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96年深秋的风已经带着刮脸的寒意。
我蹲在出租屋冰冷的水泥地上，翻找着最后几件或许还能换点钱的物件。
门外是债主孙成功粗哑的、不耐烦的催促声。
床底那个破旧的帆布行李袋被我拖了出来，抖落出一地零碎。
一张对折的、边缘已磨损起毛的纸条，混在几枚生锈的硬币和旧钥匙里，飘然落地。
我盯着它看了几秒，才想起这是什么。
三年前，火车站，那个哭得满脸是泪的姑娘。
纸条上有她用蓝色圆珠笔写下的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
萧静怡。
孙成功开始用力捶门，门框上的灰尘簌簌落下。
我捏紧了那张脆弱的纸片。它轻飘飘的，却好像成了这屋里唯一有分量的东西。
01
捶门声停了。
不是孙成功发了善心，是对门的租客被他吵得出来骂人。粗声大气的争吵在楼道里回荡，暂时掩盖了针对我的那一部分。
我靠在吱呀作响的床沿上，手里的纸条被汗水微微洇湿。
省城西站。
记忆里的画面带着冬天特有的灰白质感。
那是1993年的年底，我刚在这座城市立住脚不久，做装修材料销售，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子，才勉强攒下一点钱，准备汇给老家的父母。
火车站的广播永远嘈杂，混合着天南地北的口音、行李拖拽的噪音，还有各种食物的气味。
我买完自己的车票——一张回老家小城的慢车硬座——把剩下的钱仔细数了又数，盘算着能留出多少过年。
然后我就听见了哭声。
不是孩子那种嘹亮的哭喊，是压抑着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像受伤的小动物。
循声望去，候车大厅冰冷的塑料排椅上，缩着一个穿浅灰色棉袄的姑娘。
棉袄有些旧，洗得发白，袖子短了一截，露出手腕。
她低着头，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肩膀一耸一耸的。
旁边有人侧目，有人快步走开。年底的车站，人人都行色匆匆，心事重重。
我犹豫了一下。口袋里那叠钞票似乎变厚了些，硌得人不太舒服。我不是什么阔绰的人，甚至算得上拮据。多管闲事，往往意味着麻烦。
可她哭得实在太伤心了。
我挪过去，隔着一个座位坐下，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常：“同志，你怎么了？”
她吓了一跳，猛地抬头，脸上全是泪痕。眼睛很大，却没什么神采，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苍白。看起来顶多二十出头。
“我……我的钱包没了。”她吸着鼻子，话说不连贯，“车票在里面，钱……都在里面。我回不了家了。”
她说完，眼泪又涌出来，抬手去擦，手背冻得通红。
“你家在哪儿？”我问。
她说了一个邻省小县城的名字，离省城有七八个小时车程。那趟车的票价，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一个同事就是那里人。
那张票的钱，差不多是我准备寄回家数目的一半。
她还在断断续续地抽泣，声音不大，却透着彻底的茫然和无助。候车大厅的灯光照在她身上，显得格外单薄。
我心里斗争了很久。最后，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我站起身：“你等着。”
我去售票窗口，重新排队。队伍很长，排到我的时候，额头竟出了层薄汗。掏出钱，数出那张车票所需的数额，递进去。售票员撕票，找零，动作麻利。
当我拿着那张硬纸板车票走回去，递到她面前时，她愣住了。眼泪挂在睫毛上，要掉不掉。
“给你的。”我把票塞进她手里，“快回去吧，家里该着急了。”
她看着票，又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然后她猛地站起来，朝着我，深深地、几乎是九十度地鞠了一躬。
“谢……谢谢您。”她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却清晰了许多，“我一定还您钱。您告诉我您的地址……”
我摆摆手。帮都帮了，再留地址，好像就真是图人家报答似的。“不用，快走吧，别误了车。”
她固执地不肯走，翻着自己的布包。那是个半旧的人造革书包，边角都磨白了。她从里面拿出一个薄薄的笔记本，撕下一页，又找出一支蓝色圆珠笔。
“您不留地址，那就请您收下我的。”她低头飞快地写着，字迹有些潦草，但很工整。
写完了，双手把纸条递给我，眼神恳切，“我叫萧静怡。如果您将来……万一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就按这个地址找我。我一定尽力。”
我推辞不过，只好接过那张纸条，随手揣进了外套内兜。
