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万物相互渗透，在另一颗心上引发遥远的回响——诗人林珊访谈

“与万物相互渗透，在另一颗心上引发遥远的回响”——诗人林珊访谈录 | 赣鄱作家访谈录（二十一）

本期采访人：陈薇、曾海薇（赣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访谈对象：林珊

访谈时间：2025年12月28日

诗人简介

林珊，江西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首都师范大学驻校校诗人，江西省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作品散见《人民文学》《诗刊》《作家》《星星诗刊》《诗潮》《扬子江诗刊》《飞天》《绿风》等刊；出版诗集《好久不见》《小悲欢》《最好的秋天》等；参加《诗刊》社第 35 届青春诗会、《人民文学》第四届新浪潮诗会、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第十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获第十七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二届中国诗歌发现奖、江西年度诗人奖、第六届谷雨文学奖等奖项。

访谈实录

1.陈薇、曾海薇（以下简称陈、曾）： 林珊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的写作始于散文，2013年出版散文集《那年杏花微雨凉》，其中已收录早期诗歌作品，后来逐渐专注于诗歌创作并取得丰硕成果。您曾说写作是“源自一种本能与天性”，请问从散文创作转向诗歌创作的关键契机是什么？这种文体转换对您的表达带来了哪些本质性的改变？

林珊：从散文到诗歌，其实不是选择，而是认领。我的语言很早就带着密集的意象根系，散文字垄间的规整行距，反让它们相互绞缠。诗歌突然给予这些根系竖着生长的可能——不是从土壤里拔出，而是朝着地心更深处下潜。

文体转换带来的本质改变首先是呼吸系统的重塑。散文的呼吸是绵长的山间晨雾，而诗歌必须学会在七步内完成一次完整的潮汐。当我开始用诗的肺活量重新打量故乡时，整座城都开始以断句的方式向我显形：桃江的漩涡成了分行处天然的留白，玉舍村暮色在跨节时突然加深了釉彩。

其次是物象的炼金术转变。散文中潭坊村那棵一百多岁的板栗树需要年轮、鸟巢、雷击痕的层层铺陈；而在诗里，它突然紧缩为“芦苇在风中倒伏/落叶铺满半个屋顶”。诗歌迫使我学会让每个意象都携带地质运动的能量，让最小的细节具备星系的重量。

最重要的是时间感知的蜕变。散文叙述像沿着河岸行走，总有清晰的时序坐标。诗歌却允许我同时站在水流的上游与下游——去年凋谢的柚花与明年将落的雪，可以在同一个意象里完成授粉。这种时间的折叠术，让我终于能写出外祖母的皱纹里“她躺在山坡上，已经很多年”。

诗不是让我说更多，而是让我学会在恰当的沉默里，安放整条桃江的喧嚣。

2.陈、曾：在您的创作历程中，既有小城生活的沉淀，也有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的经历，更有参与“全球青年多维对话”的国际交流体验。这些不同的生活场景和文化语境，分别为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新的视角与灵感？您是如何在地域坚守与全球视野之间找到平衡的？

林珊：我的创作之路，像一条溪流，发源于赣南的山涧，途经北方的阔土，最终奔向可以瞭望世界的大海。每一段旅程，都为我诗歌的河床带来了不同的质地与回响。

山水赐予我安静淡然的天性，《诗经》、唐诗里的草木山水就在身旁，我的早期写作是一种“低音性质的抒情”，是与古典精神的呼应。诗集《小悲欢》便是这十年个人精神史的记录。北方陌生的风物是全新的刺激，与学者、同行的密集交流，促使我反思并追求“诗歌的自觉”。有评论家说，那像是我写作中一个“期望中的转折”。与智利等国诗人的对话让我确信，诗歌是无需护照的通用语言。我学习到不同的技巧，更领悟到如何用朴实的语言捕捉普世情感。这让我思考如何让诗歌更好地“走出去”。

如何在地域坚守与全球视野之间找到平衡？于我而言，这不是一道单选题，而是一种螺旋上升的共生。

我的平衡，源于“向下扎根”与“向上瞭望”的往复运动。我的根，深扎在赣南的红土地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是我语言最初的韵律和情感的源头。即便在北京，一场夜雨也能瞬间让我回归故乡的语境。这份“地域性”不是枷锁，而是我最独特的音色。

