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锦江：愚园路的空间形态与海派文化

《静·安》杂志愚园路专刊

本文为《静·安》杂志访谈徐锦江研究员，原文题为《我与愚园路：家园的回归，街区的探寻》，刊登于《静·安》杂志2025愚园路专刊。

徐锦江，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上海文化》杂志社社长、社科院“文化创新与城市软实力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已出版愚园路相关著作四本，《愚园路传》待出。另著有《上海城记》《流言研究》《陆俨少词典》等。

2025年上海书展期间，徐锦江教授出席静安区特别策划推出的“愚园之源 源于静安”系列讲座。

《静·安》：愚园路和上海的城市空间形态是什么关系？

徐锦江：因为研究愚园路，经常有社会机构邀请我去作专门讲座，我的题目一直是，愚园路：打开上海大门的一把钥匙。愚园路虽然只是一条越界筑路而成的马路，但如果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推演出近现代上海的历史文化，成为上海近代化的一个微型样本。

愚园路的形成与上海的城市空间形态确实有着密切关系。老城厢作为传统的中国城市，在开埠前，有人说它是“南吴壮县”，有人说它是区区“草县”，我们可以因为今天的上海地位赋予它特殊的意义，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大上海确实是在江南的边缘地带发展起来的，大上海也确实是在开埠后才壮大起来的。毋庸讳言，现代上海的基点是外滩，因为受制于一江（黄浦江）一城（老城厢），英美租界曾经沿着黄浦江西岸，跨过苏州河朝北蜿蜒再朝东向杨树浦宝山口方向发展，觉醒的华人也建设了繁荣的闸北华界，甚至在江湾地区规划了“大上海计划”，但最终因为淞沪抗战和淞沪会战而中辍，江湾虹口成了“准日租界”，合并起来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随后主要沿着苏州河南岸向西扩张，从南京路到静安寺路，再往西，愚园路应运而兴。参考社科院万勇研究员的研究，如果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上海城市空间拼成一张图，可以依次概括为圆墙城（老城厢）－内外城（传统城和租界城）－三向城（朝南、西、北三个方向发展）－带状城（越界筑路发展）－新旧城（国民政府的江湾大上海开发计划）－苏制城（1949年以后的苏联模式）－两岸城（浦东开发开放之后）－辐射城（中心城区和五个新城）－章鱼城（长三角一体化）的不同城市空间形态。在这个上海城市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愚园路作为上海城市空间东西中轴线的西段，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区域。

