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曾四次回国探亲，最后一次受毛主席亲自会见，留下合影

1971年6月的一天，巴黎塞纳河边细雨蒙蒙。杨振宁站在中国驻法使馆的签证窗口，刚递上申请表，工作人员递回护照时笑着说：“好了，可以启程。”不到十分钟，手续全部办妥，这种速度让他有些恍惚——二十六年的牵挂，似乎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被剪开一道口子。

拿着护照走出使馆，他忽然想起父亲杨武之在信里那句反复出现的话：“只盼你早日回家。”从1945年获选公费留美，到此刻重获入境许可，他漂泊在外的日子整整跨过四分之一世纪。战后冷战加剧，1949年至1970年间，中美互不往来，许多旅美学人心里都压着相同的乡愁，只是出路各异。

回想1945年秋，他在重庆与清华、交大等校优胜者角逐留美名额。当时他24岁，白衬衫、深色长裤，眼神锋利。击败全部对手后，他乘“海伦娜”号邮轮穿越太平洋，怀揣着对理论物理的热望，也怀揣着家人塞在行李夹层里的那张全家福。谁都没料到这一别竟长达26年。

19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技术禁运，普通留学生更难拿到往返签证。杨振宁内心的矛盾与日俱增：一边是日渐繁盛的科研平台，一边是远在南京的双亲。写给父亲的信，他常常放上一句“盼山河早清”，可邮路曲折，寄到家中已是满纸斑驳。

1970年12月，毛主席会见斯诺时抛出欢迎尼克松访华的信号。随后的“乒乓外交”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里说出那句广为流传的话：“你们的球拍，打开了两国人民往来的门。”美国国务院旋即解除赴华禁令。这年冬天，杨武之病情加重，他托人给周恩来写信请求帮助。总理批复只有一行字：予以办理。

第一次归国发生在1971年7月20日。飞机落地首都机场，杨振宁看见跑道尽头“欢迎海外学人”横幅，心口泛热。当晚，周总理在西花厅设宴。他初见岳父杜聿明，紧张得只称“杜先生”，周恩来轻轻提醒：“岳父大人更妥当些。”一句玩笑，席间气氛顿时暖和。短短十天里，他到中科院讲座，到延安参观，到故宫陪妻子赏丹陛石。离京前，周恩来叮嘱：“把学术桥梁搭起来，两边都需要你。”这句话他记了很多年。

第二次回国是1972年6月16日。目的只有一个：探望住在上海华山医院的父亲。那阵子他挤进工厂车间、大学课堂，也抽空游岳阳楼、趵突泉，可心仍悬在病房。一天清晨，父亲突然精神大振，对病榻前的子女说：“我若能恢复，还要请海外同行来中国看看。”老人声音颤，却透出倔强。听完这些话，杨振宁心底发酸。他握住父亲的手，只能小声应一句：“好，我尽力。”临行那晚，他在病房门口久久不肯迈步，忍住泪水往外走，走到电梯还回头看。

第三次归国落在1973年5月4日。赶到南京时，父亲已深度昏迷。11天后，追悼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杨振宁戴着白花致辞：“父亲让我把目光放远，别被眼前潮汐迷住。”言罢，他鞠躬三次，现场不少同事学生眼眶微红。5月16日，他北上北京，再见周恩来。周总理拍拍他的肩，“节哀，科研也需打起精神”，语速不快，却分量极重。

两个月后，1973年7月12日，杨振宁同夫人杜致礼第四次回国。这次他提出一个大胆请求：若能面见毛主席，愿倾听教诲。负责接待的同志答“立刻报告”。五天后通知下来：主席同意。7月1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毛主席坐在藤椅上，身旁放着茶杯与放大镜。杨振宁刚一进门，主席先开口：“宇称守恒，你们把它打破了，很好嘛。”接着问：“宇称既可守恒，也可不守恒？是否这样讲？”杨振宁点头：“完全正确。”旁边的周恩来见他略微紧张，挪到近处帮助翻译部分典故，谈话持续近一个小时。合影时，主席握着他的手，对镜头笑得舒缓。相片冲洗后，工作人员送到杜家，夫妇俩郑重装框，挂在会客室正中。

四次探亲，让杨振宁成为当时首位频繁往返中美的美籍华裔科学家。1971到1976年间，受他感召，百余位留美学者相继踏入北京、上海、广州的实验室。在北大草坪、清华礼堂、复旦电教室，总能见到他们摆着幻灯片讨论量子色动力学、分子生物学或考古碳测年。有人笑称，这是“倒着进行的一场科学移民”。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物理学的兴趣原源于父亲讲授解析几何时那根粉笔。青年时，他常拿一本勾股定理的英译本在重庆街头边走边看；年长后又在普林斯顿与费米、费曼切磋。他习惯把科研压力转换为写作散文，速写里不乏重庆山城的索道、清华西门的秋槐。不得不说，这种兼具科学与文学的表达很能打动读者。

有人讨论他1962年加入美籍，也有人揶揄他高龄成婚。舆论如潮，观点各异。历史学者看重的是事实：1956年，他和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1957年，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71年至1973年的四趟归国，为中美科学交流打开手势。这三条线索，构成了他一生最突出的贡献坐标。

1978年春，他再度受邀回国讲学。走进中科大时，那排银杏刚冒芽，校园喇叭里播放《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有学生追着问：“杨先生，怎样才算好研究？”他停下脚步，回一句极简的话：“先把问题问对了。”台下掌声一阵又一阵，这比任何欢迎横幅都热烈。

此后几十年，他在清华设立奖学金，推荐青年学者去欧美深造；也推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校验方案。每逢同事请他总结经验，他摆摆手：“做题一样，把步骤写清楚，不要留跳步。”

距离1971年那张签证落章，转眼半个世纪。塞纳河畔的细雨早停，时针却没停。在那串时间坐标里，四次归国探亲如同四个节点，既连着亲情，也连着学术，更折射出中美关系由冰到融的微妙温差。吟诵到此，历史的脉络已足够清晰，故事的温度亦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