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决定向美国出售30头白鲸，曾拒绝对华相关出口申请，外交部传递何种信号？

加拿大决定向美国出售30头白鲸，曾拒绝对华相关出口申请，外交部传递何种信号？

热情的旭日DjoTM

一桩围绕30头白鲸去向的国际交易，因其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起先，加拿大有关部门以动物福祉为由，拒绝了将这批白鲸出售给中国海洋馆的申请。

但几个月后，面对来自美国主题公园的类似请求，却迅速亮起了绿灯。

面对这一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的回应显得言简意赅，他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且对加美之间的事务不作评论。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仅关乎白鲸的最终归宿，更提供了一个观察国际事务中，原则、利益与现实如何交织的独特样本。

事件的中心，是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海洋乐园”。

这家历史悠久的主题公园，自2018年创始人离世后，便陷入了持续的经营困境。

客流下滑与财务压力，使得园内动物的生存条件日益受到挑战。

2019年，一场严重的动物死亡事件将公园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当年，园内共有20头鲸类动物死亡，其中包括1头虎鲸和19头白鲸。

这一不幸事件，直接促使加拿大在同年通过了《禁止圈养鲸类动物法案》。

该法案严格限制了以娱乐或繁殖为目的的鲸豚类动物圈养行为，并对相关出口活动设立了高门槛。

法规的出台为未来的动物保护指明了方向，但并未能立刻解决公园内现有动物的安置难题。

海洋乐园里幸存的白鲸群，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这些大型海洋哺乳动物的饲养成本极为高昂。

据估算，每头成年白鲸每日需要消耗约12至15公斤的鱼类，30头白鲸每月仅在食物上的开销就接近1020万元人民币。

对于一个财务状况岌岌可危的公园而言，这无疑是一笔难以承受的重负。

为了给这些白鲸寻找一条生路，同时也为了摆脱自身的经济困境，园方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接收机构。

2025年10月，事情似乎迎来了转机。

公园与中国的珠海长隆海洋王国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计划将30头白鲸整体迁移至中国。

珠海长隆方面承诺，将为这些白鲸提供更为优越的栖息环境和专业的医疗照顾，其场馆的硬件设施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

从动物生存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一个积极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项申请最终被加拿大渔业与海洋部部长乔伊斯·汤普森否决。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此举旨在贯彻加拿大动物保护法案的精神，并强调“鲸鱼属于海洋，而非水族箱”。

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多方反应。

海洋乐园方面表示，如果政府既不允许出口，又不提供财政支持，他们可能不得不考虑对白鲸实施安乐死，以终止它们在恶劣环境下可能遭受的痛苦。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道格·福特也对此表达了不同看法。

他公开提出，如果白鲸在中国能获得更好的照料，为何不能考虑这一选项？

他甚至建议可以先尝试性地运送一小部分白鲸，以观察其适应情况。

联邦政府并未采纳这些意见。

时间来到2026年1月，事件的走向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海洋乐园宣布与美国的四家机构达成了新的协议，计划将30头白鲸以及另外4头海豚分批出售给美国的多家主题公园。

与之前对中国申请的漫长审查和最终否决形成鲜明对比，加拿大政府此次迅速批准了这项对美出口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海洋乐园与美国机构之间的首次交易。

2021年，该公园曾向美国一家水族馆出售了5头白鲸，该交易同样获得了加拿大渔业部的批准。

然而，据后续报道，这5头白鲸中有3头在运抵美国后的两年内相继死亡。

这使得外界对于加拿大方面审批标准的一致性产生了疑问。

面对同样的“水族箱”归宿，为何对中国的申请以“动物福祉”为由拒绝，而对有过不良记录的美国买家却予以放行？

中国外交部在回应相关问询时，采取了克制和专业的态度。

发言人郭嘉昆在1月27日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评论加拿大的决策，而是重申了“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共同利益”的原则性立场。

这种回应方式，一方面体现了外交上的审慎，另一方面也表明中方不愿陷入具体事件的争论，而是更关注两国关系的宏观层面。

与此同时，一些动物保护组织也对加拿大政府的决策提出了批评。

他们指出，政府在否决向中国出口的方案后，并未能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早前规划的、耗资巨大的海滨动物庇护所项目，因资金问题迟迟未能启动，使得白鲸的未来再次变得不确定。

从整个事件来看，它暴露了动物保护议题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复杂性。

一个理想化的原则——“鲸鱼属于海洋”，在面对圈养环境下长大的动物无法回归野外、以及饲养成本高昂的现实时，显得力不从心。

如何平衡动物的实际生存需求、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定、运营方的经济压力以及国际间的复杂关系，成为了一个考验各方智慧的难题。

最终，这30头白鲸的命运，在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意图和决策中几经辗转。

它们的经历，或许能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在讨论动物福祉时，我们究竟应该基于一个抽象的、普适的原则，还是应该更多地从具体动物的生存状况和现实可能性出发，去寻找那个最不坏的、或者说最负责任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