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皓首穷经 甘为法治文明著春秋

原标题：何勤华：皓首穷经 甘为法治文明著春秋

人物素描

从1977年那个冰天雪地里的公社团委书记，到北京大学走出来的法学界的“黄埔一期”，再到掌舵华东政法大学十六载的功勋校长，何勤华的人生轨迹宛如共和国法治进程的一个微缩剪影。在一个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他却以一种近乎“苦行僧”式的自律，试图在故纸堆中勾勒出全球法律文明的版图。面对采访，何勤华教授一如既往地坦诚：谈及往事，他不避讳那只有28分的高考数学成绩；谈及治校，他详述如何以制度创新为人才“破冰”；谈及未来，他那份作为法律人清醒而深沉的忧患感，化作了对法治文明传承的殷殷嘱托。

□ 本报记者 王 宇

□ 本报见习记者 薛金丽

光影流转，古稀不辍治学志

记者：何老师，看到2025年版《何勤华法学文集》问世，序言里您提到这是学生为您70岁生日准备的纪念。古人说“七十从心所欲”，此刻手捧这套文集，您的内心关键词是什么？

何勤华：我现在的状态，用“歇不下来”形容最贴切。如果是八九十岁了，或许可以谈谈“圆满”，但我现在总觉得自己还有活儿没干完。这套文集是对过去四十年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但我的案头还有很多“债”要还。

比如，2008年启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16卷本目前出了13卷，还有3卷正在商务印书馆进行最后的编校；2020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法系与中华法律文化研究》，5卷里还有4卷正在法律出版社审校待出；还有2023年牵头负责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等等。这些大项目，每一个都需要投入极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深挖、去雕琢。

记者：您已经著作等身，出版过130余部专著和合著，发表过300余篇论文，为何在古稀之年仍要倾注如此心力去大规模修订旧作，甚至续写第四卷《中国法学史》？

何勤华：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因为社会在变，学术成果在累积。社会在变，学术成果也在动态累积。比如“涉外法治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20年前我写《区域国别法律发达史》时，很多最新的国际法理论、各国的立法实践以及我们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都还没能涵盖进去。作为学者，著书立说，这不仅是学术生命的延伸，更是对文明足迹的守望。因此，补充新文献，吸纳新研究，让学术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是学者的本分。

记者：您曾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记录了无数前辈的足迹。如今您自己也成了“被记录者”，您如何定位自己这代“77级法律人”的历史方位？

何勤华：我们这一代人常被戏称为法学界的“黄埔一期”。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是新中国法治建设最完整的见证者、亲历者和记录者。

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我们这代人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职责。我们有几个共同特质：第一是有坚定的法治信念，那种对法治的崇敬是刻在骨子里的，因为我们亲历过没有法治的荒芜；第二是近乎狂热的勤奋，我们在农村、工厂被耽误了太久，深知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第三是忧国忧民的情怀。那时候我们晚上躺在宿舍床上，讨论的都是“天下兴亡”。这种使命感驱动着我们，必须在法学这块荒原上深耕细作，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命运回响，弱冠磨炼向学心

记者：聊到那个转折点，1977年的高考对您而言极具戏剧性。资料中提到，您当时在公社当团委书记，高考数学竟然只考了28分，全靠文科的高分把总分拉了上去。如果今天“71岁的何勤华”遇见那个22岁的自己，您会对他交代些什么？

何勤华：我会告诉他：对未来要始终充满信心，永远不要放弃学习。

我是1955年出生的，16岁下乡，在农村待了将近7年。那时候我们学的物理化学叫《工农业基础知识》，数学只学到二次方程。高考时，有一道题是求一个六角螺丝帽表面的面积，我盯着那个图形，完全不知道怎么算。现在回想数学分低，但我最终能考入北大的原因就是，我从未放弃对文史知识的自学，正是这种长期的积累，让我能在其他科目上拿到高分。

记者：在那样一个信息闭塞、物资匮乏的年代，除了“幸运”，您认为是什么支撑您抓住了那次命运的机遇？

何勤华：幸运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韧性。当时我们公社有十几个年轻人，水平不比我差，但临考前因为害怕丢脸、怕考不上，放弃了报名。我常跟学生说，机会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而且当机会降临时，你必须有勇气去抓住它，哪怕胜算看起来并不大。你不试，就永远没有可能。

在北大读本科时，我几乎是“抢时间”在读书，各个专业的讲座我都去听，文学、历史、哲学……这种综合性大学的滋养，决定了我后来做学问的厚度。我不仅学到了法律，更学到了法律背后的文明逻辑。

记者：您先后在北大和华政求学。这两所学府在您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怎样的烙印？

