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86年，中央军委紧急解密一个名字，老邻居看到报纸手抖了：他还活着？
一九八六年6月，北京301医院的特护病房里，空气里全是消毒水和血腥味混杂的味道。
病床上躺着个老头，正遭罪呢。
这人全身都在出血，止痛针从一天一针打到一小时一针，还是疼得满床打滚。
护士给他擦身子，毛巾刚挨着皮肉，瞬间就染红了。
因为严重的骨髓抑制，他的血小板几乎掉光了，说白了，这就跟个瓷娃娃一样，碰哪哪破。
就在这人眼瞅着要不行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发了一道急令，那架势跟打仗一样：解密！
必须马上解密！
紧接着，各大报社连夜改版，把这个藏了28年的名字印在了头版头条。
第二天一早，大街小巷都炸锅了，老百姓都在议论这个叫“邓稼先”的人是何方神圣。
可这报纸传到许鹿希居住的那个家属院时，几个老街坊拿着报纸，颤巍巍地敲开了许鹿希的门，憋了半天问出一句让听者心碎的话：“老邓他还活着吗？”
这话问得太扎心了。
这不是在发奖状，这是国家在跟阎王爷抢着办告别仪式。
现在咱们提这人，都知道是“两弹元勋”，觉得多光荣。
但在当年，这三个字代表的是一种极其残酷的“消失”。
要搞懂那天邻居为啥问“是不是活着”，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翻到1958年的那个秋天。
那时候的邓稼先，妥妥的人生赢家。
34岁，留美博士，刚回国没几年，媳妇是北大校长的千金，还有一儿一女，那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日子。
结果呢，钱三强找上门了。
这次谈话特别短，也没啥客套，钱三强直接就把底给交了：国家要放个“大炮仗”，想调你去。
这哪是调工作啊，这分明就是签“卖身契”。
这一去，不能公开发表论文，不能出国，甚至不能告诉家里人在哪、干啥。
说得难听点，这就是社会性死亡。
那天晚上邓稼先翻来覆去烙大饼，怎么都睡不着。
最后实在憋不住了，跟媳妇许鹿希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我要调动工作了，以后家里的事我就管不了了。”
许鹿希问去哪？
他说不能说。
去干嘛？
也不能说。
去多久？
还是那三个字，不能说。
这一走，就是人间蒸发二十八年，连个响儿都没听见。
这二十八年里，他在学术界消失得干干净净。
原来的朋友、同学，谁也不知道他去哪了，甚至有人偷偷琢磨，这人是不是犯了啥大错误，被发配到哪个山沟沟里劳改去了？
谁也没敢深问。
最让人心里发堵的是啥呢？
是大洋彼岸的对比。
他最好的哥们儿杨振宁，那是混得风生水起，拿诺贝尔奖，全世界飞，镁光灯咔咔闪。
你在看看邓稼先，窝在戈壁滩上，吃着掺沙子的馒头，名字都成了绝密代号。
这反差，太大了。
但你若问邓稼先后悔吗，他估计会笑笑不说话。
这种事儿，总得有人去干，他不干，谁干？
很多人被现在的神剧给忽悠了，以为搞原子弹就是在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按按按钮就完事了。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时候中国穷得叮当响，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把资料烧了，还撂下句狠话：“就你们这条件，再过20年也搞不出来。”
确实，那时候咱们连台像样的巨型计算机都没有。
那咋办？
算盘珠子拨起来！
邓稼先带着一帮刚毕业的大学生，愣是用手摇计算器和算盘，硬生生敲出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数据。
这工作量有多大？
草稿纸能堆满一间屋子。
这哪是搞科研，这简直就是玩命。
别人是用脑子算数据，他这是在拿命填窟窿。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透支还不是最要命的，真正把他身体搞垮的，是1979年那场意外。
那年是一次空投核试验，结果降落伞没打开，核弹直接从高空摔到了戈壁滩上。
没炸。
这下事情大条了。
这玩意儿摔碎了，现在就是个高辐射的“脏弹”，随时可能发生化学爆炸，或者造成严重的核污染扩散。
按规定，这得让防化兵穿得严严实实去处理。
现场那么多人，都盯着那片死亡区域发愣。
邓稼先急了，大喊一声：“谁也别去，我进去！”
这时候谁拦都不好使。
他是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只有他最清楚这玩意儿到底哪块儿出了毛病，能不能动，怎么动。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脚踏进去，基本上就是往鬼门关里闯。
他冲进去了，找到了碎裂的弹体，甚至直接用双手捧起了核心碎片仔细查看。
等他从那片高辐射区出来的时候，脸色煞白。
在吉普车上，他看着窗外荒凉的戈壁滩，突然冒出一句：“如果有来世，我还要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后来那张他和同事的合影里，他笑得特灿烂。
但作为医学教授的许鹿希后来才知道，那一次他吃的核辐射剂量，已经给他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
从那天起，他的尿液里都能检测出放射性物质，死神已经拿着号牌在门口等着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1986年，组织上知道，老邓的时间不多了。
这时候国际形势也变了，咱们腰杆子硬了，不需要再像当年那样藏着掖着。
更关键的是，如果这时候再不公开，这位给国家撑起脊梁骨的英雄，可能到死都只能是个没人知道的代号。
这不公平。
所以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那份迟到了28年的解密令，就是为了让他能在活着的时候，亲耳听到国家和人民对他喊一声“谢谢”。
杨振宁回国探望病重的邓稼先时，两人的手又握在了一起。
看着昔日的好友被病痛折磨成这样，杨振宁心里难受，为了缓和气氛，就问了个当时大家都好奇的问题：“国家给你发了多少奖金？
搞这么大动静，怎么也得是个百万富翁吧？”
邓稼先艰难地伸出两根手指，笑了笑。
杨振宁猜：二十万？
邓稼先摇头。
那是两万？
还是摇头。
后来邓稼先才告诉他：原子弹奖金十块钱，氢弹奖金十块钱，一共二十块。
你没看错，就是二十块。
那时候的奖金是按级别分的，大伙儿一分，到他手里就剩这么点了。
杨振宁听完眼泪差点下来，咱们现在觉得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他们拼上性命，图的根本就不是钱，图的就是这片土地以后不再受洋人的气。
1986年7月29日，在身份公开仅仅一个月后，邓稼先走了。
临终前，他没说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抱怨这一辈子的苦，只是看着窗外，又一次叮嘱身边的人：“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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