她这才松了一口气似的，又朝我鞠了一躬，紧紧攥着那张车票，转身汇入了涌向检票口的人流。浅灰色的背影很快就被淹没，再也看不见。
后来，那件外套我穿了一冬。开春换洗时，掏兜发现了这张纸条，便顺手塞进了行李袋的夹层。
再后来，忙忙碌碌，起起落落，几乎把它忘了。
直到今天。
直到我被逼到这个墙角。
门外的争吵似乎告一段落，孙成功那特有的、带着痰音的咳嗽声又清晰起来。他还没走。
我把纸条慢慢抚平。字迹有些模糊了，但还能辨认。那个地址，那个名字。
一个只见过一面、说了不到十句话的陌生人。
一张三年前的纸条。
这能是我最后的指望吗？我自己都觉得可笑。可除了这，我还有什么可以抓住的？
孙成功又开始捶门，这次更用力，还夹杂着几句威胁的脏话。
我闭上眼，把纸条紧紧攥在掌心。粗糙的纸边硌着皮肤，微微的疼。
02
孙成功最终没能撬开我的门。
不是他心软，是房东老太太拄着拐棍上来，扯着嗓子骂了他一通，说他吓着其他房客，再闹就喊派出所的人来。孙成功嘴里不干不净地嘟囔着，脚步声沉重地下了楼。
我贴着门板，听到外面彻底安静下来，才松了口气，后背全是冷汗。
屋里没开灯，暮色从唯一的小窗户渗进来，给所有东西蒙上一层灰蓝的暗影。这个不到十平米的单间，是我最后的容身之所。而现在，连这里的租金，我也欠了两个月。
我滑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门板。口袋里除了那张纸条，就剩下几张毛票，加起来不够吃一碗面。饥饿感后知后觉地泛上来，胃里空得发慌。
三年前，在火车站把票钱给萧静怡的时候，我也肉疼。
但那点肉疼，很快就被一种奇异的、暖洋洋的感觉取代了。
看着她鞠躬，听着她带着哭腔的道谢，我觉得自己做了件挺了不起的事。
回去的路上，脚步都轻快些。
那种感觉，已经太久没有过了。
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最初那半年，我像上了发条。
销售这行，吃得苦，耐得烦，还得有点运气。
我每天第一个到建材市场，最晚一个离开，陪着笑脸，磨破嘴皮。
我不怕累，农村出身的孩子，最不缺的就是力气。
机会来了。
一个姓王的客户，订了一大批板材，说是接了个大工程。
我鞍前马后伺候着，垫钱调货，跑断了腿。
货交了，王老板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子实在，以后有活儿还找我。
尾款却一拖再拖。
我去催，他总说工程款没下来，再等等。等了一个月，两个月。市场里相熟的人悄悄告诉我，那姓王的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我的货，恐怕悬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那批货的垫款，几乎是我全部积蓄，还跟关系好的同事借了一些。
我疯了似的找王老板。
他办公室锁了门，传呼机不回，人像蒸发了一样。
最后在一个饭局上堵到他，他喝得满脸通红，乜斜着眼看我：“小叶子啊，不是我不给，是上面没结账，我也难。这样，你再帮我一次，我这还有个急单，你先供着，两笔钱一起结，我多给你算利息。”
我看着他油滑的笑脸，心里冰凉。我知道，再信他，我就是傻子。
可我没有别的选择。欠同事的钱要还，老家父母还等着我寄钱。我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明知道前面是坑，还是得跳。
东拼西凑，又弄来一批货，给了他。
结果毫无悬念。第二批货拉走没多久，姓王的就彻底消失了。连同他那个皮包公司，人去楼空。
我站在他公司空荡荡的门口，深秋的风灌进脖领，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绝望。两批货的损失，像两块巨石，把我牢牢压进了泥潭。
债主们很快找上门。有材料供应商的，有被我借钱同事的。我开始拆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债。雪球越滚越大。
我不甘心。觉得是运气不好，是遇人不淑。我辞了职，跟另一个自称有门路的朋友合伙，搞了个小装修队。自己跑业务，自己盯工地，没日没夜地干。
起初接到两个小活儿，勉强维持。我以为看到了曙光，更加拼命。为了接到一个机关单位宿舍楼的翻新项目，我把最后一点本钱都拿去疏通关系，请客吃饭，点头哈腰。
项目拿到了，很小一部分。合伙人拍着胸脯说，这是敲门砖，以后大的在后面。我们垫资进场，干得热火朝天。
工程干到一半，合伙人说资金周转不开，要去外地催一笔旧账，让我先顶着。我信了，把自己兜里最后几个子儿也贴进去，给工人发生活费，买零碎材料。
他一去不回。传呼机停了机。
项目甲方那边，因为一些细节问题——据说是我那合伙人当初承诺了没写在合同里的——卡着验收，尾款遥遥无期。
工人们堵在我临时租的工棚里要工钱。材料商堵着门要货款。我成了唯一的靶子。
