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民阅读有了法律保障，我们该如何读书？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徐千然

2月1日，我国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工作从政策倡导，全面升级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国家法定责任与社会系统工程，为“书香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该《条例》于2025年12月颁布，明确要求构建“全民覆盖、普惠高效的全民阅读促进体系”，其根本宗旨在于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增强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阿来：从“劝善”到“劝读” 背后的深思

《条例》的实施得到文学界的热烈反响。针对其意义与社会阅读现状，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

四川省作协主席、茅奖获得者阿来认为，《条例》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对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战略的巩固与提升。“当下人们所从事的工作都大量渗入了科技的因素，如果不学习，就难以进入专业化的世界。”他强调，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全民学习热情至关重要，《条例》以国家准法律的形式予以推动，寄托了更高的期许。同时，他分享了更深层的思考：“读书本是好事情，古人是‘劝善’，今天却要‘劝读’，这本身折射出在阅读上已经存在某种欠缺和危机。在知识为王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更应自省，通过每日阅读获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我更新，真正做到‘君子以自强不息’。”

采访阿来（摄影：张杰）

对此，《四川文学》主编、作家罗伟章表达了相似观点：“阅读是终其一生的自觉，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一种建设。它不应局限于‘世界读书日’，而要真正融入生命的每一天。这才是阅读最本质的意义。”谈及《条例》实施，罗伟章认为这体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法规的出台，本身就是一个鲜明的态度。”他还分享了阅读的深层体验：“我们时常难以认清自己，而阅读如同一面镜子，至少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知道‘我是谁’，使生命保持一种清醒的自觉。正因如此，我始终推崇深度的文字阅读。唯有文字，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想象，锤炼思想。它让我们的生命感知保持锋利，处于一种觉醒而清明的状态。”

采访罗伟章（摄影：张杰）

知道很多≠更有智慧！“送快递的作家”胡安焉谈“真阅读”

近年来，素人作家凭借真挚的书写走入公众视野的案例已不鲜见，因《我在北京送快递》而受到读者喜爱的胡安焉，便是其中一位代表。在繁重的基层劳作中，他凭借长期坚持的阅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自我精神成长之路。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对于《条例》实施，胡安焉感到振奋。他认为，《条例》的意义在于将促进阅读的责任明确落实到政府部门，“有关部门需要为全民阅读提供支持保障，包括硬件和软件，还有整体环境的打造和投入。”但他也坦言，阅读的推动终究离不开每个个体的内在动力。“必须是发自内心地想要阅读，并且确实能够从中获得充实、满足与快乐，人们才会真正去选择它。”他接着说道，在信息爆炸、娱乐方式多样的今天，阅读正面临巨大冲击。“很多人已回忆不起自己上一次读书是什么时候。在快节奏的社会里，人们往往只能利用碎片时间，通过手机快速获取信息。”

在此，胡安焉敏锐地提出了关键区别：“一个人知道的事情越多，并不必然使他更有智慧。这些信息通常是杂乱、不成体系的，它们未必能提升一个人的认知水平或心智成熟度，反而可能让人陷入信息焦虑——知道很多，却又感觉一切都漂浮着，与自身缺乏深刻的联结，这反而加剧了浮躁。”对此，他分享了自己的阅读建议：唯有在有限的领域内深入，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与内心的充实。“无论读什么，当你投入时间与精力，并能察觉到自己看法的积累、认知的深化时，这种进展会对你的生活产生积极的作用。它日积月累，会成为对抗压力与焦虑的有力承托，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更为确信。”他希望“社会的阅读氛围越来越好，希望更多人能爱上阅读，并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充实与满足。”

从家政工到读书人 来自乡村的李文丽因阅读改变人生

《条例》的实施，不仅在于倡导，更在于夯实保障。其第十九条对全民阅读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有计划地设置覆盖城乡、实用便利、服务高效的全民阅读设施”，并详细列举了从公共图书馆到乡镇村社的基层文化服务中心、从实体书屋到公共数字阅读终端等一系列场所与设备。这标志着阅读资源的均衡配置与可及性，被纳入了法制化的规划框架。

这一条款，对于曾在城市务工、如今回归乡村的读者而言，感受尤为真切。来自甘肃的家政工李文丽，在北京工作期间，利用务工之余通过手机写下二十万字散文诗歌，并绘制了四百幅图画，她的作品甚至登上了北京吉祥大戏院的舞台。这段独特的成长经历，与她接触到的两个关键公共阅读支持空间密不可分：一是专注服务家政女工的公益组织“鸿雁之家”，二是由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创办的“新工人文学小组”。这些社会力量提供的免费课程与交流空间，成为了她文学之路的起点。

李文丽《我在北京做家政》

如今，因家庭需要，李文丽暂别北京，回到了甘肃乡下生活。她带回了许多书籍，也带回了对阅读空间的深切期盼。《条例》的实施令她振奋：“咱们遇上了好时代，赶上了好政策。国家不仅改善农村生活，也关心我们的精神世界。”她衷心希望家乡也能拥有更多便利的公共阅读空间，让更多农村人拥有更充分的机会阅读，从书中获得温暖、力量和属于自己的幸福。她相信，读书能让内心敞亮，使家庭更温暖，让乡村更美好，“把好书读起来，用文字填补内心的迷茫与不足，活到老学到老。”

李文丽的故事，正是封面新闻“关注素人写作”系列所记录的典型。对这些来自劳动一线写作者的报道，生动诠释了《条例》第十六条所强调的“宣传全民阅读先进典型”的责任，也印证了当政策的“光”照进现实，与个体的努力、社会的支持相结合时，所能焕发出的强大生命力。

从城市的公益课堂到对乡村书屋的期盼，一条清晰的主线浮现而出：全民阅读的推进，既需要顶层设计的“设施网络”实现普惠覆盖，也离不开无数个“李文丽”在具体空间中被点亮、并渴望照亮更多人的微观实践。

从“刷手机”到“捧起书”：高校要培育“腹有诗书”的宝藏青年

《条例》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高校应将阅读作为重要教学方式，组织多样化阅读活动，以拓展学生视野、丰富精神世界、提升综合素养。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副教授、马识途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刘晓远认为，《条例》的实施标志着全民阅读从文化倡议转变为法律责任。他直言，高校有责任将阅读融入教学，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成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宝藏青年。

刘晓远（摄影：杨涛）

身为作家马识途之孙，刘晓远在采访中还分享了深厚的家学熏陶：“我家最多的财富就是整墙的书。童年最典型的娱乐就是全家各自捧书静读。”这种环境让他视阅读如吃饭睡觉般自然，并养成了“兴之所至”的随性阅读习惯——题材不拘，尤爱蕴含历史与社会思考的网络穿越小说，其启蒙正源于小学时读到的马克·吐温《一个美国佬的奇遇》。

他还对比了两种阅读状态：读网络小说等休闲内容时，他习惯利用通勤等碎片时间，甚至有过“本来是要助眠，却看了个通宵”的趣事；研读专业书籍时，则会专门预留整段时间，偏好实体书并辅以笔记，以求深度思考。

刘晓远坦言，当下人们惯于刷手机，时间精力被碎片信息割裂，容易导致思维空泛。而阅读则能让人从喧嚣中抽离，系统充电，打破时空局限，最终找到人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