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
当时红军兵力仅剩约7000人，人困马乏，物资奇缺。
然而，正是在那片贫瘠的黄土地上，红军不仅站稳了脚跟，还迎来了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
那么有一点，为什么红军偏偏到了陕北就安全了？背后有着怎样的逻辑和原因呢？
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形成了天然的军事防御体系。
那里的塬、梁、峁、沟等地貌特点，使得大兵团作战难以展开，却为游击战和小规模部队行动提供了理想场所。
敌军若进入陕北，补给线拉长，地形不熟，容易被红军利用地形优势分割包围。
更重要的是，陕北靠近苏联和蒙古，我组织可以轻松的通过那里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国际支援。
那一战略位置使得陕北成为连接中国G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桥梁，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这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得到了印证。
二、有根据地基础
许多读者可能误以为红军到达陕北时是进入一片真空地带，是从零开始的发展。
事实上，那里早就有党领导的G命武装和根据地存在了。
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已经合并，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苏区。
那里有坚强的党组织、强大的红军武装（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当中央红军到达时，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结束了长达一年无后方流动作战的困境。
正如史料所载，陕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G命战争时期唯一幸存的G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现成的落脚点。
也就是说，当时红军去陕北，不是“空地着陆”，而更像是“回家”。
三、形成“三位一体”格局
红军到达陕北后，依然面临着老蒋的重兵围剿，特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
不过，我组织高层敏锐地意识到：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与老蒋貌似存在着貌合神离的态势，为我们的周旋留下了余地。
1935年底，毛主席深思熟虑后开始对张、杨二人开展统战工作：
1、派汪锋持亲笔信赴西安与杨虎城谈判。
2、派周公与张学良在延安秘密会谈。
3、在高福源等被俘军官牵线搭桥下，与东北军建立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