解释是苍白的。承诺是虚无的。我看着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上焦急、愤怒、乃至怨恨的表情，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工具，剩余的物料，甚至那辆二手自行车。凑出来的钱，杯水车薪。
最后，是孙成功。他那个装修公司给我供过一批瓷砖，钱不多，但也没结。他带着两个人，把我从工棚里“请”到了他现在堵着的这间出租屋。
“叶高超，我够意思了。”孙成功当时就这么说的，递给我一支烟，我没接。
“你那摊破事我听说了。可怜你。但我也是做生意的，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钱，你打算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我只有这条命，还不值他那些瓷砖钱。
他给我指了条“路”，去帮他催另一笔更难缠的债，成了，我的账一笔勾销，还有辛苦费。
我没答应。
那家人我知道，男人工伤瘫在床上，孩子还在读书，就靠女人打零工撑着。
我去催？
我成什么了？
孙成功冷了脸，说那就别怪他不讲情面。
然后就是今天。
从短暂的晕眩中回过神来，夜色更浓了。窗外传来远处街道模糊的市声，衬得屋里死一般寂静。
我摸索着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路灯昏黄的光晕里，几个影子晃过。可能是孙成功留下的人，也可能只是路人。
萧静怡的纸条就在我裤兜里，隔着薄薄的布料，贴着大腿皮肤。
一个陌生的地址，一个几乎忘了模样的人。
三年前几十块钱的车票，她能记到现在？就算记得，她又能帮我什么？一个需要陌生人帮忙买票回家的姑娘，恐怕自己也过得不易。
这念头让人沮丧。
可不去，我又能去哪儿？老家？带着一身债回去，让年迈的父母跟着揪心？躲起来？孙成功那些人，挖地三尺也能把我找出来。
纸条上的字迹在黑暗中似乎微微发烫。
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转身，开始收拾东西。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几件换洗衣服，一双还能穿的旧鞋，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所有稍微值点钱的，早就不在了。
我把几件衣服塞进那个帆布行李袋，犹豫了一下，把搪瓷缸子也放了进去。
最后，从床垫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身份证，和一些早已失效的票据。
萧静怡的纸条，被我小心翼翼地夹在身份证后面。
做完这一切，我坐在床边，等。
等夜深，等楼下的影子消失，等一个或许根本不存在的机会。
03
后半夜，我提着行李袋，像贼一样溜出了出租屋。
楼道里黑漆漆的，只有安全出口的绿光幽幽亮着。我踮着脚，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经过房东老太太门口时，心跳得厉害。幸好，里面只有均匀的鼾声。
街道上空无一人，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深秋的夜风冷得刺骨，我裹紧身上单薄的外套，朝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去。
我不能坐火车。孙成功在火车站也有认识的人，说不定打了招呼。长途汽车站鱼龙混杂，班次多，相对容易混过去。
车站候车室二十四小时开门，里面挤满了等车的人，各种气味混杂。我在一个角落找到空位，把行李袋抱在怀里，缩起身子。疲惫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但我不敢睡。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孙成功凶神恶煞的脸，一会儿是工人们围着我讨薪的场景，一会儿又是火车站里，萧静怡那张苍白的、挂满泪痕的脸。
她当时为什么那么坚持要留下地址？仅仅是为了还钱吗？那眼神里的恳切，似乎又不止于此。
天蒙蒙亮时，最早一班车的售票窗口开了。我挤过去，掏出揉得发皱的零钱，买了去往纸条上那个小城方向的车票。不是直达，需要在一个叫临江镇的地方转车。
破旧的中巴车摇摇晃晃驶出城区，窗外的景色从楼房变成田野，又从田野变成起伏的丘陵。我靠着冰凉的玻璃窗，困意终于战胜了警惕，睡了过去。
颠簸中做了许多断断续续的梦。
梦见老家门口的老槐树，梦见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梦见自己把一沓钱交到她手里，她笑着，皱纹都舒展开。
又梦见孙成功带人追来，我拼命跑，却怎么也跑不快……
