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见钱学森坐蓝色汽车参会，不动声色命令部下：赶快换成黑色

那是在1956年的寒冬，京城的马路上突然冒出来个“稀罕物”。

那是一辆通体蔚蓝的美国高级轿车，线条流畅，洋气得很。

哪怕搁在今天，这车也够显眼，更别提那时候了。

满大街都是灰扑扑的棉袄，最好的车也就是个帆布顶的吉普。

这辆蓝车一上路，简直像是在一堆煤球里扔了颗蓝宝石，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车里坐着的，正是刚从大洋彼岸归来不久的那位大科学家。

有回，这车开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

会议结束后，身为院长的聂荣臻元帅送客送到门口，目光一下子就被这辆车给粘住了。

当时人多，聂帅没言语。

等那抹蓝色消失在视线里，他扭头就把负责行政事务的秘书范济生喊到跟前。

老爷子脸拉得老长，劈头就问：“刚才那是谁的座驾？”

范济生心里还挺美，赶紧汇报说是专门从总后勤部借调来的，全中国统共就两辆，特意配给钱学森同志，既体面又舒适。

没成想，聂荣臻听完直摇头，当场撂下一句硬话：“赶紧换掉。

给我换成黑色的，越不起眼越好。”

范济生心里直犯嘀咕，寻思着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不就是坐个车嘛，至于吗？

可在聂荣臻看来，那哪是车啊，那是给敌机轰炸员画的“靶心”。

聂帅是干啥出身的？

那是搞地下工作的老行家，红军时期就在刀尖上跟特务过招。

他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对刚回国的钱学森来说，什么排场、面子都是虚的，只有“喘气”才是真的。

弄辆全北京独一份的蓝车招摇过市，跟拿着大喇叭喊“目标在此，赶紧下手”有什么区别？

从打那天起，钱学森屁股底下那辆蓝车就不见了，换成了扔进车堆里找不着的黑色轿车。

聂帅还立了规矩：每天出门路线得换着花样走，明面上有警卫盯着，暗地里还得撒出去便衣护着。

这阵仗，听着跟拍电影似的，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

还真不是。

因为车里坐的这位爷，肩膀上扛着的担子实在太沉了。

把日历翻回1955年。

钱学森能回国，那本身就是一场虎口拔牙的“大逃亡”。

美国人咋评价他的？

那句老话谁都听过：“不管他在哪儿，都顶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这话听着像夸人，其实透着股杀气。

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撂这话的意思很明白：既然他这么厉害，那就绝不能让他回红色中国效力。

为了困住这“五个师”，美国人可是下了狠手。

先是扣个“共产党”的屎盆子，接着关进拘留所，半个月里拿大灯泡子没日没夜地晃眼，根本不让人合眼。

钱学森在里头被折腾得一度失语，瘦得脱了相。

放出来后也不给自由，像防贼一样软禁了整整五年。

电话有人听，信件有人拆，出个门得打报告，活动圈子被锁得死死的。

最后还是在日内瓦谈判桌上，咱们这边把家底都亮出来了——释放11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

拿11个大活人换一个搞科研的书生，这买卖当时好多人看不懂，可周总理心里明镜似的，这波咱们赚翻了。

哪怕签了字，回来的路也是步步惊心。

美国特务一路尾随，时刻准备下黑手。

咱们这边没办法，半道上派人上船接应，最后连正规口岸都没敢走，改用游艇倒得手，再转火车从深圳那边悄悄进来的。

好不容易脚踩在北京的地上，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

哪有的事。

1956年10月，专门搞导弹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成立。

钱学森当副院长，一把手是聂荣臻。

这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钱学森正式成了西方情报口和台湾特务那边的“头号眼中钉”。

那会儿的情报说得清清楚楚，暗杀计划早就摆在对方办公桌上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聂荣臻得拿个主意：怎么才能保住这个人？

那会儿，钱学森住在中关村科学院的宿舍楼。

按规定，国家给配了一个警卫连。

整整一个连的兵力，百十号人，几十条枪，24小时轮班倒。

搁一般人看，这安保绝对够硬了。

可聂荣臻去转悠了一圈，眉头就锁紧了。

他一眼就看出了两个大窟窿：一是这警卫连管的是整个大院，摊子铺得太大，劲儿使不到一块去；二是这些战士忠心是没得说，但防的是明刀明枪的敌人，防不住那种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务渗透。

聂荣臻找来公安部长罗瑞卿一合计，决定不按套路出牌，搞一套“不对称”的防御网。

他把那种大撒网的警卫撤了，改用“人盯人”的战术。

头一件事就是挑人。

聂荣臻要给钱学森找个贴身保镖，名义上叫警卫秘书。

这岗位级别高得吓人，当时只有副部长以上的领导才配得上。

选谁呢？

那是真的是在矮子里拔将军，最后挑中了个叫刁九勃的。

这人是个硬茬子，从抗美援朝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见过真章，回国后一直在五院保卫科待着。

