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高层声音

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会议强调：

•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5家党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今年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努力实现良好开局。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央书记处要围绕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部署要求，立足职责抓好重点任务落实，高质量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英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1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习近平指出：

•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还是促进两国经济民生，都需要加强对话和合作。中方愿同英方秉持大历史观，超越分歧、相互尊重，把中英合作“大有可为”的潜力转化成“大有作为”的实绩，为中英关系与合作开新局，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惠及世界。

习近平强调：

• 互信是国与国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中国无论怎样发展壮大都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和为贵”，追求的是“和而不同”。中英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双方要拓展教育、医疗、金融、服务业互利合作，开展人工智能、生物科学、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领域联合研究和产业转化，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希望英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英都是文化大国，都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双方要密切人文交流，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欢迎英国政府、议会、地方各界多来中国参访，增加对中国全面、客观、正确的认知。中方愿积极考虑对英实施单方面免签。

习近平指出：

• 一段时间以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甚嚣尘上，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国际法只有在各国都遵守时才真正有效，大国尤其要带头，否则就会退回丛林世界。中英都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应共同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

习近平会见英国首相斯塔默

学界最新

中国出口新形象是

兼具高技术含量与高性价比的优质产品

1月26日，《北京日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毛振华文章《进一步夯实我国的科技与出口核心优势》。文章指出：

• 在复杂严峻的发展局面中，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亮点集中于两大领域：一是科技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二是对外经贸的韧性增长，两者共同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科技领域发展成效显著，科技企业集群崛起，获得资本市场高度认可。在科技领域，中国既注重“补短板”，也着力“筑优势”。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优势背后仍存在挑战，原研药研发具有成本高、成功率低的特点，但受限于国内定价机制，中国药企在高利润支撑能力上与美国药企相比仍存差距。

• “抢出口”已从短期现象转变为常态特征，出口在复杂国际环境下表现超出预期，背后依托多重优势。出口结构在持续优化调整，出口产品提质升级、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如今，中国出口的核心不再是落后的传统产品，而是兼具高技术含量与高性价比的优质产品，这类产品以高度的国际竞争力打破了此前“低质低价”的刻板印象。

• 从科技与对外经贸这两个关键领域来看，我们在发展进程中已积累诸多优势，应当乘势而上，让科技与对外经贸优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更强动力。

  ——发挥企业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的关键作用，重视培养“融合型”科技人才。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核心抓手是科技企业，必须通过企业将科研与市场需求紧密联结。我们既要注重源头研发与自主创新，也要高度重视依托于企业的大规模场景的应用创新，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持续优化对外经贸领域发展环境，提升综合竞争力。一是构建更具韧性的国际关系。二是高校和科研机构需进一步强化国别研究。三是加快对外经贸领域软实力建设。四是持续重视国际市场的重要作用，坚定不移推动企业“出海”。

中国应积极构建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1月28日，《经济日报》刊发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文章《构建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文章指出：

•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当前国际分工的基本特征。在这一分工体系下，跨国公司是贸易投资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投资驱动的中间产品贸易和生产性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增长引擎，贸易投资一体化所带来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全球价值链主导权和抗风险能力成为衡量一国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从我国发展现状与趋势看，不再是被动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而是积极主动塑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 面向未来，要充分发挥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带动进出口贸易、强化全球资源要素配置和整合价值链的作用，推动国际分工向更加主动、更高层次、更优结构发展，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供强劲动力。

  ——一是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经营主体。培育世界级跨国公司，聚焦国际化经营能力提升，在有基础有优势的领域支持企业主动开展国际贸易和投资，建立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推动企业在全球布局生产制造中心、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和地区总部，整合利用全球资源。在优势制造业和新兴数字产业领域，支持领军企业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链主企业，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主导权。

  ——二是推动贸易与投资相互牵引、协同发展。要打破贸易与投资各自为战的传统模式，有序推进海外投资布局，形成以海外投资撬动进出口贸易、以进出口贸易需求引导投资流向的新模式。此外，要构建高效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整合通关、物流、金融、法律、咨询等全链条服务，推动数字化升级，打造一站式平台，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三是深化制度型开放，筑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制度保障。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发挥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作用，建立与国内开放发展平台的合作机制，打造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战略支点。大力实施“同线同标同质”工程，打通国内外市场在监管、标准、认证等方面的衔接堵点。强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跨境有序流动，提升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多元布局、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强化战略储备等方式提升产业链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建立综合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外部风险挑战的监测和协调应对能力，为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李 俊：构建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核心在于“四链”融合

1月28日，《经济日报》刊发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员张晓兰文章《为何要扩围国际科创中心》。文章指出：

• 从空间融合看，这是顺应创新集群化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人工智能、量子技术、集成电路等前沿产业创新链条长、投入大、风险高，单一城市的资源承载力和产业配套力难以支撑完整创新生态的构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从“单点作战”向“城市群协同”升级，有利于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创新空间功能互补，塑造比肩全球顶尖创新集群的竞争优势。

• 从要素融合看，这是实现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关键抓手。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有利于实现创新要素全域流动和高效配置，解决创新要素“流不动、用不好”的难题，为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 从产业融合看，这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迫切需要。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关键是要优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的协同创新模式，依托科研优势破解产业技术瓶颈，促使科技创新成果真正赋能产业发展。

• 从制度融合看，这是建立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的战略选择。此次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一个重点是要整合各地创新制度优势，建立跨区域规划统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机制，打破行政区域分割，破除地方保护，促进协同融合，形成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区域协同创新格局。