《静·安》：愚园路与海派文化有什么关系？

徐锦江：愚园路作为城市西区的一条马路，是一个典型的海派文化区域，从空间格局、建筑风貌、生活方式到文化气质，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精髓。首先是空间格局，愚园路堪比一个华洋杂处与阶层融合的微缩模型。海派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混杂性”，愚园路的空间格局完美体现了这一点。愚园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的结果。这种特殊的建设方式，本身就代表了中方主权与西方权力的交织与博弈，是海派文化诞生的宏观政治背景的微观体现。愚园路的主干道两侧，衍生出无数条细密的里弄，如涌泉坊、愚谷邨、岐山村、宏业花园等，形成了“鱼骨状”的里弄网络。这种格局不像规划整齐的殖民式网格，也不同于传统的中国里坊，它有机、自发，形成了半公共半私密的过渡空间，促进了邻里交往，是海派市民社会形成的物理基础。巨大的花园洋房、精致的新式里弄、相对简朴的旧式里弄在愚园路沿线并存但并非隔绝。富豪、中产知识分子、普通市民比邻而居，虽然生活水平差异巨大，但共享同一个街区。这种分而不隔的社区形态，以及物理上的接近性，为不同阶层文化的相互观察、渗透提供了可能，是海派文化“包容性”的物质前提。其次是建筑风貌，愚园路是万国博览与实用主义的融合样本。海派文化在建筑上的体现是“多元融合，兼收并蓄”，愚园路可谓教科书式的案例。短短3公里不到的愚园路沿线，汇集了英国乡村式、西班牙式、装饰艺术派、现代主义、新中式、古典复兴式等多种建筑风格，形成了一幅建筑风格的“拼贴画”。你可以在路上看到陡峭的红墙屋顶、舒缓的黄色拉毛墙面、流畅的几何线条装饰。这种风格上的自由选择与混杂，是业主和建筑师基于个人审美、实用功能和经济实力的综合考量，体现了海派文化中的“拿来主义”和实用理性。愚园路遍布着作为石库门进化形态的新式里弄，由于越界筑路的特殊性，愚园路地价经历了逐渐从低到高的过程，吸引了大量中外富商包括文化人前来购地造房，上百条弄堂和数千幢私家小楼，造就了“上海私宅建筑在民间的最后一次辉煌”。这些建筑相较于旧式石库门，减少了中国传统院落符号（如高墙、门楣雕花），增加了西式生活设施（如卫生设备、小花园）、更注重采光和通风。这是海派文化“改良”而非“革命”精神的体现：保留合院聚居的邻里模式，但积极接纳现代生活标准，同时私密与开放结合。花园洋房通常有矮墙和庭院，保证了私密性；但其优雅的立面本身又构成了街道的公共景观。这种“对内私有，对外贡献”的空间处理方式，平衡了东方家庭的内向性与西方城市的公共性，是海派文化在空间上的巧妙创造。再次，从历史人文视角看，愚园路名流汇聚。海派文化的活力源于其人物的多样性和思想的碰撞，愚园路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无数政治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曾聚居于此。茅盾、林语堂、周瘦鹃、施蛰存、郑振铎、张爱玲等文人都曾在此留下足迹。愚园内的“国会”和南社活动、“游存庐”内的讲学、王伯群住宅的“隅园雅集”、严家花园的“神仙会”，以及冯耿光住宅、周作民公馆、沈钧儒的“与石斋”曾是“梅党”、金融家、民主爱国人士的聚集场所。他们的存在，为街区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的思想氛围，使愚园路成为文化名流的“客厅”，沙龙里的讨论和创作，是海派文化精英一面的生动体现。愚园路也充满了红色印记。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红色小开”潘汉年，地下党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国际进步人士都曾在此活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等都坐落于此，愚园路因此成为隐蔽战线的“前沿”。这种“灯下黑”的隐蔽性，恰恰是利用了租界华洋杂处、管理复杂的特殊环境，体现了海派文化中精明、务实、善于利用规则缝隙的一面。第四，是市民生活方式。愚园路的市民社会发育比较成熟，从当年的许多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当地居民已具有强烈的商业意识、法治意识、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和文化意识。愚园路奇妙地融合了市井烟火气与国际化风尚。海派文化最终落脚于人的生活方式，愚园路至今仍在演绎着这种生活美学。梧桐掩映、尺度宜人的街道，天然适合漫步；沿街的咖啡馆、面包店、小酒馆为市民提供了“发呆”和观察城市的空间。这种对生活品质的细致追求，即上海人所说的“懂经”和“腔调”，是海派文化精致主义的生活化表达。当年愚园路居民中有大量外侨和欧美海归，今天依然如此。路边是阿姨妈妈闲聊的内衣店，转角可能就是一家独立设计师买手店；传统的生煎小笼店隔壁，开着精品手冲咖啡馆。这种市井烟火与国际范，高级与日常毫不违和的无缝切换，正是海派文化开放与包容的当下写照。愚园路并未沦为僵化的历史标本，它通过持续的有机更新，引入创意市集、公共艺术、设计店铺，让老建筑焕发新生命。这种自我更新、不断吸纳新鲜血液的能力，正是海派文化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愚园路的核心气质是深厚多元的，通过历史和时尚的高级融合实现当代生活的有机平衡，以及以人为载体的时间与空间的原真性。

作为海派文化的“完整文本”，愚园路最大的特点在于规模和完整性。它拥有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密度极高的花园洋房群和新式里弄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阅读的历史街区；它的肌理，讲述了权力交织与空间生产的故事；它的建筑，凝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审美选择；它的历史，记载了精英文化与革命精神的碰撞；它的当下，演绎着传统市井与现代生活的交融。它不是一个被圈护起来的景区，而是一个始终活着、呼吸着、变化着的有机体。行走在愚园路，就是在阅读一部行走的、立体的海派文化。它证明了海派文化并非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深深嵌入城市街道、建筑和日常生活之中的，可感可触的实在。

