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袁殊文集》《中共党史人物传》及相关历史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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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26日傍晚，北京的一处办公室里，袁殊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有个会议需要他参加。
通知他的人是李克农，这位中央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亲自来接他。
袁殊没有多想，跟着李克农上了车。
车子在北京城里绕了几圈，最后停在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大门前。
袁殊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可已经晚了。
这里是监狱的大门，他被直接带了进去，从此开始了长达27年的铁窗生涯。
此时距离潘汉年被捕，刚好过去了23天。
这个名叫袁殊的男人，曾经同时为中共、军统、中统、日伪、青红帮五个不同势力工作，是公共情报史上独一无二的"五重间谍"。
抗战期间，他提供的德、苏开战部署及日军的准确战略情报，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部署起到了重大作用。
他被誉为"东方佐尔格"。
可就是这样一个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却要在新中国成立后第六年，被投入监狱。
1965年，他被扣上"国民党CC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汉奸"等罪名，判刑12年。
1967年刑满时正值特殊时期，又再度被押8年。
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
从1955年4月被捕，到1982年8月平反，整整27年。
这27年里，袁殊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而他传奇的一生，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这个结局的？
【一】书香门第的革命青年
1911年3月29日，袁殊出生在湖北蕲春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
他的原名叫袁学易，父亲袁晓岚曾是清末举人，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
可到了民国，袁家已经家道中落。
8岁那年，袁殊随母亲贾氏来到上海投奔父亲袁晓岚。
那时的袁晓岚正在和女学生打得火热，把贾氏冷落在一边，可他还是关心着儿子的成长。
袁殊被送进了学堂读书，虽然生活清苦，可总算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12岁时，因为家里实在没钱，袁殊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
在印刷厂里，袁殊每天要干很多活，可他没有放弃读书。
后来机缘巧合，他进入了上海立达学园免费读书。
立达学园是陶行知创办的新式学校，提倡平民教育。
在那里，袁殊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潮，开始思考社会问题。
1926年，15岁的袁殊参加了北伐军。
大革命时期的热血青年，满腔都是救国救民的理想。
可1927年的变故，让他悲愤不已。
他离开部队回到上海，投身进步文化活动。
1928年，17岁的袁殊和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他攻读新闻学，同时开始系统学习日语。
那一年多的留学生活，让袁殊初步掌握了日语，研读了新闻学理论，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这些看似普通的收获，后来都成了他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重要助力。
1929年底回国后，袁殊创办了《文艺新闻》周刊。
这份刊物虽然名为"文艺"，实际上关注的是社会现实问题。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派楼适夷、夏衍帮助袁殊工作，鲁迅对该刊给予关注，并为刊物写文章。
《文艺新闻》实际上成了左联旗下的刊物。
1931年2月，五位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任何报纸均不敢报道。
为揭露真相，袁殊不顾个人安危，与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密切配合，上演了一出双簧戏。
冯雪峰寄来一封署名"蓝布"的读者来信，打听五位作家的消息。
袁殊在《文艺新闻》头版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发表。
接着，冯雪峰又撰写两封"读者来信"，告诉读者，这五位作家"已被枪毙了"。
袁殊在《文艺新闻》上以《呜呼！死者已矣》的题目刊登了这两封来信。
随后，袁殊将这五位作家的照片登出，并发表了各界人士的反响。
两人勇敢机智地将五烈士遇害的消息披露于社会，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
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勒令《文艺新闻》停刊。
从此，袁殊正式参加了左联，并担任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常委。
他出版了许多著作和译作，满腔热忱投身于反帝爱国的文化工作。
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并最早付诸研究的人。
夏衍利用这一武器发表了著名的《包身工》。
袁殊如果沿着写作的路子走下去，或许能成为文学史上一名有影响的作家。
他有才华，有激情，在上海文化界已经小有名气。
可一项特殊使命，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31年10月的一天，按照潘梓年的通知，袁殊准时到达了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咖啡店。
中午时分的咖啡店很安静，除了白俄女招待外，只有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潘梓年的堂弟潘汉年，中共情报战线、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领导者之一。