而“向上瞭望”，则是在资源共享的时代里，通过阅读、行走与对话完成的。首都师范大学驻校经历让我在学术激流中磨砺技艺，国际对话让我看到，人类最幽微的情感是相通的。智利诗人谈到的“对自然的敬畏”，与我在山中漫步时的体悟何其相似。

最终，我所追求的平衡点，或许就是“抵达一种无我的天性” 。像山中一块自然生长的石头，或道边一株被人忽视的植物，无论身处何地，都保持最本真、最敏锐的状态去感知。当故乡的经验成为我观照世界的棱镜，而世界的广博又让我更深邃地理解故乡时，地域性与世界性便在我的诗句中融为了一体。写作，便是在这不断的出走与回归中，完成对精神原乡的抵达。

3.陈、曾：赣南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是您创作的重要源泉，您曾说“小城的山水养育了我，也赐予了我安静淡然的天性”。您的诗歌中既有南方雨的温润，也有北方雪的清冽，这种地域体验的碰撞对您的意象选择和情感表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地域，赣南的地域文化特质在您的诗歌中留下了哪些独特印记？

林珊：我的诗行里总游走着两种季风：赣南梅雨在字句间留下青苔的湿度，而北方朔风会突然给某行诗镀上霜刃。这种碰撞不是对立，更像是骨血里的潮汐——桃江的雾在黎明时分浮起时，会携带我曾见过的燕山雪粒；而当我描写冻土时，笔尖总会渗出脐橙花蜜的甜涩。地域的迁徙让我的意象始终保持着某种“温暖的温差”。

赣南赐予我的，是慢板的光阴质地。这里的时间是蕨类植物蜷曲的形态，是祠堂日晷上缓慢移动的雀影。我的短诗里常出现突然的停顿、逗号间的留白，便是向故乡学来的呼吸方式——就像祖母织蓝巾帕时，总在彩线转折处留一截月光色的沉默。

记得有一年在北京怀柔的一个小村庄，当我看见岩缝里的野菊与远山的薄雪同时映入江面时。那一刻突然明白：所有地域性最终都将汇入人类情感的共河。我的笔不过是一柄舀水的赣南竹勺，带着故土的纹路与温度，去舀起所有流域的月光。

4.陈、曾：您的诗歌既书写“小悲欢”等个体情感，也触及故乡、生死、人性等宏大主题，实现了“立足于小悲欢，展望大空间、大人生”的表达。您是如何做到以小见大，让个体经验升华为普遍的精神共鸣的？这是否是您刻意追求的创作目标？

林珊：一个写作者，总会怀有让文字走得更远的隐秘愿望。但在创作最炽热的时刻，驱动我的，绝非一个抽象的“升华”理念。我更愿意将它描述为一种“追求中的天性”。我期望抵达一种“无我的天性”——像植物感受风雨那样去感受世界。我的“刻意”或“追求”，更多用在写作之前：保持敏感，勤于记录，反复锤炼语言，力求为那一瞬间的震颤找到最贴切的容器。而一旦开始书写，我更信赖天性的引导。当我的心为某个微小的事物真切地感动或疼痛时，我便知道，这份情感本身就连接着更广阔的人类经验。我的工作，就是忠实地跟随它，廓清它周围的迷雾，让它清晰地呈现出本来的样貌。当“小我”被诚实地、深入地呈现时，“大我”的面容往往已自然映照其中。因此，这不是生硬的提升，而是如溪流归海般的自然奔赴。

说到底，我的诗，是我与万物相互渗透的印记。它始于一次心跳的波动，却渴望在另一颗心上引发遥远的回响。

5.陈、曾：您曾提及陶渊明和辛波斯卡对您的创作影响深远，陶渊明的恬淡旷远与辛波斯卡的广阔视野共同滋养了您的诗歌品格。能否具体谈谈这两位诗人在美学追求、情感表达或创作技法上，分别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启发？您是如何将这些影响融入自身创作，形成独特风格的？

林珊：陶渊明与辛波斯卡，一位是东晋的隐逸者，一位是波兰的观察家；他们仿佛站在时间轴的两端，却共同构成了我精神光谱上不可或缺的底色——陶渊明给予我“内向的锚点”，辛波斯卡则递来“外向的透镜”。