愚园路街景。视觉中国 图

《静·安》：能举例说明一下愚园路和其他上海马路的差别吗？

徐锦江：相比同属长宁区的新华路，愚园路是“社区”。它是为多元群体设计的，有里弄、有公寓、有洋房，层级丰富，生活设施配套齐全，至今仍是一个功能完整的居住区。而新华路是“领地”，尤其是“外国弄堂”片区，规划初衷就是为一个相对同质化的高端群体服务的。它更像一片嵌入城市中的、低调奢华的飞地，私密性远高于公共性。走在新华路上，你会感受到一种被筛选过的宁静和高贵，而愚园路则更“接地气”，更有生活的烟火气和包容性。相比同属长宁区的武夷路，愚园路历史风貌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层次最清晰。它的“海派”图景是完成度很高的、可供细细品读的。而武夷路则更像一个“进行中的作品”，它也在更新，但其风貌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不如愚园路。更多地展现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过渡性和混合性——老厂房改造成的创意园区与本地居民的日常杂货店并存。更多体现动态、新旧磨合的进程。相比著名的网红马路武康路，愚园路的本质是一个生活场所。人们来这里是为了生活、工作、散步、喝咖啡，文化底蕴是自然弥漫在生活气息之中的。而武康路的本质是一个观光景点。人们来这里是为了“观看”和“被观看”，是为了与武康大楼等地标合影，消费的是“上海梦”的视觉符号。其生活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旅游和商业消费所取代，表演性压过了原生性。最核心的区别在于：愚园路是“沉浸式体验的生活场”，武康路是“打卡式游览的观景台”。相比另一条网红马路安福路，愚园路的繁华是内生的、有机的。它的商业是随着社区需求自然生长出来的，与历史风貌融为一体。安福路的繁华则是外来的、策展的。像被精心设计的“剧本杀”场景，每一个店铺都极具风格且更迭迅速，目标是创造社交媒体上的爆点。它的消费者主要是潮人和网红，而非本地居民。安福路是“被制造出来的潮流”，而愚园路则是“历经时间沉淀的生活”。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内生性”和“策展性”。

愚园路的独特性在于，它不像新华路那样高远和冷清，不像武夷路那样仍在摸索，不像武康路那样被符号吞噬，也不像安福路那样被流量裹挟。愚园路是平衡的典范，包括历史与当代的平衡：老建筑和新商业融合得恰到好处。居住与商业的平衡：它至今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而非纯粹的旅游区或商业街。高端与市井的平衡：顶级的别墅、优质的里弄和日常的内衣店、小吃店和谐共处。文化与生活的平衡：深厚的历史底蕴自然地渗透在日常的咖啡香和梧桐影里，无需刻意强调。因此，如果说其他道路是海派文化的某一特定侧面的“特写镜头”，愚园路就是一个历史的“长镜头”，它用最完整、最从容的方式，讲述了海派文化关于包容、生活和时间的宏大叙事。它是上海这座城市“活态”的历史遗产，而非凝固的标本。

《静·安》：东头、西头，哪头先闹猛起来？

徐锦江：《上海县续志》载：愚园“光绪十六年，四明张氏创葺。二十余年来已五易其主，士女如云，恒选胜于兹，假山上花神阁，有闽人辜鸿铭英文诗、德文诗石刻”。此叙与钱化佛述、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以往之园林》中收录胡寄尘所记“愚园原在静安寺东北半里许，清光绪十六年，四明张氏所创葺，后屡易其主。民国六年后废，今西区愚园路，即以园而得名”基本吻合。余如《上海胜迹略》等亦持此说。胡说并记有：“愚园一度为常州人刘葆良所有，园中具亭台竹木之胜，和张园一味空旷大相径庭，且蓄着猩猩、孔雀、吐绶鸡，以邀游客的观赏。”当年姓张的甬籍富商不在少数。也有记载认为愚园前身为旅沪宁波巨商叶氏别墅，后为刘氏购得重建，如1909年上海环球社出版的《图画日报》介绍“愚园”说：“是园向为镇海叶氏产，后经阳湖刘氏以银十一万两，向叶氏得之。”故有“先张后刘”和“先叶后刘”两说，而以前者居多。