另一人袁殊从未见过。
寒暄过后，潘汉年对袁殊说："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简单的一句话，没有党旗，没有宣誓，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潘汉年接下来的话，成了袁殊一生的命运转折点。
他告诉袁殊："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
这个所谓的"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
原来，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导致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
5月，在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潘汉年担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
由于原中央特科的很多骨干都不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新上任的潘汉年急需将残破的情报网络重建起来。
这时，夏衍口中"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袁殊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潘汉年给袁殊介绍了今后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王子春，就是在座的袁殊从未见过的那个人。
潘汉年的表情很严肃，他说："今后要渐渐退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除了生命，还有更难的，是要毁掉自己的名誉。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无名英雄。"
王子春也说："在敌人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是危险的，你很可能被捕入狱，也可能亲眼看着组织成员被敌人严刑拷打，可无论怎样都不能暴露自己。你甚至可能永远背负反动罪名死去，可党是知道你的。"
袁殊坚定地表示："我知道干这一行的凶险，可我义无反顾。"
那一年，袁殊20岁。
【二】五重身份的建立
在王子春几乎手把手的指导下，袁殊接受了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
为成功进入敌人圈子，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
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
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曾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
袁殊从不与他们来往，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
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
贾因袁晓岚推荐上黄埔的关系，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王子春出主意让袁殊写个简历，强调"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并让袁殊投其所好，准备一份"工作意见书"附上。
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
由于老朋友推荐，吴对袁殊并不怀疑，当即要他加入自己的湖北帮，为他打探内部社会的消息。
就这样，袁殊获得了第二重身份——中统特务。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中统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的军统"复兴社"。
这两个组织以拥护蒋介石反对共产党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行动股股长则是李士群。
李士群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和他老婆公开叛变。
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
最初打入吴醒亚特工组织时，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
一次，在王子春授意下，袁殊利用洪帮人物胡抱一和王亚樵的关系，与程潜部队驻沪代表牵线搭桥，促成他们双方密谈，为吴醒亚的情报组织立了一"功"。
与此同时，袁殊还在办《文艺新闻》的过程中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
那时袁殊的公开身份是记者，他以"新声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与岩井英一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
两人时常一起吃饭，袁殊用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换取岩井的信任。
就这样，袁殊成为了三重间谍：中共地下党员、中统特务、日本情报员。
在三重身份的掩护下，袁殊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眼皮底下，顺利地"伪装"了3年。
可1935年，上海突然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
"怪西人"其实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因被捕后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也不说，故被称为"怪西人"。
奇怪的是，审讯人员在华尔顿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居然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袁殊也被卷入此案。
原来，1935年春，王子春突然不露面了，袁殊急于与组织取得联系，便请夏衍帮忙转一封信给中央特科领导。
按规定，中央特科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一般党员不能和中央特科联系。
