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载乱：19世纪末—20 世纪初清末社会全景影像

这一组珍贵的清末老照片，串联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多元图景，每一张照片都是清末乱世的真实切片，记录着家国的屈辱与抗争、重臣的荣宠与失意、底层的困顿与坚守，成为回望清末历史、窥见时代沧桑的珍贵一手资料。

这是一张清末照相馆拍摄的珍贵影像，记录了义和团运动中女性组织“红灯照”成员的真实样貌。

照片中的女青年是典型的红灯照成员，她一手搭在照相馆常见的道具椅上，姿态自信而从容，背景门板上清晰书写的“红灯女子”四字，直接点明了她的身份。

红灯照是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北京等地兴起的女性分支，成员多为十几岁的未婚底层女青年。在当时的宣传与民间传说中，她们被赋予“精通法术、能腾空杀敌、扇子一挥可飞至半空”的神异色彩。

实际上，红灯照的成员并非真有“法术”，她们主要承担宣传动员、医疗救护、传递情报等任务，部分成员也直接参与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是清末民族危机中底层女性主动投身反帝斗争的代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外国侵略者在紫禁城皇帝宝座上的嚣张留影，是近代中国饱受屈辱的视觉见证。

一位身着西式西装的外国军官大喇喇地端坐于清代皇帝的宝座之上，皮靴、马甲的装扮与周围雕龙画凤的皇家装饰形成刺眼的反差。他的姿态随意而傲慢，全然无视这座宝座承载的皇权尊严与文化意义。

宝座周围站立着另外联军军官，似乎在炫耀眼前的“战利品”。他们的神情带着侵略者的得意与戏谑，将紫禁城的正殿变成了他们的“胜利展厅”。

这张照片不仅是一次留影，更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暴行的缩影。侵略者不仅盗走了无数文物珍宝，更通过“坐龙椅、拍照片”的刻意行为，践踏中国的国家尊严，羞辱全体中国人民。

这张照片拍摄于1907年，晚清重臣两江总督端方与僚属围绕著名的柉禁器组拍摄的重要影像。合影中的器物是端方最重要的青铜器收藏之一 ——柉禁器组，它是一套西周时期的青铜酒器，包含禁、卣、爵、觚等多件器物，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西周青铜禁器组。

柉禁器组原是陕西出土的国宝级文物，端方以重金购得后，成为其 “陶斋” 收藏的镇馆之宝。这套器物后来几经流转，现主要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天津博物馆。

这张照片拍摄于1909年11月慈禧太后“奉安大典”当日，晚清重臣端方与同僚的出行瞬间。

当时端方正担任直隶总督，是慈禧葬礼的主要筹备与执行者之一，负责沿途安保、路线规划等核心事务。他因多次承办皇室婚丧典礼经验丰富，被委以重任，这也是他仕途的顶峰时刻。

葬礼期间，端方安排了摄影师记录仪式，甚至允许天津“福升号”照相馆的摄影师尹绍耕兄弟潜入现场拍摄。此事被以“大不敬”罪名弹劾，最终清廷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将端方革去直隶总督一职，尹氏兄弟也被判监禁十年。

这张拍摄于19世纪80年代的照片，是清末帮办海军大臣善庆的珍贵戎装骑马影像。

善庆端坐于白马上，身形魁梧，面容威严，头戴清代武官制式帽，身着对襟武职常服，衣料厚重挺括，他腰间佩挂一柄传统腰刀，左手紧握缰绳，右手将一杆长枪扛于肩头，枪身修长，形成“腰刀+长枪”的冷热兵器混用格局。胯下白马为清代八旗高级武官常用的骑乘马。

善庆是晚清八旗系统中的重要将领，1885年清廷设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为会办，善庆与曾纪泽为帮办，他主要负责协调八旗水师与北洋海军的协作，是清廷试图以八旗力量制衡北洋系的重要棋子。

清末，云南昆明金殿（太和宫）真武庙前，两位身着粗布短衫的男子正展示两件巨型兵器。

右侧男子双手高举一把形制夸张的大刀，刀刃厚重、杆身修长；左侧男子则握持一柄长剑，剑鞘古朴，配合大刀形成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

这张19世纪末的老照片，是清代底层佐杂官员的群像。他们是清廷官僚体系的“毛细血管”。

人群年龄跨度极大，从青年到花甲老者皆有，神态多显麻木、疲惫，甚至有人面露愁容。他们挤靠在夯土城墙旁，队列松散，既无高级官员的威仪，也无纪律性。

底层佐杂官位卑权轻，却要承担催征赋税、缉捕盗贼、督办徭役等繁杂事务，且俸禄极低（年俸仅数十两银），常需靠“陋规”度日，在官与民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照片这群底层官员大概是在执行地方公务，或是配合上级官员巡查乡里，或是督办赈灾、治安等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