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上打过哪五场大仗？分别是什么时候？这些战争给我们留下什么教训？

海面从来不是平静的，尤其在东亚这片水域。

中日之间两千多年的往来，远比“一衣带水”四个字复杂得多。

有人把徐福东渡当作两国交往的起点，说他带着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去了日本，还成了某些氏族的先祖。

这种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但正史里没写清楚，只能算一种可能。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早在秦汉之际，中原与列岛之间已有船只往来，有稻种、铁器、文字的痕迹，也有战船与火光。

真正让两国关系从模糊的接触变成清晰对抗的，是白江口那一场水战。

那会儿大唐刚立国不久，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勾结倭国，试图对抗新罗和唐朝的联盟。

倭国派了四万多人，上千艘船，浩浩荡荡开进锦江入海口。

唐军这边，水师不过一万三千人，战舰一百七十艘。

数量悬殊，但结果出人意料——倭国舰队几乎全灭，四百多艘船被烧成灰，士兵跳水逃命，淹死无数。

这不是一场小规模冲突，而是两个政权首次以国家名义正面交锋。

打完这一仗，倭国整整九百年没敢再动刀兵。

他们转而派出遣唐使，一批接一批地来长安学制度、抄佛经、带回律令。

这说明什么？不是他们突然爱好和平，而是被打怕了。

强权面前，慕强是本能。

但慕强不等于臣服。

一旦中原衰落，倭国的野心就会重新冒头。

元朝那两次远征，就是反过来的例子。

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想把日本也纳入朝贡体系，先派使者去，对方不回礼，甚至斩了使节。

于是蒙古人决定用武力说话。

第一次出兵三万多人，从高丽出发，登陆九州。

元军用了震天雷、火箭这些新式火器，倭国守军节节败退。

可蒙古骑兵擅长平原冲锋，不适应山地缠斗，补给线又拉得太长，最后只能撤退。

七年后，忽必烈卷土重来，这次规模更大——一路从朝鲜发兵四万，另一路从宁波出发十万人，战船加起来四千多艘。

整个东海都被船帆遮住。

可偏偏就在登陆前夕，一场持续两天的台风横扫九州海岸。

元军船队互相撞击、沉没，尸体漂满海湾。

幸存者上岸后又被倭国武士围剿，几乎没人活着回去。

后来史书称这场风为“神风”，其实不过是季风季节的正常气象。

但对倭国来说，这是天佑；对元朝来说，是天谴。

忽必烈本打算第三次出兵，可南方征越南失利，国库吃紧，这事就搁下了。

倭国因此躲过一劫，也第一次尝到了“以天险拒外敌”的甜头。

等到明朝万历年间，倭国又不安分了。

那时丰臣秀吉刚统一日本，手握三十万精兵，觉得岛内已无对手，便把目光投向大陆。

他给家臣写信说，要两年内迁都北京，自己住宁波，再从那里打印度。

这话听起来狂妄，但他真动手了。

1592年，十四万日军跨海攻入朝鲜，一个月拿下汉城，两个月占领平壤，朝鲜国王逃到中朝边境求救。

明朝起初犹豫，怕惹火烧身，但眼看倭军逼近鸭绿江，不得不派李如松带四万辽东铁骑入朝。

明军火炮犀利，战术老练，在平壤城下用大将军炮轰塌城墙，一日破城。

日军退守南部，双方在碧蹄馆一带僵持。

后来因为情报误判和内部矛盾，明朝同意议和。

可五年后，丰臣秀吉撕毁协议，再派十四万大军二次侵朝。

这次明朝反应更快，调集七万兵力，联合朝鲜水师，在露梁海峡设伏。

陈璘指挥明舰，李舜臣率朝鲜龟船，两面夹击，焚毁日舰二百多艘。

但代价惨重——邓子龙战死，李舜臣也中弹身亡。

这场海战之后，丰臣秀吉病死，日军仓皇撤退。

东亚恢复平静，这一静就是三百年。

为什么能静这么久？因为双方都付出了足够高的代价。

明朝虽胜，但国库空虚，边防空虚，间接加速了王朝崩溃。

倭国则彻底放弃西进幻想，转而锁国。

直到十九世纪，世界变了。

西洋舰船敲开日本国门，幕府倒台，明治维新开始。

新政府一边学西方技术，一边捡起旧梦——“大陆政策”重新出笼。

他们认定，要成为强国，必须控制朝鲜，再以朝鲜为跳板吞并中国。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廷应请求派兵维持秩序。

