多人。

那时候的贺龙，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手里攥着实实在在的兵权，是个人物。

但是，树大招风。

1927年开春，国民党内部自己先闹掰了，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谁也不服谁。

蒋介石在南京站稳脚跟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那些不属于自己嫡系部队的“杂牌军”。

一纸“军队整编”的命令就送到了武汉，话讲得很好听，说是为了“精简高效”，实际上就是削减别人的兵力，好让他自己一家独大。

贺龙的第二十军，因为风头太盛，成了第一个挨刀的。

十五个团，大笔一挥，直接砍掉十个，只准保留五个。

将近一万名刚招来不久的新兵，还有那些从北方战场上收编过来的士兵，还没把军装捂热乎，就得卷铺盖回家。

两万人的大军，一夜之间缩水到一万一千人。

这当头一盆冷水，浇得人心里拔凉拔凉的。

贺龙把这口气咽了下去，他明白，这种时候跟南京掰手腕，吃亏的肯定是自己，保住队伍的骨干才是最重要的。

政治上的打压刚来，钱袋子上的绳索就勒紧了。

管着财政大权的武汉国民政府，自己也是穷得叮当响，军饷发放根本没个准信。

第二十军的士兵们，常常是几个月都见不到一个铜板。

没钱，军心就乱了。

更要命的是，武器弹药也接济不上。

在战场上缴获的枪支，因为子弹口径对不上，大部分都成了摆设。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的第一个“小价码”送来了。

1927年3月，一个叫李仲公的密使摸到武汉，专门请贺龙吃饭。

酒桌上，李仲公把话挑明了：“只要你跟南京走，军长、省主席的位子随你挑，另外再送三十万现大洋。”

三十万，虽然比不上后来的三百万，但在当时也绝对是一笔巨款。

贺龙听完，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放，脸拉了下来，指着一桌子菜，话里跟带了冰碴子似的：“我贺龙这张桌子，是请朋友吃饭的，不是拿来卖弟兄们和枪杆子的！”

说完，二话不说，直接让卫兵把李仲公给“请”到一间屋子里看管了起来。

这一下，三十万大洋没拿到，倒是把南京彻底得罪了。

真正的考验，是在枪林弹雨里。

5月份，为了保卫武汉，第二十军被派到河南，去堵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大军。

在沙河、临颖一带，那仗打得叫一个惨。

第二十军是孤军深入，没有援兵，没有补给，全凭一口气顶着。

一个叫第三团的部队，出发的时候一千八百多号人，打完仗回来，只剩下三百六十多个。

士兵们硬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钢铁洪流。

部队打残了，元气大伤。

武汉那边不但不给补充，还有人在背后说风凉话：“贺胡子是能打，可惜是匹没人喂的野马，这么跑下去，早晚得把自己给跑死。”

这话虽然难听，但说的是事实。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一支部队如果没有稳固的后台和钱粮来源，仗打得越狠，自己垮得就越快。

等第二十军拖着一身伤病回到武汉休整的时候，全军上下只剩下七千五百人了。

这下子，各路人马都觉得机会来了。

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一个个都派人来拉拢，许诺的高官厚禄一个比一个诱人。

贺龙全都是客客气气地送走了。

然后，就发生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一幕，朱绍良带着蒋介石的“天价”来了。

三百万大洋、兵工厂、卫戍司令。

这已经不是拉拢了，这是要把贺龙变成一个金字招牌，一个彻头彻尾的自己人。

但贺龙还是拒绝了。

他拒绝的，其实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

接受了，第二十军马上就能鸟枪换炮，重新扩编成几万人的大军，装备精良，军饷充足。

但他和他的部队，也就彻底成了蒋介石的私人武装，以后蒋介石让他打谁，他就得打谁，哪怕枪口对准的是昨天还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

这个时候的共产党人，又能给贺龙什么呢？

没有大洋，没有兵工厂，连个正经的部队番号都没有。

他们有的，只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理想：为天底下的穷苦人打出一个新世界。

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翻脸了，开始大规模抓捕、屠杀共产党人，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贺龙的处境也变得极其危险。

江西的国民党主席朱培德，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请他上庐山“谈事情”，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一场鸿门宴。

就在这要命的关头，在国民党第四军当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连夜跑下山给贺龙报信，才让他躲过一劫。

这件事，让贺龙把国民党内部的那些人彻底看透了。

他知道，想带着这支队伍活下去，还想干点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事，只有一条路能走了。

7月23日，在九江的一家小饭馆里，共产党人谭平山在他面前摊开一张地图，手指点在“南昌”两个字上，问他：“我们打算在八月初动手，你有把握吗？”

贺龙站了起来，看着屋子里一张张年轻、坚定，又带点紧张的脸，右手在桌子上猛地一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地上：“我贺龙，完全听共产党的！”

这一拍，把所有的犹豫和顾虑都拍散了。

这一句话，给这支在乱世中飘摇了快一年的军队，找到了最终的码头。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贺龙作为起义军总指挥，带着他仅存的七千五百名官兵，向那些曾经的“上司”和“盟友”们举起了枪。

南昌的枪声过后，这支队伍向南而去。

他们的军饷依然没有着落，前方的道路也看不分明，但军旗上的颜色，却从来没有这么鲜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