据多重文献描述，愚园垒石引泉，遍栽花木，并扩建亭台楼阁数处，布置雅淡，风景清幽。园内有杏花村、云起楼、倚翠轩、鸳鸯厅、敦雅堂、花神阁诸胜，为中国传统的东方式园林。愚园经营者为迎合当时人们追求西化、嗜好新奇的风尚，在敦雅堂兴建西式高楼，汲取静安寺涌泉水设茶座揽客。同时辟球场，引进各种球类活动，在敞开厅内演杂技魔术等。当时上海尚没有动物园，愚园开风气之先，园内畜养了虎、豹、猕猴、白鹤、锦鸡、孔雀及梅花鹿等动物，供游人观赏。春秋佳日，游屐甚众。四方人士来到上海，愚园是一个重要打卡地。《上海指南·卷五·园林》描述道：入门，过小桥，见有一楼，楼前多乔木，有紫藤一棚，绝佳。楼后有池，池上有小亭，曰“如舫”。过此即为“敦雅堂”，后为假山，石笋不少，山上为“花神阁”，有闽人辜鸿铭英诗及德诗石刻在焉。池之东、西两旁富亭榭。楼之向北隅复有小楼，曰“飞云”。楼西为球场，场之东北隅为弹子房，弹子房之东为鹿柴虎栅，西为唐花室。游资每人一角，茶资每碗二角，果品每碟一角，兼售点心。愚园与张园、徐园同为上海三大营业性私园。时人谓：“张园西去到愚园，张园空旷愚园雅。”画家《吴有如墨宝》中存有多幅愚园画作。美国摄影家施塔福摄有多幅游园图片。陈无我先生对愚园当年盛况和“愚园内之寿仙班”“愚园琵琶会”均有详述。

因为申园、西园、愚园和张园、爱俪园的存在，静安寺一带变为园林胜地。如陈无我所说：“其时园林甫辟，台榭草创，从繁华尘海中而忽得此清凉世界，宜人之乐于游憩也。”繁荣背后的更大原因却是因为这里变成了富豪公子和时髦妓女“驰马炫车”“栽花犯露”的风月场所，如同今天武康路、安福路上的“豪车炸街”。1870年代，和客人一起坐马车已成为一种时尚，1880年代，维多利亚马车引进到上海，弹簧轿厢，橡胶轮胎、敞篷马车和可以面对面坐的四轮有篷马车相继出现，1890年代至20世纪初，马车在上海已非常盛行，并出现了一种装有钢丝橡胶轮的小型马车，可由乘车人自己勒缰，单人四轮马车美其名曰“亨斯美”，非常迎合乘坐者贾勇兜风的心理，风行一时。据统计，到1906年，仅公共租界出租马车就有711辆，私人自用马车更达976辆之多。马车从交通工具变成了弄潮狎乐的工具。《申报》文章分析道：“此风有之已久，有心人乃于静安寺之左右，创设茶室烟寮，以备游人驻足，而申园西园兴焉。”申园、西园并因此大开夜市，“自夜达旦之生意较之自午至暮之生意可加十倍”。但也因此带来了扰民的社会问题，“凡此马车经行之处，十里人家不能安枕，轮蹄聒耳，必待东方大白，红日高升，乃能告止”。沿途的外国居民遂有“不准夜游之请”。地方“有司”“既据其请，岂违其意，乃斟酌出示白纸楷书，发给申园、西园诸处禁买夜茶，限以十一点钟为度，一概熄灭灯火，以为无茶可吃诸人当可不游”。但发现即使没有灯火，却依然驰车如故，“推原其故，原此等游客，本非为品茶吸烟而来——盖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游客之意不在茶，而在驰车之乐……无怪乎釜底抽薪之妙策，转贻为隔靴搔痒之微词”，分析认为上（海）本埠乃“极俗”之区，“绝无古迹，方赖有此一段风光润色地方”。春夏两季夜市兴旺，但碰到秋冬两季和阴雨天，则门庭冷落，申园遭到徐园、张园、西园的夹击，力有不支。四明巨商张氏起意兴建愚园后，1890年购入西园产权。《申报》“愚园序”当时记曰：“概乎园之基，大三十余亩，与昔年西园相毗连。既竣并西园，购归而规模乃大扩，园临西人所辟静安寺路，前门向南，门以内度地为规。”愚园开园后，申园的营业更是每况愈下，同年八月转租他人，翌年正月再次开业，但终难逆转，至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将家具、器物悉数拍卖，园终为愚园所购并。按此，静安寺附近出现的园林先后顺序应为申园-西园-愚园。