猛地惊醒，车子正停在一个尘土飞扬的路边小站。几个人上下下。我抹了把脸，看向窗外陌生的景色。
到达临江镇已是下午。这是一个灰扑扑的小镇，街道狭窄，两旁的建筑大多低矮陈旧。转车的间隙，我在路边摊买了个馒头，就着自带搪瓷缸里接的凉水，几口吞了下去。
继续上路的小巴车更破，挤满了人和家禽，气味熏人。道路也变得崎岖，颠得人骨头散架。我紧紧抱着行李袋，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的山峦只剩下黑色的剪影。小巴车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喘着粗气，终于驶入了目的地——那个叫“清河”的小城郊区车站。
说是车站，其实就是一片坑洼的空地，停着几辆更破的车。路灯昏暗，几乎照不清脚下的路。寒风卷着地上的落叶和纸屑，打着旋儿。
我下了车，冷风一激，彻底清醒了。按照纸条上的地址，那地方应该在城东。我向一个蹲在路边抽烟等客的三轮车夫打听。
“东郊？疗养院那边？”车夫吐了口烟圈，斜着眼打量我，看我一身落魄，“去那儿干啥？那地方偏得很。”
我心里咯噔一下。“疗养院？”
“是啊，安宁疗养院，就在那一片。没别的单位了。”车夫用下巴指了指一个方向，“走过去得个把钟头。坐车不？三块钱。”
我摇摇头，谢过他，拎着袋子朝那个方向走去。
“疗养院”三个字在我脑子里盘旋。萧静怡留给我的地址，是一个疗养院？她在那工作？还是……
心里那点本就渺茫的希望，像风里的烛火，忽明忽暗。脚步却停不下来。已经走到这里了，总得去看一眼。
路越走越偏，路灯稀疏，两旁是黑黢黢的农田和零散的树林。风穿过枯枝，发出呜呜的声响。我拉高了衣领，埋头赶路。
不知走了多久，前方隐约出现一片建筑的轮廓。
走近了，借着远处一点微弱的天光，看清是一栋两层的老式楼房，灰扑扑的外墙，很多窗户黑着。
楼体爬满了枯死的藤蔓，在风里瑟瑟抖动。
楼前有个小小的院子，围着低矮的铁栅栏。院子里似乎种着些东西，看不真切。
我站在栅栏门外，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目光搜索着门牌。
找到了。钉在门柱上的一块旧木牌，字迹斑驳，但还能辨认。上面写的地址，和纸条上一模一样。
然后，我的视线缓缓上移。
栅栏门旁边，另挂着一块稍大些的牌子。白底黑字，清清楚楚。
“安宁疗养院”。
不是医院，不是住宅，不是任何我能想象到的、一个二十多岁年轻姑娘可能工作或生活的地方。
这是一家疗养院。听起来，就不是什么充满生机的地方。
我愣住了。冰冷的夜风灌进领口，全身的血液好像都冻住了。
三年前，萧静怡留下这个地址时，那双清澈却忧伤的眼睛，此刻异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她为什么给我一个疗养院的地址？
她在这里做什么？
我该怎么办？按门铃，还是转身离开？
院子里，二层某扇窗户忽然亮起了灯。昏黄的，温暖的一小团光，穿透寒冷的夜色，映在潮湿的地面上。
那光亮似乎给了我一点勇气，或者说是最后一点推力。我抬起僵硬的胳膊，手指按在了门铃按钮上。
“叮——咚——”
清脆的铃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开，显得格外突兀。
04
铃声落下后，是更深的寂静。
我能听到自己粗重的呼吸声，还有风掠过屋顶的呼啸。灯光亮起的那个窗户，窗帘似乎动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院子里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个身影出现在楼门内，穿过院子，朝栅栏门走来。
走近了，借着门廊下那盏功率不大的灯泡的光，我看清那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妇女。
个子不高，有些瘦，穿着深色的旧棉袄，外面罩着件浅色的围裙。
头发在脑后挽了个简单的髻，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但眼神很温和。
她走到栅栏门内，隔着铁条看我，目光里有些疑惑和警惕。“你找谁？”
声音有点沙哑，带着本地口音。
我张了张嘴，嗓子发干。一路上的忐忑、猜测、以及看到“疗养院”牌子后的惊愕，堵在喉咙口。我下意识地握紧了行李袋的带子。
“我……我找萧静怡。”我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
妇女明显怔住了。她往前凑近了些，借着灯光更仔细地打量我，脸上的疲惫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你找静怡？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