对我而言，陶渊明不是教科书里遥远的偶像，而是一位教我如何“呼吸”的诗人。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教会我诗意不必来自奇崛的风景，而源于凝视日常时内心的悠远。他的“恬淡”，不是贫乏，是绚烂至极后的澄明。这直接塑造了我《小悲欢》时期的基调：书写屋角的黄昏、未拆的信封、春风的絮语，在微物中寻找精神的安顿。他让我相信，一个诗人最重要的能力，是在喧嚣世界中，守护一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内在寂静。

如果说陶渊明让我学会“安居”，那么辛波斯卡则教会我“眺望”。辛波斯卡将科学的冷静与哲学的沉思熔于一炉。她以显微镜般的目光审视一粒沙、一只甲虫，又在望远镜的视野里思考宇宙与历史。她让我看到，诗歌的题材可以如此广阔——从恐龙到统计数据，从画作到战争。她启发我，在书写个人“小悲欢”时，不妨也引入一丝对更广阔存在的惊奇与诘问。她教会我，面对生死、时间这类宏大主题时，不必沉溺于抒情，可以用一种更智性、更轻盈的方式切入，反而更能揭示其沉重本质。

6.陈、曾：您刚刚提到了外国作品的翻译问题，因为我们自己也比较喜欢读一些外国诗人的诗歌，比如说波德莱尔的或者泰戈尔的。这些诗歌在进行翻译的时候确实会产生版本的差异，而且不同译者的水平其实也稍微是有点高低。大家对译本的接受程度也各有不同，那么对于辛波斯卡的作品翻译问题，您觉得您受到的影响是来自诗人作品原作还是二度创作后的译本？

林珊：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也时常令我深思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阅读一位远方的诗人，还是在阅读一位译者创造的回声？对于辛波斯卡，我接受的，是一位中文的“辛波斯卡”，一个由杰出译者带来的、强大而迷人的“精神幻象”。

我不懂波兰语。因此，那扇直接通向辛波斯卡语言原初秘境的窗，对我而言是关闭的。我所能仰望的，是中文天际线上，由陈黎、张芬龄、胡桑等优秀译者为我建造的“星图”。我受到的影响，百分百来自于这个被翻译、转化后的中文实体。然而，这绝非次等的体验。一个伟大的灵魂，其光芒能够穿透语言的棱镜，虽折射出不同的色彩，但核心的热度与亮度依然可感。

7.陈、曾：您的诗歌被评价为“朴素而灵动”“哀而不伤、表达有力”，且语言简约富有张力，情感细腻真挚。您认为诗歌写作中“语言、情感、节奏”三大要素的核心关系是什么？在具体创作中，您是如何平衡语言的质朴与张力，让情感既真实自然又具有感染力的？

林珊：在我看来，这三者从来不是分离的，而是同一个生命过程的不同显影。情感是根须：它深扎在个人经验的隐秘土壤里，是那最初、最原始的推动力，是“为何要写”的答案。它必须真实，带着体温与颤抖。没有这团混沌而真切的感受，一切语言都是无根的浮萍。语言是树干与枝叶：它是情感得以显形的唯一肉身。情感这“汁液”，必须通过语言这具“导管”才能输送、成形、被看见。语言的质地——是粗糙还是光滑，是繁复还是简净——直接决定了情感最终呈现的相貌。它不仅是载体，其本身就是情感被思维梳理、淬炼后的结晶。节奏是内在的脉搏与风声：它是情感在语言形体中流动的速率与呼吸，是无声的韵律。它不单指分行或押韵，更是一种内在的气息，贯穿于词语的轻重、句子的长短、意象的疏密之间。它让静止的文字有了生命的律动，是情感最直接的回响。

8.陈、曾：您身兼作家与政协委员双重身份，“一手写诗探索大千世界，一手为文代言百姓心声”。这两种身份对您而言是怎样的关系？在诗歌创作中，您是否会将对社会民生的观察与思考融入其中？这种跨界经历是否丰富了您的创作维度？