• 扩围后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并非孤立的创新高地，而是全国产学研融合的“动力源”和“辐射极”，将引领带动科技创新成果赋能全域、惠及全国。一是聚焦提升创新链效能，推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等核心技术成果向全国扩散，助力各地突破产业技术瓶颈，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国产化替代。二是聚焦提升产业链水平，发挥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优势，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配套升级，实现全产业链的创新发展。三是聚焦强化要素链，构建贯通全国的创新要素链辐射网络，打通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的跨区域流动堵点，通过要素全域融通与优化配置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四是聚焦完善制度链，面向全国推广跨区域协同创新、产研对接、成果转化的成熟机制，进一步优化全国创新生态。

• 把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成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进一步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要注重系统施策、多维发力，持续增强融合效能。

张晓兰：为何要扩围国际科创中心

构建青年研究自主体系

关键在于揭示青年与国家“互构”关系

1月30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教授廉思文章《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文章指出：

• 围绕这一任务，中国青年研究在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上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具体而言，中国青年研究不能停留在对青年现象的零散描述，也不应止步于对青年问题的被动回应，而应以强国建设这一历史进程为分析坐标，对当代中国青年的生存状态、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进行系统化、结构化的阐释。

• 我们发现，“强国一代”呈现出多重侧面的交叠：在国际舞台上，他们是自信自立的“平视世界的一代”，不再简单仰视西方，也不陷入盲目对抗，而是在比较中确立制度自信与文明自觉；在历史方位上，他们是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门槛上“接力冲刺的一代”，身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提速的关键赛段，肩负着承前启后的时代重任与历史责任；在发展方式上，他们是在既有约束条件中寻求突破的“创新求解的一代”，既清醒感知社会压力，又不断探索新路径和新可能；在价值取向上，他们是把自我价值置于时代坐标中的“担当进取的一代”，通过把个人成长嵌入国家发展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定位与升华；等等。

• 研究者若仅从某一侧面切入，往往难以把握青年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容易形成片面甚至相互矛盾的判断。只有在全局视野中，将青年的心理体验、行为方式、价值选择与国家发展阶段有机贯通，才能真正理解当代青年的所思所想。换言之，如果缺乏将青年问题置于国家发展阶段加以整体理解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上述复杂而交叠的青年状态便难以得到准确把握。例如，现实中，青年体验到的焦虑、压力和不确定性等，往往被归结为“竞争加剧”“期望过高”或“心理承受力不足”。事实上，这些感受正是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社会结构转型和发展逻辑转换在青年群体中的集中反映。若不能将其置于国家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中加以解释，青年研究便容易套用西方后现代理论，将阶段性的社会现象误读为长期性的心理困境，进而对中国青年的真实状态失去客观评价。

• 准确理解当代随着国家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相较于早期发展阶段对速度和机会的高度敏感，当代青年更加关注长期预期、制度稳定性与发展尊严，这并非动力衰退，而是发展阶段跃升后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一些西方舆论将中国青年在转型期所表现出的审慎、权衡与探索，别有用心地贴上“烂尾一代”“迷茫一代”的标签，其实是把青年需求内涵的变化，错读为价值失序或动力衰退。需要警醒的是，这类标签并非纯粹的媒体修辞，而往往依附于一种既有的解释模板：在西方主流青年研究中，青年常被置于“国家—个体”框架中予以理解，青年的不满被解释为对体制的反抗，青年的选择被解释为国家控制的结果。由此出发，中国青年对稳定预期、可持续发展与尊严感的重视，便被套入“对抗国家”或“被动服从”的二元叙事之中。但在中国语境中，青年需求的生成逻辑恰恰源于国家发展持续向前、制度供给不断完善这一现实基础。当代青年既愿意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价值，也更加强调这种努力应当具有明确方向和合理回报；既高度认同自己在民族复兴中的时代使命，也期待国家能提供清晰路径和可靠支撑。这种需求不是对国家的疏离，而是对国家发展提出的更高期待。

• 从中国实践看，当代青年的发展需求正是在与国家长期互构关系中形成的。国家通过教育体系、青年政策、人才战略、城市建设、数字治理等制度性安排，为青年提供持续赋能的发展空间；青年则通过劳动参与、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创造等，不断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青年对安全感、确定性和尊严感的追求，既是对个人发展的合理关切，也是对制度运行效能的现实反馈。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理论层面系统揭示这一互构机制，将青年对安全感、确定性和尊严感的追求，理解为国家与青年关系不断深化的结果，而非一味归结为“退缩”“消极”“迷失”等西方学术论调。

• 中国青年研究还必须系统回答当代青年“如何作为”这一重要课题。这里的“作为”，并非指道德意义上的规训，而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青年通过何种现实路径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自我成长。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分析不同青年群体在不同社会位置和发展赛道中的行动条件，具体考察其能力积累、路径选择和角色转化的可能方式，避免将强国目标简单转化为对青年的单向要求。

• 引领青年投身时代舞台，是青年研究的重要功能；但引领并非代替青年做出选择，也不是以单一价值取向压缩多样人生，而是在尊重青年差异和现实条件的前提下，帮助青年准确校准时代方向，识别发展机遇，确认自身位置。真正有效的引领，应当是让青年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外在于个人的宏大叙事，而是与个人能力积累、思想成熟和价值实现密切关联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国家与青年之间的“中介变量”——通过理论阐释，将政治语言转化为青年容易理解的时代语言；通过系统研究，将分散的青年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解释力和公共意义的知识形态；通过学理表达，为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提供稳定可靠的思想源泉。

廉思：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原标题：《理论周报 |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栏目主编：王珍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朱玲珑 实习生 谢泽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