按《天津条约》，中日都有权派兵，但日本趁机大规模增兵，远超保护侨民所需。

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突袭清军运兵船“高升号”，船上千余名淮军士兵全部溺亡。

接着陆军进攻牙山清军营地，战争正式爆发。

9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中弹起火，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下令冲向日舰吉野号，途中被鱼雷击沉。

北洋水师损失五舰，从此避战保船，制海权拱手让人。

日军随即登陆辽东，连克旅顺、威海，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全军覆没。

清廷被迫签《马关条约》，割台湾、澎湖，赔白银两亿两。

这笔钱相当于日本四年财政收入，直接推动其工业化和军备扩张。

而中国，则彻底滑入半殖民地深渊。

最痛的还在后面。

1931年，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进攻北大营。

东北军奉命不抵抗，三个月内东三省沦陷。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借口士兵失踪要求入城搜查，遭拒后开火。

全面战争爆发。

初期日军势如破竹，半年内拿下北平、天津、上海、南京。

南京陷落后发生大屠杀，三十万以上平民遇害。

但中国没投降。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共产党在敌后发动游击战。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占城市，中国守乡村；日军靠铁路补给，中国靠人力运输。

这种消耗战拖垮了日本。

他们原计划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结果打了八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还要分兵南下，兵力更加分散。

到1944年，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60%以上的师团。

1945年8月，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外敌入侵中取得完全胜利，但代价是三千五百万人伤亡。

回头看这五次大战，胜负背后有清晰的逻辑。

白江口之战，唐朝强盛，制度先进，军械精良，倭国只能俯首；元日战争，蒙古虽强，但跨海作战补给困难，加上天灾，功败垂成；万历援朝，明朝尚有余力，火器与组织能力仍优于倭军；甲午战争，清朝表面庞大，实则腐朽，海军训练不足，指挥混乱，而日本已全面西化，动员高效；抗日战争，中国虽弱，但国土纵深、人口基数、全民抵抗意志，让日本陷入泥潭。

强弱对比，从来不只是看纸面兵力。

更重要的是战争性质。

倭国每次出手，都是主动进攻，目标明确——掠夺资源、扩张领土。

唐朝、明朝出兵，是应藩属国请求，属于防御性干预。

元朝远征，是帝国扩张惯性。

清朝和民国则是被动挨打。

正义与否，不在于口号，而在于行动是否带有侵略意图。

日本在甲午和抗战中的行为，包括屠杀平民、强征劳工、使用细菌武器，早已超出军事必要范畴。

而中国方面，即便在最艰难时刻，也未对日侨实施系统性报复。

这种差异，影响了国际观感，也影响了士气。

但别把历史简化成“善恶对决”。

倭国学习唐朝时极其虔诚，抄写《唐律疏议》一字不差；锁国期间，长崎仍是唯一对外窗口，兰学（荷兰学问）由此传入；明治维新后，大量日本学者翻译西方著作，又转译成中文，反哺中国启蒙运动。

