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材倾囊资助伟人40光洋，不料，建国后一连收到毛主席十三笔钱

1926年初夏的湘潭，太阳火辣，田埂边的稻苗却依旧青翠。彼时毛泽东正赶往韶山调查农民运动，经费那真是捉襟见肘。行至郭梓材家门口，他抖了抖袖口里的空荷包，苦笑一句：“怕是要饿肚子了。”郭梓材听见脚步声，忙迎了出来，二话不说将攒了半年工钱的四十光洋拍在桌上。这笔钱就像一阵山风，吹散了毛泽东的窘境，也吹开了两人命运的另一页。

要说两人相识，还得往前拨到1906年。那年韶山冲的私塾里，十四岁的毛泽东与十一岁的郭梓材同桌。毛泽东爱翻旧书，偶尔站起来和先生“顶嘴”，郭梓材在一旁打圆场。课余，他们一起下河摸鱼。傍晚回来，毛泽东常抱着草席不肯回家，躲父亲的训斥，便和郭梓材挤一张窄床。灯芯摇晃，毛泽东讲《三国》桥段，郭梓材听得神采飞扬。少年友情，就这样扎根在油灯的昏黄里。

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赴长沙新军，他拉郭梓材同去。半年后毛泽东退役改读师范，郭梓材则留在湘潭电灯公司做文书。当时的湘潭小城，码头船只络绎，电力公司算是“洋气”行业，月薪虽不高，却足够维持生计。

缘分还在延伸。1919年，刘天民逃婚进女校，毛泽东帮她摆脱童养媳身份。几年后，刘天民与郭梓材成婚，这层交织让三人愈发信任。1926年，郭梓材将四十光洋递过去时，只简单说了句：“路上花销多，拿去用。”毛泽东握住他的手：“以后一定还。”郭梓材笑：“谁跟你算这个？”这一笑，却让毛泽东铭记终身。

抗战与解放战争相继而来，两人通信日渐稀疏，却从未中断。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震动全国，郭梓材在湘潭也跟着欢呼。可不久他因企业改制失了业，转去猪鬃厂做会计，工资微薄。1950年春，他鼓足勇气写信进京，信中没有一句“请安排工作”，只是道出窘境。一个月后，北京盖着红戳的信封送到他手里，三百元现金夹在毛泽东亲笔信中：“暂解燃眉之急，莫放在心上。”这是第一笔。

之后的十二年里，钱款陆续寄来，共计十三次。每次金额不等，少的两百，多的三百。毛泽东写信的口吻始终平和：“梓材，身体如何？孩子求学还顺利？缺什么及时言明。”1954年，郭梓材的表兄进京，毛泽东在中南海招待时问：“梓材双目可好？”得知尚在劳碌，回身吩咐工作人员再寄三百元。大家以为只是礼节，殊不知这已是第四笔。

1955年，郭梓材患眼疾，右眼几乎失明。手术费高得让人发怵，他犹豫再三，还是把困境写进信里。“治眼要紧，”毛泽东回信寥寥数句，却把三百元塞进信封，嘱咐：“速医，不可拖延。”这第五笔救了视力，也救了全家的日子。　

更有意思的是，第七笔之后，郭梓材起了“到北京当面道谢”的念头，却被刘天民拦下：“老同学情分在心，不必耗人力物力。”夫妻俩将这笔钱一分不剩用于两个孩子的学费。1961年粮食紧张，湘潭大旱，郭梓材家口粮短缺，第十一次来款又是三百元，外加几句叮嘱：“湘潭今年情况已知，望团结互助。”信写得像平常聊天，却字字透着关怀。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探亲。热闹的家宴上，竹椅排满院子，旧友多数到齐。毛泽东举目寻郭梓材未见，轻轻皱眉。乡亲告知：梓材身体欠佳，路远难行。毛泽东沉思片刻，没有作声，席间却频频问起湘潭物价和医疗条件。宴后，随行秘书记录下这些细节。没过多久，第十二笔钱连同药物寄到郭家。拆开包装，郭梓材反复念叨：“老同学记性真好。”

值得一提的是，郭梓材始终守着一个原则——钱只用于生活、看病与孩子读书，从不置办田地、不做私人营生。有人劝他：“主席寄的钱，完全可以改善家底。”他摆摆手：“这是救急，用错了味道就变了。”话语朴素，却显见他的坦荡。

1962年秋，郭梓材因旧疾复发离世，时年六十七岁。刘天民整理遗物时，发现三十几封毛泽东来信，信纸泛黄，却折痕整齐。她按照寄来顺序系上麻绳，交湘潭档案馆保存。至此，第十三笔钱亦停在同年夏末，再未续来。

后来有人问起，当年四十光洋值多少？若计当时市价，可买五石大米，维持普通人家小半年口粮。郭梓材为此掏空荷包，而毛泽东还以十三次资助，总额近四千元。数字看似简单，其背后是两位湖南老同学跨越半个世纪的信义。

这里没有荡气回肠的诗句，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四十光洋与十三笔钱，串联起少年私塾、湘潭电灯公司、农民运动、开国盛典乃至平凡日子的烟火气。故事至此收束，纸墨中依稀可闻湘江水声，仿佛在提醒：真朋友，重情义，不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