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让章含之当中国第一任女大使，她却拒绝：我没出息

1972年9月的一个深夜，中南海灯火犹明。汇报刚结束，毛泽东挥手示意众人稍候，目光却落在站在角落的章含之身上。这位身形纤细的女翻译尚未来得及理顺手中的文件，就听见一句带着湖南口音却铿锵有力的话传来：“你这个人，没出息！”屋子里顿时静得落针可闻。那一刻，谁也想不到，不到一年后，老人家竟会提议让她出任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

第二天清晨，外交部小楼灯光未熄。章含之在昏黄台灯下回味前夜的谈话：主席在意的并不是工作失误，而是她迟迟不肯结束名存实亡的婚姻。外人关心的是身份、头衔，毛泽东却盯着人的精神气魄。他要的，是敢作敢当的闯将，而非畏首畏尾的“名媛”。

追溯到更早的1950年国庆招待会，15岁的章含之第一次步入中南海。彼时她只是章士钊的女儿，被江青牵着手在花园里转，还不知道将来与领袖会有怎样的交集。十三年倏忽而过，1963年底，毛泽东七十大寿家宴上，章含之的出现唤醒了老友记忆，也为她的人生另一段际遇埋下伏笔：“章老师，要不要来教我英语？”一句看似随意的话，把她带进了领袖的课堂。自1964年元旦起，每到周日，她都会出现在游泳池畔的小书房，为毛泽东讲解雪莱和林肯演说，半年无间。

那半年里，两人关于教材选择的争论颇耐人寻味。老人家主张“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她却执拗地倒过来。一次辩到兴处，毛泽东爽朗大笑：“这个章老师不让步，还挺有见地。”从那以后，主席记住了这位说得一口纯正英语却坚持文学情怀的年轻女教师。

“文革”风暴来袭，外语学院自保不易，连带章含之也被推上批斗台。她愤懑难抑，提笔致信毛泽东，回信只有八个字：“经风雨，见世面。”言简，分量却重。再难，也要挺住——她读懂了这个暗示。

1971年春天，周恩来遵照主席指示，把刚从干校返京的章含之调进外交部亚洲司。她自嘲是“半路出家”，却在一次次高规格会见中脱颖而出。尼克松访华期间，她站在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上，为第一夫人帕特翻译。一句错译把“一万七千英里”说成“七千英里”，周恩来急得直摆手，尼克松却幽默化解：“那岂不更近？”险过一关，也让许多人第一次记住了那副带着徽州口音却吐词精确的女声。

1973年5月，毛泽东在玉泉山接见乔冠华等人，谈到开拓驻外队伍时突然抛出一句：“加拿大那边，该去个能说的女大使，章含之行。”这并非闲谈，外交部很快送来了正式任命草案。对任何年轻外交官而言，这是一步登天的机缘，然而消息传到章含之耳中，她却陷入长时间沉默。

原因并不在职务难度，而在感情归宿。几个月前，她结束了与洪君彦的婚姻，也在友人撮合下与年长二十二岁的乔冠华彼此坦露心迹。两颗在风浪中饱经折磨的心，终于找到了依靠。若此刻远赴重洋数年，感情或许就如纸鸢断线。她给乔冠华低声说：“不去，我走了，你怎么办？”乔冠华劝：“这是主席的信任，机会难得。”她摇头：“我答应了你，就不能把你撂下。”

斟酌数日后，她鼓起勇气写下一封回报告。行文仍是规范的外交体，唯意旨单纯：感谢领袖厚爱，但个人尚无胜任把握，恳请暂缓任命。信递上去后，她心里忐忑。没过几天，秘书带回口信：“主席知道了。”没有更多批评，也没有重申指令。毛泽东的成全，给了这段感情生长的空间，却也印证了他那句“没出息”的戏言。

同年冬日，乔冠华拖着略显佝偻的身子，搬进了章家大院。邻里议论纷纷，“外长夫人”几个字在胡同里飘来荡去。长辈们摇头，熟人低声。可两人甘之若饴，每晚推门，灯火为谁而留，一目了然。此后十年，他们在外交风云与寻常烟火间穿行：联大讲台的慷慨陈词，回到家却是一碗热粥、一盏清茶。

岁月循着大国外交的节拍向前。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提出“第三世界”概念，震动会场。台下的中文席，章含之稳稳记录。外界只看见他们并肩的背影，看不见桌下相握的手。有人嘀咕“裙带”，也有人说“情场误国”，可职场考卷自有客观分数。对外翻译质量、临场应变能力以及对政策意图的精准拿捏，摆在那儿，谁也挑不出破绽。

1976年以后，国际形势多变，国内政局也迎来拐点。乔冠华在“粉碎四人帮”后淡出一线，病魔却悄悄逼近。1983年9月，62岁的乔冠华与世长辞。病房外的那场秋雨下了整整三天，似在为这位叱咤风云的老外交家送行。章含之坐在病榻旁，手里攥着丈夫生前最后一条未完成的外交电报，眼含泪花，却让医护都听不到一丝哭声。

朋友们以为她会就此隐退，没想到她很快投身写作与口述史整理。内心的悲痛被一叠叠文件稿纸占满，她要把乔冠华的岁月、要把章家三代人的浮沉，都完整留给后人。《我与乔冠华》出版时，业界误以为只是追忆私情，翻开却看到中国外交烽火岁月的第一手注解。一位前辈翻完稿件感叹：“这不是罗曼史，是砖瓦缝里的史料。”

世事常常如此吊诡。毛泽东当年口中的“没出息”，让章含之避开了风雪，也失去了载入史册的“第一人”头衔；而她与乔冠华并肩那十年，却用另一种方式写下了女性在中国外交史上的独特篇章。假如真去了渥太华，故事会否更传奇，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职务能替代她与丈夫共同度过的那段灼热岁月。

2008年1月26日清晨，73岁的章含之在北京辞世。病床旁，她曾珍视的笔记本摊开着，最后一页停留在一句英文：“To remember is to live again.”许多旧事就此封存，却依旧在光影里呼吸。那些年北京的胡同、纸上的译稿、深夜的电话以及一封未曾公开的回信，都在提醒世人——外交舞台的背后，亦有爱与抉择的重量，而选择本身，往往比头衔更显出一个人真正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