可因袁殊说情况紧急，夏衍便将信转给了蔡叔厚。
当时蔡叔厚已从中央特科转到了远东情报局工作，且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
就这样，袁殊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关系被转到了远东情报局。
他并不知道，此次"怪西人案"案发其实是因陆海防叛变，而陆海防就是华尔顿的下线，也是他只见其信未见其人的上线。
由于日本领事馆将袁殊视为"亲日"派、戴笠的军统也有意拉拢袁殊，再加上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走了国民党上层门路，在"怪西人案"中，袁殊最后只以"文化界思想犯"被判了两年半监禁，实际上只入狱8个月便被保释。
1936年，出狱后的袁殊为避风头，再次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他与岩井英一重新建立了联系。
岩井认为袁殊虽与"怪西人案"有关，可人才难得，资助袁殊求学，还为他提供各种关照。
将近一年后，袁殊回国,已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夕。
抗日的紧要关头，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那时起，他成了袁殊的直接联系人。
1937年6月，回国后袁殊重新归入中统阵营。
在与冯雪峰取得联络后，以非中共党员的特工身份继续向潘汉年提供情报。
1937年9月，抗战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与日方颇有联系的人。
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
戴笠听了很高兴，亲自登门拜访。
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
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就这样，袁殊获得了军统的身份——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为了加强自身保护色，1937年4月，袁殊加入青洪帮，成为与黄金荣、杜月笙同辈的"通"字辈兄弟。
这个身份为他在上海滩的活动提供了更多便利。
至此，袁殊凑齐了共产党、国民党中统、军统、日本和青红帮的五方背景，成了"五面间谍"，时年26岁。
这种五重身份，在公共情报史上极为罕见。
袁殊每天要应付五拨人，每一拨都怀疑他，都在试探他，都在等着他露馅。
他得记住自己对每个人说过的每一句话，得时刻保持警惕，得把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天衣无缝。
【三】抗战期间的情报工作
1938年2月，岩井英一重回上海，在其组建的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里，袁殊为情报员，负责将中文情报翻译成日文。
同年，袁殊还出面组织了"兴亚建国同盟"。
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
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元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并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1940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
通过访日期间的见闻，加上对日本间谍的活动加以分析，袁殊判断日本即将放弃"北进"计划，改为"南进"战略。
所谓"南进"，就是向东南亚扩张，以便独霸西太平洋；所谓"北进"，是北攻苏联，以霸占整个亚洲。
袁殊将这一重要战略情报汇报给潘汉年，潘汉年转报延安，中共把这项情报通知莫斯科。
几乎在同一时期，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也在日本东京获得同样的战略情报。
当时，苏联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在西线布置兵力的同时，为防止日军"北进"，不得不抽调兵力到远东。
有了日军确定"南进"的情报后，苏联才不必担心腹背受敌，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这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部署，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1年6月13日，袁殊向延安报告：苏德战争一触即发。
延安于6月20日收到这份情报。
8天后的6月22日，德国果然进攻苏联。
这个情报为苏联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1941年，实为多事之年。
潘汉年突然要求亲晤岩井英一，要求袁殊为其联线。
袁殊认为此举极其危险，极力劝阻，可潘汉年执意要与日本人会面，袁殊只能执行任务。
潘汉年化名胡越明，此后数年一直与岩井英一保持联系。
在担任"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期间，袁殊按照潘汉年指示，及时向党组织提供了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
据袁殊的回忆文章，他将日军开始清乡的情报告诉潘汉年后，新四军"在清乡重点地区的一支部队，随即在群众的协助之下，准备了大量的方桌和门板，在夜里从桌板上跳过竹篱笆撤离了。"
除了提供战略情报，袁殊还救了无数中共地下党员的命。
有一次，一个中共交通员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抓住。
袁殊得知消息后，立刻利用自己在"岩井公馆"的身份，找到相关负责人，说这个人是他们的"自己人"，是在为"大东亚共荣"做事。
日本人信了，把人放了。
那个交通员出来后，袁殊安排他立刻转移，连夜离开上海。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袁殊利用自己的五重身份，在各方势力之间游走，既为中共获取情报，又保护地下党员的安全，还要避免自己的身份暴露。
这种日子，随时都可能出事，随时都可能丢命。
1943年春，楼适夷与袁殊约好在一家小咖啡馆见面。
可楼适夷按时到达后，遇到的却是袁殊的妻子马景星。
马景星告诉他，前一天袁殊在这里被扣了。
楼适夷大惊，以为袁殊出事了。
不久潘汉年来了，不慌不忙地说"没事"，然后告诉了马景星一个电话号码，叫她去找岩井英一。
原来，袁殊是被日本宪兵队扣押的，可岩井英一出面，很快就把人保了出来。
这样的惊险时刻，在袁殊的生活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