林珊：作家与政协委员这两种身份相辅相成，将我对社会民生的观察与思考融入诗歌创作，这是必须做的事，也是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早年我写诗更多关注个人内心世界，后来意识到，把身边熟悉或陌生人的故事写入作品，能让作品更生动丰满。 比如我在首师大驻校期间，有一次深夜十一点多坐地铁返回花园桥站，我在车厢里看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婆婆，身边放着装满东西的蛇皮袋，她正趴在袋子上昏昏欲睡。我见了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她让我想起我离世多年的外婆。后来我为此写了一首诗，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对众生的怜悯与关怀。还有一年冬天，我在天桥上遇见一位卖花的女人。桥下车水马龙，桥上的女人衣着单薄瑟瑟发抖，她的面前摆着两箩筐娇艳欲滴的鲜花，这在夜色中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些所见所闻后来都成为了我创作的素材，也正是这种经历拓宽了我的创作维度，让诗歌不再局限于个人情感，而更具现实体温。

9.陈、曾：您经历过多次诗歌创作研讨会，收到过诸多善意的批评与肯定，也出版了相关评论集。这些外部反馈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如何看待“批评”在诗人成长中的作用？在众多评论中，哪一种评价最能触动您，或是让您对自己的创作有了新的认知？

林珊：我的创作确实像一棵缓慢生长的树，而研讨会、评论、读者反馈如同途经这片树林的风雨与阳光——它们不会改变这棵树的品种与根基，却实实在在地塑造着枝桠伸展的姿态、叶片转青的节奏。

关于批评的作用：年轻时我曾畏惧尖锐的批评，后来才明白，真诚的批评是另一种形式的“凝视”。它迫使你跳出自我陶醉的迷雾，重新审视语言中那些含混的褶皱。一首诗离开笔尖的瞬间，便不再完全属于作者；批评家与读者以他们的经验介入，实际上是在帮助这首诗完成它自己的命运。最珍贵的批评从不指向“该如何写”，而是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文本中那些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光谱。这种批评不是修正，而是唤醒。

说到底，所有外部声音最终都会沉潜为内心声音的一部分。现在的我，依然会在深夜里为一句批评辗转反侧，也会因一句理解而眼眶发热。但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在喧哗与寂静之间，守护那个最初促使我拿起笔的、颤抖的核。批评与赞美都是镜子，而诗人要走的路，终究是穿过这些镜廊，摸到镜面背后那团真实的火焰。

10.陈、曾：您曾说写诗是“不断突破自我，接近于那种忘我的自由”，追求“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的境界”。这种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如何体现在您的创作选择与作品内涵中？在您已有的作品中，哪一首或哪一部诗集最能体现这种追求？是否有留有遗憾的作品？

林珊：我觉得这种忘我的自由其实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不仅仅是写诗，更是我人生的追求。目前还没有哪本诗集能充分体现这种追求，《白露》一诗，经央视主持人任鲁豫朗读后，流传较广。诗中蕴含了我对自由的追求，但仍有不足。其实所有作品都有遗憾，一首诗写出来，即便经过反复修改后再发表，过几年再读，还是会觉得有些句子可以写得更好。作品和人生一样，也许都在不断修正中日渐走向圆满。

11.陈、曾：作为从赣南小城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诗坛的诗人，您的成长离不开故土滋养、自身努力与外界支持。回顾您的创作历程，最让您珍视的创作体验是什么？对于未来的诗歌道路，您有怎样的期许与规划？

林珊：倘若将创作历程比作一条河流，最让我珍视的，恰恰是那些沉默的源头时刻——不是在领奖台上听到名字的瞬间，而是在赣南梅雨季的阁楼里，看着雨水顺着瓦缝渗进搪瓷盆，滴答声与笔尖划过白纸的微响。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诗，只是诚实地记录着祖母晾晒的蓝布衫如何在风里鼓起，又怎样在暮色中垂成一道幽深的峡谷。这些记忆后来成为我语言的胎记：田野里稻花的香气、祠堂断墙上苔藓的走向、清明时纸灰低飞的弧度……它们不是素材，而是我感知世界的原始语法。所谓故土滋养，从来不是刻意征引的意象库，而是当你写下“黄昏”时，指尖会自己渗出柴火将熄时的微呛。

近三年来，我将不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培养小诗人中，我定期到中小学诗歌社团授课，看着孩子们在我的诗歌课堂上写出生动有趣的诗歌，让我倍感喜悦与幸福，也更乐意尽绵薄之力推动诗歌的未来发展。这其实也是在弥补我童年的缺憾——我的童年里没有出现那个引路人、那个提灯的人引领我踏入诗歌殿堂。诗歌虽被视为小众文学，但每个人的心灵其实都需要诗歌的滋养。

（来源：批评者说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