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长相助救红军于绝境，多年后反被质疑，无奈写信向开国中将求助

一九三六年秋，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接到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之后，中央下令把这支部队改编为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发。他们的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外部援助。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西路军同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等部队激烈战斗了几个月。到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在祁连山下受到重大损失。为了保存力量，剩余人员分成三个支队，转入祁连山中打游击。其中，由李先念、程世才等人带领的左支队，沿着祁连山的雪山深谷，继续向西前进。

一九三七年四月，左支队走到甘肃省安西县以南的祁连山深处。这时部队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他们从河西走廊的激烈战斗中撤出，在雪山里走了四十多天。人数减少到不足一千，粮食早就吃完。

很多战士只能用生羊皮裹着身体，脚上缠着破布，在厚厚的雪地里慢慢移动。他们的目的地是新疆的星星峡，但在那之前，这支疲惫的队伍最需要的是食物和休息。

四月二十二日，部队来到一个叫蘑菇台的地方。这里靠近有名的榆林窟（当地人也叫万佛峡），有一处水源。虽然又饿又冷，战士们纪律仍然很好，没有进老百姓的房子，都在野外山崖下安静露宿。

指挥员在一个旧磨坊里开会，眼前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必须马上找到粮食，否则部队就撑不下去了。会后，几位干部被安排到附近寻找老百姓借粮。

蘑菇台旁边的山坡上有一座小道观。住持叫郭元亨，他原本是高台县南华乡的贫苦农民，本名郭永科。为了躲抓壮丁，他十年前逃到祁连山里，被榆林窟的上任住持收留，就此出了家。

道观自己种了点地，粮仓里存着几千斤粮食，日子清苦但也平静。

四月二十四日早上，郭元亨在道观后的树林里遇到了几位陌生的军人。他们面容瘦弱，军装破烂，但说话很和气。带头的是一位指挥员，是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程世才向郭元亨说明情况，现在遇到了困难，希望道长能帮助解决一些粮食和物资。郭元亨看了看他们，又望向远处那些安静休息、不打扰百姓的红军大队人马。

他平时就常帮助过路的穷人，而这些军人跟他以前见过的任何队伍都不一样。他没有多犹豫，对程世才说，观里是有些存粮，可以拿出来。

郭元亨转身带着徒弟打开粮仓。里面是他多年攒下的所有粮食，包括小麦四千多斤、面粉两百多斤，还有黄米六斗、胡麻油三十斤、土盐四口袋。他让徒弟全部搬了出来。

之后，他又牵来了自己养的牲口，包括二十只羊、两头牛和一匹骡子。这些救命的物资堆在道观前，程世才和战士们看了，很久说不出话。

部队的参谋把收到的所有东西详细记在清单上。程世才在清单最后认真签下自己的名字，交给郭元亨，并承诺革命胜利后，一定凭这张纸条如数归还。郭元亨推辞不掉，只好把纸条仔细收好。

临走时，他想到前面就是大片戈壁，又把自己的一匹马牵来送给程世才骑。红军在蘑菇台得到了宝贵的补给和休息。两天后，他们继续向星星峡前进。

道观恢复了平静，但郭元亨的苦难却开始了。不久，安西县的马家军听到了消息。马家军士兵骑马冲进道观，绑走了郭元亨。

他们把他关起来，反复审问，逼他说出红军的去向，还有谁帮过红军。郭元亨挨了打，受了刑，甚至被滚烫的油烫伤，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

马家军问不出结果，就改成勒索钱财，抢走了郭元亨个人积蓄的三两六钱黄金和一百块银元。等他被放回来时，已经生命垂危，大病一场。这场灾祸还连累了他的一个徒弟，据说也因此丢了性命。

但郭元亨要守护的秘密，还不止这些。他的师父马荣贵在临终前，曾把榆林窟秘密收藏的一件珍贵宝物，唐代象牙佛造像，托付给他保管，嘱咐他一定要保护好。

为了这件宝物，郭元亨在后来的几年里多次经历生死考验。军阀马步康曾派兵来抢，对他严刑拷打，他始终不说。后来，画家张大千来临摹壁画时打听象牙佛的下落，他也没有透露真相。

直到一九五零年新中国成立后，郭元亨才把这件守护了半辈子的象牙佛，郑重地交给了安西县人民政府。他因此受到了甘肃省人民政府的表彰。

新中国成立后，郭元亨的生活有了转机。他先后被选为安西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

可是，随后的特殊时期，像郭元亨道长这样的人，他的身份就变得有点“复杂”，甚至“敏感”了。一方面，他确实帮过红军，这是有功的。但另一方面，他是一位道士，长期生活在道观里，这属于当时社会正在极力破除的“旧思想”、“旧文化”的一部分。

于是，就有一些人开始觉得：“一个庙里的道士，当初那么积极帮助红军，真的只是出于好心吗？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甚至有人干脆忽视他救人的事实，只揪住他的宗教身份不放，认为他背景“不纯粹”。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需要被“重新审视”甚至被批评的对象。

郭元亨老人怎么也想不通。他觉得自己当年明明做的是舍命助人，怎么过了几十年，这件好事反而说不清、道不明，还给自己带来麻烦了？

一九六一年，生活在甘肃安西的郭元亨，找到了一张珍藏了二十四年的纸条。纸已经发黄变脆，上面是红军参谋写的物资清单，末尾有程世才的签名。他决定最后试一试。

他请好友胡链代笔，给程世才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简单讲了当年在蘑菇台的事。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也不知道当年的红军首长还记不记得祁连山里的那段往事。

信寄到了北京。当时，程世才担任装甲兵副司令员。他打开这封从甘肃安西寄来的信，祁连山的风雪、那位清瘦而慷慨的道长、绝境中得到救命粮食的情景，一下子全都回忆起来。

他马上亲笔回信：“你61年10月3日由胡链代笔给我的信收阅。谢谢你在20多年前红军路过万佛峡那种困难情况下对革命的帮助……1937年4月间红军路过万佛峡关于你帮助粮食和牲畜问题确属事实，我也写信给了安西县，特告。”

同时，程世才让装甲兵政治部以正式公函的形式，联系了甘肃省安西县人民政府。公函中写道：“在革命艰苦的岁月里，郭元亨老先生帮助了红军，其实是可贵。除程世才同志直接给郭老先生复信外，特致函你们，作为证明。”这封公函，为一段被岁月模糊的历史，留下了证明。

随后，组织上开展了调查。当年的线索并不难找。政府核实了郭元亨的全部经历，包括他冒险救助红军、因此受到马家军迫害、他尽力守护国宝象牙佛并最终献给国家、他长期的困境和委屈。

事实清楚后，政府正式为郭元亨恢复名誉，肯定了他对革命的历史贡献，去掉了所有不实的说法。他被重新妥善安置，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生活又有了保障。

晚年的郭元亨，终于得到了安宁。他继续担任甘肃省政协委员，参与地方建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日，郭元亨道长在安西去世，享年八十岁。

程世才将军一九六一年写的那封证明信和装甲兵政治部的公函，成为重要的历史证据，被安西战役纪念馆收藏。而那张始于祁连山雪夜的物资清单，则见证了一个普通道士在艰难时刻的选择，和一支军队不忘承诺的信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