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名乞丐来到瑞金点名要见周恩来，三天后红军开始长征

时间回到1934年9月下旬。庐山牯岭半山腰的别墅内，蒋介石听着德国顾问的汇报，在作战地图上用红铅笔画下方格。150万军队、300道铁丝网、30道碉堡线——“铁桶围剿计划”定稿。参会名单里，德安专署专员莫雄赫然在列。蒋介石觉得自己胸有成竹，却不料会议刚散，一份足有三四斤重的文件被带下山并连夜进了德安城。

莫雄表面是“剿共”司令，暗中却同情共产党。那天深夜，他把办公室门插上，“完了”两字尚未落地，眼眶已红。他把文件摊在桌上，让副参谋长卢志英、主任秘书刘哑佛和情报参谋项与年逐页翻阅。每一页右上角都盖着“极机密”和连号钢印，足见分量。三人对视，空气仿佛凝固；若泄露风声，不只是抄家灭门，连九江地下网络都将付之一炬。

草拟电报要点后，他们决定用暗药抄录全文。四本薄薄的学生字典，被化成了装着三万多字情报的“保险箱”。谁来送？必须熟悉江西、福建口音、又有多次脱身经历。目光不约而同落在项与年身上。这位福建连城人，早年在三马林达带过工运，回国后混迹上海、在中央特科的行动科里摸爬滚打，枪战、跟踪、爆破无一不精。此行九死一生，也只有他扛得住。

德安到瑞金，直线不过三百里，却要穿山越岭，横跨八县。为避检查，项与年白日隐蔽、夜晚赶路。三天后，干粮见底，胡子与头发纠结成团，整个人腥臭难闻。进入兴国境内，发现敌军盘查升级；凡是青壮年，皆被怀疑“通共”。项与年意识到再扮教书先生必露马脚，索性在密林里抡石头敲掉四颗门牙，用血污抹脸，撕衣脱鞋，化身乞丐。

10月7日清晨，瑞金城外细雨迷蒙。一名红军哨兵端枪巡逻，忽见破衣烂衫的乞丐瘫坐路边，嘴里只剩门牙根，低哑地吐出七个字：“我要见周恩来。”哨兵愣了下，正要喝问，对方用客家话补上一句暗号。几番电话核对，乞丐被两骑护送进于都作战值班室。

军委作战室灯火通明。周恩来掀帘而出，看见满身尘土的项与年，先是一惊，随即握住对方手腕把人扶进屋。没寒暄，先拆字典。四本薄册拆线摊平，一行行褪色墨迹在水灯下显现：军队部署、推进节奏、碉堡坐标……周恩来眉头紧锁：“这是真正的铁桶。”随后将文件递给朱德、博古等人，会议持续到拂晓。

10月10日傍晚，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全线准备战略转移。电报极简，只有“掩护——突围——遵义方向”数词，却足以调转十万将士去路。12日夜，中央纵队先渡于都河；14日天明，枪炮声在后方炸响，红军主力已插入湘赣边界。此时国民党几十条推进轴线尚未完成集结，费尽心机布好的“铁桶”，竟被悄然掏空。

长征途中，项与年转任先遣侦察组，再度易容潜回敌后，为各路纵队搜集湘桂道路情报。遵义会议前夕，他已将川黔一带防线概况送至周恩来案头，为会上的军事决策提供了坐标依据。外界只见红军神出鬼没、避实击虚，却不知一名掉牙的“乞丐”暗地里铺开了安全通道。

战后多年，项与年极少谈及此行。1956年，他奉命南下迎接莫雄进京观礼。火车到广州站，莫雄见他仍习惯提着那只褪色布袋，忍不住拍了拍：“老弟，该换新的了。”项与年摇头：“这袋子救过命，留着心安。”国庆观礼台上，两人肩并肩而立，乐声震耳，谁也没再说话。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福建龙岩离世，终年八十四岁。档案里记录他最后一句话：“我只是跑了趟山路。”然而那趟山路，把中央红军引向了生机，也改写了后来的中国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