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想要摆脱美国实现战略自主,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北约秘书长吕特说的。
这句话一落地,欧洲政坛就进入了对抗的状态,被压在桌子底下的分歧也被当场掀翻,这并不是普通的争论,而是一次公开的评判。
关于欧洲和美国,并不是第一次爆发矛盾,前两次摩擦时,欧洲还可以用政策分歧或者风格冲突来解释,而这次则是身份问题,欧洲是安全共同体,还是长期被保护的对象。
这些话被欧洲舆论称为跨大西洋关系危机中的第三枪,第一枪,贸易战以及“北约过时论”使欧洲意识到美国承诺并不牢不可破;第二枪,关于格陵兰的争端使盟友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信任被动摇;第三枪,则直接否定了战略自主的空间。
更可怕的是,吕特这一推断并不是完全出自个人主观臆断的,而是一套完整的现实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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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如果要实现完全独立防务,不仅仅是多买武器,而是要从底层开始重建体系,军费规模、工业能力、指挥系统、核威慑一个都不能少。
因此数字看起来很扎眼,因为它迫使欧洲正视一个不愿公开承认的事实,独立之后将会面临长期、持续、无法避免的消耗。
问题不在于是否独立,而在于由谁来承担费用。
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内部的矛盾被完全点燃了,法国率先发声,并非偶然,法国一直坚持自己的战略空间,在安全问题上不愿意受制于人,这一次的反击,不多话,但是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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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外长让-诺埃尔·巴罗表示,欧洲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安全,并且能做到,随后法国欧洲事务副部长本杰明·哈达德将矛头对准了美国的可信度问题,并且质疑欧洲是否应该继续被动接受现有的安排。
真正把气氛推向高潮的是前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说的一句话:“欧洲会保卫自己,特朗普不是我的父亲。”
这句话很快就在欧洲社交平台上流传开来,并不是因为情绪化的缘故,而是因为它戳中了长久以来被忽略的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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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场合里,吕特还提到了乌克兰防空压力,并敦促欧洲加快资源支持的步伐。
话题一转,很多欧洲议员马上意识到这场争论已经不是抽象的讨论了,而是和库存、产能、财政等有关的现实选择。
支持乌克兰的消耗一直在继续,防务体系的弱点也在被不断放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战略自主”就越显得代价高昂、不得不面对。
它不需要公开宣布也不需要设定时间表,只要现实条件摆在那儿,选择就已经被框死了,军费、工业、财政、社会承受能力,任何一个都在告诉欧洲,独立不是口号,而是一场持久战。
但是继续依赖的代价也很明显,安全上依附就会自然地反映到政治判断以及外交空间当中,当重要的国防力量被他人所控制的时候,立场就很难完全自由。
这就是欧洲内部反弹如此强烈的缘由,并不是所有人都幻想马上独立,但是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继续被动接受定义,未来可回旋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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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第三枪”的威力才得以体现,它迫使欧洲提前面对一个本可以推迟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承担责任,而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代价承担责任。
因此这场争论很快就从政策层面演变为路线之争,并进一步演变为身份之争,这不只是一场法国同部分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分歧,也是一次欧洲对于自身定位的集中拷问。
于是“通牒”在欧洲读得非常清楚,要减少依赖可以,但是要立刻承担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成本;否则就不要谈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并不是协商,而是一种摊牌。
因此欧洲内部不得不加快分裂的步伐,有人认为这是逼着别人去补课的机会,有人则担心会出现安全真空,还有人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模糊的空间。
但是由于压力的不断增加,这个模糊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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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枪”之后,欧洲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的状态了,选择哪条路走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次,代价已经放在了明面上,大家都要面对。
这场“恶战”不可能很快结束,防务压力存在、内部出现裂痕、外部也有期望,欧洲只能在争论和消耗中继续走下去,一边拉扯,一边被现实所推动而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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