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得知女儿涉嫌通共被捕，让毛人凤马上枪毙她，这才救她一命

1947年深秋，南京的雨下得没完没了，国府路的青瓦被浇得油亮。

就在这时，书房的门被推开了，保密局的毛人凤走了进来，一身湿气。

一张被雨水泡得有些发皱的名片，被拍在了桌上。

上面印着三个字，袁永熙。

这是陈布雷刚结婚俩月女婿的名字。

毛人凤的声音不高，但字字像冰碴子，“先生，小姐也在名单里。”

一个写尽党国忠诚的笔杆子，亲生女儿却成了“通共”嫌疑犯。

这事搁谁身上都是晴天霹雳。

陈布雷听完，沉默得像一尊石像。

可现在，他写的那些字，和他女儿做的事，正站在天平的两端。

毛人凤在等他一句话，蒋介石也在等他一句话。

整个南京，似乎都在这场夜雨里，等着看他如何抉择。

陈琏，起初并不叫这个名字。

她出生时，母亲杨品仙难产去世，陈布雷悲痛欲绝，一度将妻子的死归咎于这个新生的女儿。

乡下的外婆心疼孩子，给她取了个小名叫“怜儿”，意思是惹人怜爱。

直到十二岁，怜儿才回到陈布雷身边，但父女之间，总隔着点什么。

这份隔阂，在陈琏长大后，变成了更深的一道沟。

她考入西南联大，那地方思想活跃，正值抗日救亡的年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

她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读到了那些讨论国家未来的书。

1939年，一封从昆明寄来的信，让陈布雷心里咯噔一下。

女儿在信里说，她自己改了名字，叫“陈琏”，要做国家的“宗庙之器”，为祭献而生。

陈布雷慌了。在那个乱世里，“宗庙之器”是什么？

是最先被摆上祭台，也最容易被打碎的东西。

他连夜写了八页长信，劝女儿不要走得太偏。

从那天起，陈琏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她先是在昆明入了党，监誓人是王汉斌。

接着，她又突然失踪。

陈布雷急得团团转，动用关系辗转联系上了周恩来，才把女儿从重庆找回来。

可没过多久，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琏再一次没了音讯。

陈布雷只能在日记里一遍遍地写，“怜儿与我，愈行愈远。”

他心里其实明白，女儿选择的路，和自己早已背道而驰。

他效忠的是一个日渐衰败的政权，而女儿，则把青春和生命都押在了一个他完全陌生的未来上。

1946年，陈琏再次出现时，身份是北平贝满女中的一名教员。

她还结了婚，丈夫是袁永熙，对外宣称是陈布雷亲自挑选的女婿。

两人在北平京兆东街（也有说棉花胡同）租了个小院子，日子过得像一对普通的新婚夫妇。

但院门一关，这里就是中共北平市委的秘密电台所在地。

这个小院，成了风暴的中心。

重庆谈判期间，陈琏曾利用父亲在黄山官邸工作的便利，趁着夜深人静，用微型相机拍下过蒋介石修改的“剿匪手本”草稿。

这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到延安，成了毛泽东在谈判桌上戳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有力证据。

到了北平，他们的工作更加危险。

袁永熙负责联络，陈琏则协助发报。

桌上摆着密电码本，窗外是国民党侦测车巡逻的声音。

每一个字发送出去，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1947年9月24日凌晨，这份平静被彻底打破。

保密局的特务通过无线电信号侦测，锁定了小院的位置。

大批荷枪实弹的特务踹开院门，将陈琏和袁永熙夫妇，连同正在开会的几名地下党员一并逮捕。

屋子里，那部15瓦的电台还没来得及销毁，旁边还放着一沓蜡纸。

人赃俱获，证据确凿。

审讯中，陈琏夫妇咬紧牙关，只承认在昆明参加过学生组织，对电台的事一概不知。

但特务在袁永熙身上搜出了一张名片，顺着这条线，又牵出了一批人。

案子越滚越大，很快就摆到了毛人凤和蒋介石的案头。

蒋介石看到卷宗里“陈布雷之女”几个字，特意嘱咐毛人凤，“去试他。”

毛人凤的夜访，就是带着这道考题来的。

他把那张皱巴巴的名片放在陈布雷桌上，等于把一把刀架在了陈布雷的脖子上。

要么，大义灭亲，保全自己二十多年的政治声誉和性命；要么，徇私护女，被扣上“通共”的帽子，全家一起完蛋。

书房里，灯光惨白，雨声敲打着窗户，听得人心烦意乱。

陈布雷听完毛人凤的通报，，也就沉默了三秒钟。

他猛地一拍桌子，声音大得吓人，“查实即毙，毋庸请示！”

为了让这出戏更逼真，他还抓起毛笔，在宣纸上写下八个大字，“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据说，墨汁因为他用力过猛，溅到了毛人凤的衣袖上，像几滴凝固的黑血。

毛人凤愣住了。他当然知道陈布雷早年对这个女儿心存芥蒂的传闻，陈布雷这番“大义灭亲”的表态，在他看来，合情合理。

他回去向蒋介石复命，说，“陈布雷，是真心的。”

蒋介石听完，沉吟了许久。

他太了解陈布雷了，也深知在党内搞株连的后果。

如果连陈布雷这样的心腹都因为女儿的事被逼到绝路，那其他人会怎么想？

陈布雷已经把姿态做到了极致，自己如果再不依不饶，反而会寒了部下的心。

最终，蒋介石开了口，“既如此，把陈琏交他严加看管。”

一句话，死刑变成了“家囚”。

陈布雷赌赢了。他用一句最狠的话，为女儿换来了一条生路。

他比谁都清楚，在蒋介石面前，求情是死路一条，只有表现出比他更决绝的忠心，才能让他放下屠刀。

陈琏被秘密押回南京后，陈公馆成了她的监牢。

楼梯口和花园后门都加了岗哨，美其名曰“保护”，实则严密监视。

父女俩同桌吃饭，却相对无言。

陈布雷只能在报纸上用红笔圈出“匪谍分子，格杀勿论”的标题，放在女儿面前，用这种方式提醒她处境的凶险。

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陈琏成功逃离南京，辗转去了河北的解放区。

父女俩就此一别，再未相见。

一个月后，辽沈战役失利的消息传遍南京，国民党大势已去。

1948年11月12日夜里，陈布雷在书房写下了万言《上总裁书》，还有11封遗书。

他感到油尽灯枯，心力交瘁。

在给陈琏的那封短信里，他写道，“为父悔不当初，然‘枪毙’一语，实救汝命，国破家亡，惟愿汝善视自身，毋忘我今日之苦心。”

写完，他服下过量安眠药，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9岁。

陈琏是在父亲的灵堂上，才读到这封迟来的信。

她跪在棺前，泪如雨下，却哭不出声。

那一刻，她才彻底明白，父亲当年那句冷酷无情的“枪毙”，原来是藏得最深、也最痛的父爱。

1949年，北平解放，陈琏带着丈夫和女儿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可这份新生的喜悦背后，是对父亲永远的愧疚。

1967年11月19日的清晨，在上海泰兴路，她独自一人走上一栋13层高楼的楼顶。

手里，紧紧攥着父亲19年前写给她的那封遗书。

她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48岁的生命。

她的父亲，用一句狠话救了她一次。

但在新的风暴里，再也没有人能为她挡刀了。

父女两人，一个用死亡告别了旧时代，一个用死亡决绝于新时代。

隔着二十年的光阴，他们的命运，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最终还是在同一个地方断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