他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就是粉身碎骨。
可他坚持了下来，整整坚持了14年。
1945年抗战胜利后，袁殊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命为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
而袁殊却在私下变卖家资，全部所得尽归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
国民党打算在抗战结束的时候以汉奸罪名起诉袁殊。
得知这个消息后，中共将袁殊秘密转入苏北解放区。
1945年10月，袁殊秘密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1946年初，袁殊在根据地重新入党，后任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
来到解放区后的袁殊，因其特殊的政治经历，组织建议其改名为"曾达斋"，定级为旅级。
至此，军统才真正发现其中共党员身份，为此发下全国通缉令。
从1931年10月入党，到1946年秘密转移到解放区，袁殊在隐蔽战线上整整奋斗了14年。
这14年里，他身兼五重身份，为中共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保护了无数地下党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达斋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定居北京。
他以为，那些惊心动魄的岁月终于过去了，自己可以光明正大地为党工作，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同年，曾达斋与第二任妻子王端离婚，王端回到上海定居。
此后，曾达斋每次出差去上海，都会前去探望王端。
那几年，曾达斋在北京的生活平静而充实。
他研究日美动向，撰写调研报告，参加各种会议。
有时候晚上独自在家，他会想起那些在隐蔽战线上的日子，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会有些感慨。
可他更多的是庆幸，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庆幸终于可以为党光明正大地工作了。
可命运，偏偏不肯就此放过他。
【四】山雨欲来
1954年底，潘汉年从上海来到北京。
曾达斋赶往北京饭店与之会面。
多年不见，潘汉年的神色让曾达斋吃了一惊。
这位昔日意气风发的情报天才，如今显得心事重重，眼神中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忧虑。
潘汉年直言自己要出大事了，并感叹："干我们情报工作的人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曾达斋不明白潘汉年为什么这么说，可心里隐约感到不安。
他想问个清楚，可潘汉年只是摇摇头，没有多说什么。
两人分别时，潘汉年拍了拍曾达斋的肩膀，说了句："保重。"
那一刻，曾达斋心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1955年初，曾达斋最后一次出差前往上海。
在前妻王端的住处，他预言自己将要出事。
王端听了大惊，力劝他迅速转往香港。
曾达斋摇摇头，说："我不能走。我这一生，都是为党工作。现在出了问题，我更要留下来，把事情说清楚。"
王端流着泪说："你这是何苦呢？"
曾达斋苦笑："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相信，组织会调查清楚的。"
他顿了顿，"我须即刻返京，前途未卜。"
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和陈毅、柯庆施、刘长胜、魏文伯、刘晓等六人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会议于3月21日至31日举行。
会议最后一天，号召凡历史上有问题没有向党交代清楚的干部，都应当主动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
会上还没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写成材料，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中央一律采取欢迎态度。
这番话，让潘汉年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12年前的南京。
在潘汉年心中藏了12年的一桩心事，此刻该是向中央说清楚的时候了。
潘汉年权衡再三，于4月1日夜间找到一同赴京参会、与他一起下榻于北京饭店的上海市长陈毅，将1943年自己被人挟持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事情作了详细汇报。
陈毅听完大吃一惊，认为这件事情太大了，让潘汉年连夜写一个详细的情况说明。
潘汉年在4月1日深夜写好了书面材料。
第二天一大早，陈毅赶到中南海，向上级进行汇报，并转交了潘汉年所写的书面材料。
1955年4月2日下午六时半，最高领导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谈话。
同日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1955年4月3日下午，最高领导同陈毅、谭启龙、江华谈话。
晚上，同罗瑞卿谈话，后又请刘少奇参加。
这几场密集的会议，都在讨论如何处理潘汉年的问题。
1955年4月3日晚上20时，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自己的房间里突然接到前台服务员打来的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下楼一叙。
当毫无思想准备、穿着拖鞋的潘汉年来到楼下时，几名公安部的人正在大堂的沙发上等着他。
潘汉年被以"内奸"罪逮捕，连夜被塞进一辆小车，直接驶往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
消息传来，整个上海地下情报系统的人都震惊了。
曾达斋心里一沉，他知道，自己也逃不掉了。
潘汉年是他的直接上线，他做的所有工作都是潘汉年安排的。
如今潘汉年出事，他作为下属必然会被牵连。
曾达斋这些天一直在等，等着那一刻的到来。
而当23天后的4月26日傍晚，李克农以开会为由将曾达斋请上那辆黑色轿车，车子在北京城里绕了几圈后，缓缓停在一座戒备森严的大门前时。
曾达斋透过车窗看着那高耸的监狱围墙，他不会想到，这一进去，将是整整27年，而当他重获自由走出这道铁门时，已是满头白发的71岁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