聂帅给刁九勃交代的活儿简单又棘手：你就是钱学森的影子。

不管他是开会、做实验，还是回家睡觉，你都得把周围环境给我筛一遍，连只苍蝇都不能放过。

这哪是配个保镖啊，这分明是把安保规格直接拉到了国家元首那个档次。

人防住了，还得防嘴。

聂荣臻心里门儿清，特务要杀人，枪是最笨的办法。

下毒才是成本最低、动静最小的绝活。

钱家是自己开火做饭，买菜、择菜、下锅这些环节，稍微漏掉一个，天就得塌下来。

于是，聂荣臻开始往钱家“掺沙子”。

做饭的大师傅、保姆、干杂活的秘书，全换成组织上千挑万选出来的，政治上绝对过硬。

刁九勃还得盯着这些人，从菜场买回来的那刻起，一直到菜端上桌，全程必须得有人眼珠子不错地盯着。

后来发生的事儿证明，聂荣臻这番“神经过敏”还真就救了钱学森一命。

到了1964年秋天，也就是咱们第一颗原子弹要响的前夕，局势紧张得要命。

台湾那边的老蒋听说大陆导弹搞得风生水起，急眼了，给特务机关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除掉钱学森。

有一天，钱学森正准备吃饭。

菜刚端上来，他鼻子抽了抽，筷子突然停在大半空，说了句这菜味儿不对。

就这一停，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拿去一化验，菜里头居然有氟乙酸钠。

这玩意儿可是剧毒，指甲盖那么点就能要人命，关键是无色无味，肉眼凡胎根本看不出来。

后来一查，根子出在钱家的厨师身上。

这师傅回老家探亲的时候，被台湾特务给盯上了。

特务那是下了血本，一手拿金条诱惑，一手拿全家老小的命要挟。

厨师没扛住，哆哆嗦嗦把毒药带进了厨房。

这事出了以后，聂荣臻气得拍桌子，心里也直后怕。

抓人审案那是公安局的活儿，聂荣臻要琢磨的是怎么补漏洞。

厨师毕竟是人，是人就有软肋，有软肋就能被攻破。

怎么才能把这窟窿彻底堵死？

聂帅的招数是：用科学手段跟特务斗法。

他给钱家专门设了个稀罕岗位——食品化验员。

挑中的人叫段恩润。

这哥们儿可不是普通大头兵，他是老军医出身，当年在朝鲜战场前线就是搞检验的，手艺那是没得挑。

打那以后，钱家的厨房摇身一变，成了生化实验室。

每天买回来的菜，段恩润都要取样。

他手里有一台特批的蔡司光学显微镜——搁那时候，这可是顶级的科研宝贝。

每一片烂菜叶子、每一块肉皮，都得过试剂反应这一关，再放到显微镜底下瞅个仔细，确认没毒了才能下锅。

段恩润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六年。

直到1970年，他的工作本上密密麻麻记了上千条检测数据。

这六年里，他又给拦住了好几起“不对劲”的情况。

这就是那段历史背后冷冰冰的真相。

咱们今天光看见导弹上天、卫星入轨的风光了；可在这风光的背面，是一场持续了十几年、看不见硝烟的殊死搏斗。

现在回头看，聂荣臻当初拍板的这些事儿，其实就是在算一笔大账。

一台进口的蔡司显微镜贵不贵？

死贵。

一个副部级待遇的警卫秘书贵不贵？

也贵。

让整个安保体系围着一个人转，成本高不高？

高得离谱。

可是，如果不花这个钱，代价是什么？

1962年，东风二号导弹试射栽了跟头，钱学森带着队伍在戈壁滩上趴着找残骸，三天三夜没合眼，硬是找出了病根，改进设计后，后面的型号才成了。

1964年，原子弹炸响，钱学森拿出了关键的理论方案，把“枪”和“弹”完美地捏合在了一起。

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一次过。

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唱着歌上了天。

钱学森领着一帮人，用了十年功夫，硬生生把中国的导弹技术从“一穷二白”拽到了世界第一梯队。

东风系列导弹，成了往后几十年咱们国家挺直腰杆子的底气。

要是没有那辆被换掉的蓝车，要是没有那台显微镜，要是没有那些躲在暗处的警卫，这一切没准就在哪个瞬间戛然而止了。

聂荣臻动用国家机器护着一个人，看着是在搞“特殊化”，其实是在保国运。

钱学森心里比谁都清楚。

他这辈子最烦搞特殊，坚持拿死工资，穿粗布衣裳。

但他老老实实接受了这些安保安排，因为他明白，他这条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那是属于这个正在爬坡过坎的国家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这种“保护”与“被保护”，说到底，是两位老党员之间最深沉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