何勤华：北大像“国家队”，视野开阔，老师们更像“个体户”，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学术风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这种环境培养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华政作为专门性院校，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团队协作”，学科积淀深厚，专业化程度极高，特别务实。先有了“面”的广博，再有了“点”的深挖，这对我构建法学史的研究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双肩任重，制度“破冰”育栋梁

记者：担任华政校长的16年，被外界称为华政发展的“何时代”。在行政事务极其繁杂的情况下，您如何保持如此高产的学术产出？这种“双肩挑”的内生动力源泉在哪里？

何勤华：“双肩挑”确实苦涩与快乐并存。说实话，搞行政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比写文章“开心”，因为行政工作是外向的，而写作是内向的、孤独的，甚至是极其辛苦的。

我的原动力其实很简单：我想成点事，想留点作品。至于产出，我有两个“秘诀”：一是自律，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写作，离开了笔头，生活就失去了味道；二是学会了发挥团队的作用，行政上我不搞事必躬亲，招生、就业、财务等具体事务，我鼓励分管副校长和中层干部充分担当。合理地授权，不仅锻炼了干部，也让我能挤出时间回到学术的“自留地”。

记者：在您的任期内，华政完成了更名大学、建设松江新校区等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在人才引进上，您曾采取了一些非常有魄力的“制度破冰”举措，这种勇气从何而来？

何勤华：法学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为了引人、留人，我们必须在引才机制上有所“破冰”。当时很多高端人才来到上海，最头疼的就是安家问题。按照当时的财务硬性规定，学校很难一下子拿出那么多专项资金。但我认为，学校的发展不能只算眼前的“小账”，要算长远的“大账”。我们通过党委常委会集体决策，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比如学校提供无息贷款资助人才购房。正是靠着这种敢于“破冰”的担当，我们引进了马长山、胡玉鸿、陈金钊等一批如今已成为学界中坚的人才，奠定了华政今日的学术底蕴。

学术深耕，文明深处觅渡口

记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可供研究的法学方向很多。您为何最终选择了“法制史”——这个相对冷门且需要极高定力的方向作为安身立命的坐标？

何勤华：其实带点偶然。当时华政招收研究生时，法制史名额相对较多，对于想要回沪工作的我来说，这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真正进入这个领域后，我发现法制史能让人与现实保持一种理性的距离，它给了我极大的学术空间和思辨深度。

90年代有个“下海潮”，我认识一些做法制史研究的学者转而去研究公司法、做大律师、经营企业了，但我始终没动摇。我常说，这种“冷板凳”一旦坐热了，就很有温度。

记者：您主持的16卷本《法律文明史》堪称一项学术壮举。这套丛书想达成的学术目标是什么？在组织如此庞大的协作工程中，您最大的管理体会是什么？

何勤华：我认为法律文明有三个标志：一套法律规范体系、一套法律理念、一套话语体系。当年张晋藩先生编了《中国法制通史》，李光灿先生、张国华先生领衔主编了《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但唯独缺一部《外国法制通史》。我当年的志向，就是想把人类上下五千年的法律足迹全部囊括进来，不仅是制度，还有思想、学说和文明成果。组织25所高校220多位撰稿人，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学术本身，而在于“耐心”。我曾为了一个子课题，等了撰稿人整整十年。作为主编，你要有耐心等那个“短板”补齐，只要你不放弃，团队就有凝聚力。这种“结硬寨、打呆仗”的方法论，虽然慢，但足够扎实。

记者：您对“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的研究也很有影响力。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下，您认为，这两场审判留给我们的核心遗产是什么？

何勤华：这两场审判确立了“反人类罪”等罪名，最核心的贡献在于：它打破了“执行上级命令即可免责”的借口，也挑战了绝对的国家主权观——当主权沦为屠杀人权的工具时，国际正义必须介入。

研究这些审判的卷宗时，我常感到震撼，人类的罪恶有时超出了法理当时的想象力。所以纽伦堡审判其实是动用了“自然法”的理念——人类尊严和生命必须得到尊重。无论现在国际形势如何变幻，这两场审判对世界和平的坐标意义永远不会磨灭。

记者：您对自己未来十年的学术规划是什么？对当下年轻学子有何寄语？

何勤华：我的规划是“善始善终”。上天给我多少健康的岁月，我就利用这些时间把手头的项目排个序，先做最重要的，一件件收尾。生命不息，写作不止，这也许是我作为一名“77级法律人”终生不渝的宿命。

我想对青年法学学子说，无论时代浪潮如何奔涌、外界环境怎样变化，都要始终葆有对法律规则的敬畏之心，坚守内心的良知底线。愿你们以所学所长，为新时代法治建设事业注入青春动能，助推法治实践阔步向前。（王 宇 薛金丽）

来源：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