交往中有对抗，对抗中也有学习。

徐福传说真假难辨，但水稻、汉字、佛教确实是从大陆传入列岛。

反过来，倭刀工艺、漆器技法、禅宗流派也影响了中国。

和平时期，贸易从未中断——宋朝铜钱在倭国当主币流通，明朝勘合贸易带来硫磺、刀剑，清朝广州十三行有倭商身影。

问题在于，一旦一方崛起，另一方衰落，平衡就被打破。

唐朝强，倭国不敢动；明朝中期国力下滑，倭寇在东南沿海猖獗；清朝闭关，日本却通过黑船来航打开国门；民国初年内战不断，日本趁机蚕食。

这说明什么？和平不是靠善意维持的，而是靠实力均势。

没有力量的和平，只是停战的间隙。

白江口那场火，烧掉了倭国四百艘船，也烧出了九百年安宁。

露梁海的硝烟散去后，三百年无大战。

甲午一役，撕碎了东亚旧秩序，换来半个世纪的血与火。

1945年投降书签署，不是仇恨的终点，而是新关系的起点。

但起点不等于坦途。

战后赔偿、历史认知、领土争端，每一项都像暗礁，随时可能撞翻看似平稳的船。

有人问，为什么总打仗？答案不在道德，而在结构。

两个相邻强国，若缺乏有效制衡机制，冲突几乎是必然的。

地理上隔海相望，文化上同源异流，经济上互补又竞争，政治上互疑又互需——这种关系天然紧张。

唐朝能压住倭国，靠的是绝对优势；明朝能挡住丰臣秀吉，靠的是快速反应；抗战胜在空间换时间。

今天呢？核威慑、经济相互依赖、国际法框架，这些新变量改变了博弈规则。

但历史提醒我们：规则可以被打破，依赖可以被切断，法律可以被无视。

真正的保险，还是自身不可撼动的实力。

说到实力，不只是军舰飞机。

白江口唐军胜在水师训练有素，火油战术得当；元军败在后勤脱节，指挥割裂；明军赢在火炮压制和骑兵机动；清军输在体制僵化，情报失灵；抗战胜在全民动员和战略纵深。

每一代人面对的挑战不同，但核心不变：组织效率、技术应用、民心凝聚。

倭国在明治时期做到这三点，所以赢了甲午；中国在抗战后期逐渐改善这三点，所以撑到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五次战争中，只有元日战争是中原政权主动出击。

其他四次，都是倭国先动手。

这说明什么？传统中原王朝的战略重心始终在北方草原，对海洋方向长期轻视。

郑和下西洋是特例，不是常态。

明朝后期海防松弛，倭寇横行；清朝北洋水师建了又废，废了又建，始终没当成核心战略。

而倭国自古视海洋为通道，不是屏障。

他们造船、练水军、研究潮汐，从不松懈。

这种认知差异，导致在海权时代到来时，中国措手不及。

但也不能全怪认知。

甲午前，北洋舰队吨位亚洲第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让日本夜不能寐。

可朝廷把军费挪去修颐和园，军官多年不训练，炮弹里填沙子。

这不是不知道海权重要，而是知道却不愿投入。

腐败比无知更致命。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不到日本三分之一，坦克数量是个位数，但士兵用血肉填战壕。

这种差距，不是靠勇气能弥补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现在回看那些战役细节，有些事特别扎眼。

比如白江口之战，唐将刘仁轨用火攻，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战前就囤积了大量油脂、硫磺；元军第二次远征，江南部队从宁波出发，却因指挥权分散，与高丽部队未能协同；平壤之战，明军用大将军炮轰城，是因为提前测绘了城墙厚度；黄海海战，日舰速射炮每分钟五发，北洋舰老式架退炮两分钟一发——技术代差直接决定生死。

战争从不讲情怀，只认准备。

还有一点常被忽略：后勤。

倭国打朝鲜，靠海运补给，但港口少，卸货慢；明军从辽东陆路运粮，虽慢但稳；甲午时，日军在旅顺建立野战医院、铁路转运站，清军伤员靠民夫抬回；抗战时，滇缅公路、驼峰航线，都是生命线。

谁能把物资送到前线，谁就多一分胜算。

古代打仗，七分在粮道，三分在战场。

当然，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数据。

露梁海战前夜，邓子龙已七旬，本可留守，却坚持登舰；李舜臣在鸣梁海战后只剩十二艘船，仍敢设伏；甲午战败，丁汝昌拒降自尽；南京沦陷，教导总队全员殉国。

这些个体选择，无法改变大局，但构成了民族记忆的底色。

他们不是为抽象的“国家”而死，而是为脚下的土地、身边的同袍、心中的道义。

这种东西，没法量化，但真实存在。

再说回徐福。

如果他真去了日本，看到后来的战火，会作何感想？大概只会摇头。

他带去的稻种、医术、文字，本是为了生存与文明，不是为了制造更高效的杀人机器。

可技术一旦传播，就脱离初衷。

铁器既能铸犁，也能铸刀；船只既能运粮，也能运兵；文字既能记史，也能写战书。

文明的双刃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五次大战，五次转折。

每次战后，双方都重新评估彼此。

白江口后，倭国低头学习；元日战后，倭国强化神国意识；万历战后，倭国转向内政；甲午后，中国掀起变法浪潮；抗战后，日本接受民主改造。

冲突带来痛苦，也带来反思。

但反思不等于悔改。

有些教训，要反复吃苦才记得住。

今天的东亚，表面平静，底下暗流。

军舰巡逻、战机对峙、外交交锋，形式变了，本质没变。

还是那个问题：如何共存？

历史没给标准答案，只留下一堆案例。

有的靠压服，有的靠耗垮，有的靠吓退，有的靠拖垮。

但最可持续的，或许是让双方都意识到：打，代价太大；不打，利益更多。

这需要智慧，也需要实力做后盾。

最后说一句：别信“自古以来友好”的童话。

友好是打出来的，不是谈出来的。

没有白江口的火，哪来遣唐使的船？没有露梁的炮，哪来江户的锁国？没有抗战的血，哪来战后的和平？

和平不是天然状态，而是斗争后的暂时平衡。

明白这点，才能看清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