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出版时间是1898年，应该就是愚园存续期间最兴旺的时候，其中对愚园的活动描写颇为细致。几个外地人到上海来，在客栈中相识，扬州商人志和要在愚园请客，苏州游客少牧问道：

“愚园在甚么地方？这里去有多少远近？那边的景致可还好么？”志和道：“愚园在静安寺西面，这里去虽有十里之遥，马车只消半点多钟。那戏台上，每逢夏日，演的是髦儿戏（注：指全部由青年女演员组班演的戏），很有几个有名女伶。如今天气尚寒，游人还少，没有开锣。这新厅乃在园外，从月洞门出去，收拾得甚是精致。四面厅坐在厅中，四面的景致多可瞧见，更造得十分合趣。我们今日就在那里摆酒，好也不好？”

招妓做局后，“女先生”如新莺出谷唱起昆曲，一曲又一曲，演了一出“开豪宴浪子挥金题妙曲可人如玉”的“折子戏”。可见当时愚园里的狎游之风，分明是一个风流社交场所。书中对愚园的描述大差不差，但说愚园在静安寺西侧却是个错误，可见即便当时小说，也未必全对，尽信书不如无书。公园出现之前，从晚清到民国之初，许多描述苏杭扬一带富商到“十里洋场”上海狎妓游玩的通俗小说中，逛园林几乎是个必选项，也多有写到愚园。上海和苏杭，当年可谓互为“后花园”。你来我往，倒是早就一体化了。而从四马路的酒楼、茶楼、青楼到静安寺的申园、西园、愚园，是当时士大夫文人和商人掮客、妓女学生热衷的打卡线路。西郊的园林就此成为兼具政治文化意涵和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白天，这里可能是包括中国国会、南社集会等大量政治社会活动的发生地，入夜，这里则成为公子哥儿狎妓饮乐、时髦名妓争风吃醋的娱乐场，形成了上海的“摩登景观”。如美国学者叶凯蒂所说：海上名妓乘着宝马香车，在服饰和车骑上争奇斗艳，竞相展示时髦与豪奢，连他们的马夫也穿戴整齐，加入到了秀场之中。在18世纪末的上海，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和张淑玉是第一流的名妓，他们的名字就是风尚和声望的象征，作为时尚风向标和公众人物。制造轰动就是他们的职责。

愚园为晚清上海三大营业性私园（张园、愚园、徐园)之一。愚园除了成为外地游客的宴游打卡场所，还是晚清公共知识分子的开会议事场所。清末，上海是革命志士、文坛名流以及官僚政客风云际会之地。他们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公开集会，发表演说。愚园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是当时仅次于张园的公共集会场所。如1900年7月，唐才常邀容闳、章太炎、严复、文廷式、沈荩等80余人到愚园新厅开会，以挽救时局的名义，决定成立中国国会，推选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林圭、沈荩为干事。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汉口被捕遭杀害。沈荩参加自立军，并在报上揭露卖国的“中俄密约”，亦遭杖杀。1903年8月23日，章士钊等在愚园为沈荩举行追悼会。1903年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发生后，年轻的《革命军》作者邹容入狱。邹容病逝后，蔡元培和中国教育会同仁在愚园举行追悼会，到会50余人。愚园也是文人雅集之处。1909年由柳亚子等同盟会会员组织的民族文学团体南社，就把愚园作为主要活动场所。1911年1月15日，南社第四次雅集在愚园杏花村举行，到会34人，共议国事，午餐也由愚园餐厅供应。以后每年一、两次的集会聚餐均在愚园，柳亚子谓愚园几乎成了南社的大本营。

愚园路得名愚园，故有“先有园，后有路”之说。

《静·安》：你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在愚园路度过的，这是你书写这条路的文学源泉。《解放日报》记者沈轶伦，在《说宁波话的上海人》一书中，写了你记忆里家中把你带大的宁波阿姨的尽责、忠诚、讲情义，很感人。对自己成长之路的情感维护、纵深拓展，那也是对于故乡上海的忠诚。所以，愚园路，似乎在你笔下是写不尽的，随着不断加入的新资料、新人物，国际前沿城市学理论的启示，愚园路的研究并没有结束。它于你的人生，其实也是一种永恒思考的象征？

徐锦江：是的，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愚园路，你重复研究它，究竟有什么收获？我也经常扪心自问。

