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乱世执笔赴革命 文坛孤勇守赤诚

1901年秋，蒋光慈生于安徽霍邱（今金寨）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蒋如恒，幼时入私塾启蒙，11岁远赴河南固始求学。少年时的他便带几分刚直，入学固始中学不久，因联合贫苦学子痛打横行乡里的地主官吏，被校方强行开除，这份不畏强权的性子，贯穿了他短暂的一生。

16岁考入芜湖省立第五中学，彼时新文化思潮席卷全国，他翻遍《新青年》《湘江评论》，尝试写新诗，还牵头主编校刊《自由花》，被推选为芜湖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成了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彼时他便在日记里写下：要救中国，得有一场自己的十月革命。

1920年，经人引荐，蒋光慈赴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结识陈独秀等人，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便与刘少奇等人一道，取道日本远赴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苏俄的三年，是他思想与创作的奠基期，他亲眼见到列宁，亲历十月革命后的新社会，为表对赤色革命的执念，改名蒋光赤，后又改光慈。

列宁逝世时，他写下《哭列宁》《临列宁墓》，字字皆是对革命信仰的赤诚，这段留苏经历，让他笃定了以笔墨为刃的方向，课余写下的诸多诗作，后来集结成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1922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的他，满心想的是学成归国，以文唤醒沉睡的国人。

1924年夏，23岁的蒋光慈归国，按党组织安排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彼时的上海暗潮涌动，革命火种在底层悄然蔓延。他深知乱世中文艺的力量，与沈泽民等人发起春雷文学社，在《民国日报》副刊创办《文学专号》，试图以文字挽转文坛靡靡之风。

1925年1月，《新梦》由上海书店出版，收录他留苏期间的诗作，写赤色莫斯科，写贝加尔湖的晨光，写十月革命的浪潮，虽文字稍显稚嫩，却带着冲破旧文坛沉闷的锐气，彼时的读者，从这本诗集中第一次窥见苏俄的模样，《新梦》也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块基石。

次年，蒋光慈的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问世，写一个农村青年因家破人亡四处漂泊，最终投身革命的故事。小说直白写底层疾苦，写青年觉醒，一经出版便引发轰动，无数青年因这本书踏上革命道路。

1927年，大革命浪潮席卷江南，他先出版诗集《哀中国》，字字泣血写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后又耗时两月，写下反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短裤党》。这部小说以真实事件为蓝本，书中人物多有原型，杨直夫影射瞿秋白，史兆炎对应赵世炎，文字粗粝，满是硝烟味，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书写共产党领导工人武装斗争的作品。

《短裤党》出版后，国民党当局视其为赤化宣传品，大肆查禁，有人撰文谩骂他是赤化暴徒，蒋光慈无奈登报辟谣，称自己只是流浪文人，却难掩笔下的革命底色。彼时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他没有停下笔，反而愈发坚定了以文为战的决心。

1928年1月，蒋光慈与阿英、孟超等人在上海成立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文学团体，成员皆是共产党员。彼时文坛革命文学思潮兴起，太阳社刚成立，便与创造社起了纷争，核心竟是革命文学的“发明权”。

创造社称郭沫若最先倡导革命文学，蒋光慈与钱杏邨反驳，称他1924年便在《新青年》发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学》，是革命文学第一声。这场意气之争，消耗了诸多精力，更让他们一度将批判矛头对准鲁迅，蒋光慈撰文称鲁迅已然落伍，有两个相互争斗的鲁迅，后来回想此事，这成了他文坛生涯的一桩憾事。

好在纷争终有落幕时，在党组织协调下，太阳社与创造社和解，携手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左联成立，蒋光慈当选候补常务委员，他主编的《拓荒者》成了左联机关刊物，那段时日，他一边编辑刊物，一边创作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写大革命前后农村的阶级斗争，这也是他最成熟的一部作品。

人生的转折，往往来得猝不及防。1929年，蒋光慈出版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写白俄军官夫人流亡上海沦为妓女的故事，他本想借个体命运反衬十月革命的意义，却不料招来党内严厉批判，被指同情白俄反革命，诬蔑苏联统治，刊物被停，作品被禁，他满心委屈，却无从辩解。彼时他肺病已发，常年伏案写作加之颠沛流离，身体早已亏空，1929年夏，他被迫东渡日本疗养，在东京与左翼作家藏原惟人相交，还牵头成立太阳社东京支部，一边译著苏联小说《一周间》，一边写下《冲出云围的月亮》，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内革命的牵挂。

归国后，党内立三路线盛行，盲目鼓吹中心城市武装暴动，要求作家上街参加飞行集会。蒋光慈深知革命低潮期此举无异于自投罗网，坚决反对，拒绝参与这类冒险行动，直言应扎根农村建立根据地。他的坚持，成了与组织的分歧，有人斥责他畏缩动摇，甚至扣上背叛革命的帽子。1930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开除他的党籍，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文批判，这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对前来探望的友人反复说，我依然忠于党，只是这委屈，终是难平。

被开除党籍后，蒋光慈愈发沉默，唯有笔墨不曾放下。他拖着病体，赶完《咆哮了的土地》，这部写农民觉醒的小说，成了他留给文坛最后的馈赠。彼时他肺病加剧，时常咳血，加之生活困顿，无钱医治，只能在上海的小阁楼里勉力支撑。他曾想重拾译著，想再写一部反映底层工人的小说，可身体早已不允许，咳嗽日夜不休，连握笔都成了难事。

1931年4月，蒋光慈肺病全面爆发，被友人送入上海同仁医院，彼时的他身形枯槁，早已没了当年振臂高呼的模样。住院期间，他仍惦念着未完成的书稿，惦念着革命前路，偶尔清醒时，便让友人念报纸上的革命消息。同年8月31日，这个一生以笔墨追革命的青年，在病榻上溘然长逝，年仅29岁。他离世时，身边仅有几本破旧的译著和未完成的手稿，身后萧条，甚至无力置办棺椁，是友人凑钱将他草草安葬。

蒋光慈的一生，短短廿九载，始终游走在笔墨与革命之间。他不是完美的革命者，也曾在文坛纷争中失了分寸，也曾因作品饱受争议，也曾与组织产生分歧；他也不是完美的作家，早期作品直白粗粝，人物塑造略显单薄，却始终以文字为武器，写疾苦，写觉醒，写革命浪潮里的小人物与大时代。他的文字，带着那个年代独有的热血与莽撞，带着一个青年对家国的赤诚，没有刻意雕琢，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1957年，安徽省民政部门追认蒋光慈为革命烈士，迟到二十余年的认可，终是给了这位早逝的文学先驱一个交代。回望他的一生，从少年求学的刚直，到留苏归来的赤诚，从文坛振臂的热血，到病榻之上的坚守，他始终未曾背离初心。笔墨为炬，燃尽一生，蒋光慈的名字，不该只停留在文学史的书页里，更该被记得，曾有这样一个人，以廿九载光阴，践行了以文赴革命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