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到底算不算丧权辱国？

若放在古代“丧权辱国”的范畴里，它其实真的不值一提。

1005年正月，在经过二十五年战争状态以后，宋辽之间的谈判终于落下帷幕：

北宋每年给辽国30万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

双方结为兄弟之国，辽圣宗耶律隆绪为弟，宋真宗为兄，双方互不侵犯。

有一说一，这一点至少对双方都是平等的，比及百余年以后的宋金《绍兴和议》，南宋皇帝不仅要向金国称臣，还要接受金国的册封才能确认，好比五代时期的割据势力，没有经过中原王朝的确认，只能称留后，经过册封以后才能转正。

理论上来说等于是把自己的法统交给了对方来确认。

从经济角度来看，宋真宗后期的国库收入，大约在3000万贯到4500万贯左右，到仁宗时期更是达到6000万贯，30万岁币相较于宋朝国库收入，可以说毫无压力。

这话说出来肯定是会被人骂的，一两白银也是钱，凭啥要给呢？给了就是怂，就是丧权辱国。

这……该怎么说呢，二十年前男孩搁置争议，天天被人骂膝盖软，现在不也是攻守之势异也了么？

追求绝对的平等，本身就违背了谈判的本质，谈判的本质是博弈和权衡。

话说回来，辽之所以能接受这个数字，是因为它清楚，自己拼了老命南下打到澶渊，也就值这个数字。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当时一名禁军每年的军费（包括俸禄、粮草、武器装备）大概要五十贯，真宗时期，宋朝在河北、山西一带常年驻扎着二十多万禁军，二十万禁军一年就是一千万贯。

要知道，这只是和平时期的驻军费用，如果是战事，则要包括粮草运输，伤亡抚恤，民力损失等等。

澶渊之盟签订后，河北的驻军，被裁撤了个七七八八，光这一项每年就省了五百万贯军费。再加上战争省下的杂项开支，具体数字不详，但理解下来应该不难。

所以说，《澶渊之盟》的三十万岁币，和清末动辄数千万、上亿两白银的赔款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更重要的是，在盟约签订后，宋辽开放互市，大宋凭借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很快就通过边境贸易，从物资匮乏的契丹人手中，把这30万岁币挣回来，甚至能赚得更多。

要说丧权，大宋其实并未丧失一丝主权。

燕云十六州是当年石敬瑭为求自保卖给契丹的，这笔旧账，本就与赵氏宋朝无关。至于辱国，更是无从谈起——毕竟，辽帝耶律隆绪还得尊称北宋皇帝一声“哥哥”，国格上并未吃亏。

所以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即便是主战派的寇准，也对这份盟约相当满意，史载“寇准颇矜其功”，认为这份盟约保住了大宋的安宁。而宋真宗更是满心欢喜，特意前往泰山封禅，以此告慰天地，彰显自己的治世功绩。

这份表面上国格不吃亏、经济上有盈余，还为宋辽带来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为何会成为后世人口中不平等条约的典范？

核心原因，就在于这份盟约签订后，大宋彻底没了下文。

毕竟，历史上像类似于北宋《澶渊之盟》一样的关系多了去了，不少帝王都有过类似的“黑历史”，但很少有人宋真宗这样被人嫌弃。

刘邦，白登之围靠贿赂解围，事后还每年以和亲维持汉匈关系，就这还要时不时挨一次匈奴的边境打秋风。

而且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

隋文帝杨坚，碰到东突厥南下，只能以宗室女嫁突厥可汗（和亲），同时赠送大量锦缎、粮食；

李世民，渭水之盟，按说双方都没动手也没和亲什么的，但让人拿枪指着脑门，还得好言好语跟对方说话，对帝王级别的人来说终归是不美气。

包括那个尝对方排泄物的越王勾践。

但大家仔细品品，为何这些人的风评都不算差，甚至都算不上黑料？

只是因为，后来他们都把场子找了回来。

刘邦，是汉武帝争气，帮他洗刷了当年的耻辱；

隋文帝，后来用离间术，瓦解了突厥；

李世民就更不用说了，后来成了天可汗；

勾践则是灭掉了吴国，将那个人送上了“断头台”，之前的种种屈辱，不仅被一笔勾销，还被后人盛赞为“忍辱负重、大丈夫当如是”，成为千古传颂的英雄。

可见，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里，从来不是不能“怂”，而是不能一直“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绝不能百年不动。

澶渊之盟最被人诟病的地方，从来不是盟约本身，而是它彻底磨灭了大宋的进取心和心气，让夺回燕云十六州的念想，彻底烟消云散。

其实，自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送给契丹后，后续几任帝王都未曾放弃夺回它的努力：

即便是后晋继任者石重贵，也曾北伐契丹；

后周世宗柴荣也曾亲征北伐，一度差点收复；

宋太祖赵匡胤虽未能等到北伐之日，却特意设立封桩库，囤积钱财、整军备战，为夺回燕云做准备；

他的弟弟赵光义，也先后两次发动针对燕云的军事行动（能力是另一回事，至少有这个念想）。

这些北伐结果都已失败告终，石重贵北伐以杜重威的叛变而失败，柴荣北伐以病逝落幕，赵光义北伐，甚至被人调侃成“驴车战神”，但是，你会嘲笑他收复故土的初心吗？

不管咋说，在宋真宗之前的几十年里，无论中原王朝由谁掌舵，都始终怀揣着夺回燕云十六州的初心。

而这一切，都在澶渊之盟签订后，彻底画上了句号。

一纸兄弟盟约，约定互不侵犯，大宋也彻底放弃了夺回燕云的努力。

更可怕的是，这份盟约让大宋上下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觉得用钱就能买和平，既省心又划算。

后世不少文人，都盛赞大宋用钱买了90年太平的做法“高明之极、善莫大焉”；

就连当时的王安石，也将澶渊之盟称为“欢盟”；苏哲更是盛赞其“稍以金帛啖之，修邻国之好，汉唐之盛所未有也”；欧阳修也曾感慨“自从澶渊后，南北皆欢愉”。

皆大欢喜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宋辽双方的武备废弛，就连王安石也不得不承认，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战去兵”，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只剩下陕西军可用。

注意，这种影响，对于宋辽双方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在歌舞升平中忘记了战争。

这种心态的蔓延，最终酿成了后来的悲剧：

先是辽国被女真闪击亡国；

然后是女真人南下，靖康之变爆发。

滑稽的是，宋徽宗、宋钦宗在汴梁尚未被完全攻破之际，仍天真地想效仿先祖，用钱化解危机。

可女真人与契丹人截然不同，他们更加狠辣贪婪，不吃“花钱买和平”这一套——最终天子被掳、北狩塞外，半壁江山沦入金人之手，华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所以说，澶渊之盟的问题，从来不在条约本身，而在于它给大宋未来带来的致命负面影响——磨灭了进取心，丧失了抗争的底气，最终在安逸中逐渐衰败，迎来了更大的灾难。

话说回来，汉武帝穷兵黩武，却为大汉打出了庞大疆域、奠定了主体民族的根基；而大宋用少量岁币换来了百年和平，却在安逸中逐渐沉沦，最终走向覆灭。

到底谁对谁错、孰优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