总结起来，一是触摸真实的历史肌理，二是了解上海城市的变迁，三是构建路史研究的范式，四是感同身受历史人物的命运，五是对焦今天的城市更新，六是回归街道和社区生活，尤其是后者，因为研究愚园路，我们形成了以路为缘的朋友圈，线上线下邻里社区经常交流，大大提高了家园归属感。

我最近在写《愚园路传》，这的确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因为不断有新的材料发现，新的人物出现，尽管相对于其他马路，愚园路已经被“啃”得差不多了，但依然会永远处于“未完成式”，所以我不得不暂告段落，不然出版社会“吃不消”，这也让我充分体会到近现代历史研究并不比古代主要靠文献的研究容易，因为近现代历史研究，除了书籍和不断涌现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尤其是现代才诞生的报刊之外，还有地图、照片，甚至于当时尚属比较稀罕的视频，还有大量的存世者（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少），新证据出现的频次远高于相对定格的古代文献研究。一张你还没有发现的照片、一段视频、一封书信、一次田野调查，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关键新物证，都可能质疑、推翻你过往的结论，或者让你的分析产生偏差。无法穷尽的史料可能让你一直处于“纠错”过程中，但严谨的史料钩沉，是为了论从史出，而不是以论代史，同时也可以为当代生活提供知识传统和文化资源。拍摄“愚园路”纪录片续集的时候，我发现，通过众多专家从众多维度的不断挖掘，作为愚园路“愚园”的眉目已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逐渐具备了建模并通过AI技术动起来的可能性，这会成为传说中的元宇宙吗，甚至整条愚园路。经常有人问我，你横研究竖研究愚园路，不厌其烦地考证一条路，究竟有什么意义。研究园林的陈喆华老师也面临这样的困惑，研究一个已然消失的园林有什么意义，一位朋友曾送我一枚章，刻的是“怀无用之心，干有用之事”，深合我心，谁知道我们废寝忘食的细微研究能转化为什么呢，愚园路的城市更新难道能缺了我们的历史研究吗？今天愚园路风貌的形成难道没有我们铺路石子的作用吗？作为流行的文旅产业的Citywalk难道不需要精彩的故事吗？复原消失的“愚园”会不会最后成为一款珍贵的文创产品呢？说高点，上海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不需要这样的工作吗？一条路可以作为整个上海的一个历史基因，据此推演出整个上海的生命体征。而最让我们欣喜的是，这条跨过一个半世纪时间长河的马路今天仍然在历史中活得生机勃勃，甚至越来越年轻，这就是我们研究愚园路，了解愚园路，把它视为现代人家园的意义。

《静·安》：关于静安段的愚园路新打造，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与设想？

徐锦江：关于静安段愚园路的开发，我提供以下一些思路。第一，无论是静安段还是长宁段，都是愚园路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在开发的过程中，应该考虑以整条路作为规划单元，有动有静，不要都陷入沿路破墙开店的简单思路，尤其是在历史风貌区部分。“活化传承”的产业价值可集中在几个点上。静安段的愚园路历史风貌区最大的特点是新式弄堂毗连集聚，比如愚谷邨、涌泉坊、十样景、中实新村、和村、兰畹、柳林别业、四明别墅、四明体育村、文元坊等，完全可以打造出一条新式里弄的Citywork路线，如果说张园是一座小型的石库门博物馆，那么，静安段的愚园路可以说是一座“小型的新式里弄博物馆”。第二，历史风貌区向东的静安段，完全可以根据现在美食店集聚，但相对比较混乱的状况，按照“精致烟火气”的差异化定位，结合全区规划，衔接静安寺商圈和南京西路更加高大上的商圈。第三，通过学者对愚园位置的考证研究以及内部亭台楼阁的布局，通过建模来复原当年的愚园，即使不能在现实中还原，也可以作为历史的展陈，利用AI、VR技术打造出一款沉浸式的游戏和场景。第四，“愚园之源，源于静安”，抓住源头做文章，设立源点广场和标志雕塑。有学者提出可以打造“安安”和“静静”的卡通物，类似风靡年轻人的Labubu。第五，是在开发主体和机制上可以更加多元、更有活力，甚至可以成立一个专事愚园路开发的基金，争取上市。

来源：《静·安》/静安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