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铭：皮央・东嘎古代墓葬出土陶器的制作工艺研究

皮央・东嘎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东嘎村皮央、东嘎二组，地处象泉河支流东嘎河上游一处开阔的河谷地带。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大学联合组成文物调查队，根据当地干部和群众提供的线索重新发现了皮央・东嘎遗址。1994~2001年，联合调查队先后多次对这处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清理，不同程度地公布了该遗址内寺院、石窟、佛塔、墓葬、居址等遗迹的相关情况[1]。其中，姚军曾对皮央・东嘎古代墓葬出土的陶器进行观察，认为其制作过程为模具贴泥和捏塑法相结合，并将其与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对比研究，指出皮央・东嘎出土陶器与后者出土陶器风格完全不同，是有别于上述两地文化的另一种文化[2]。

2018~2020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组织下，四川大学考古队与阿里地区文物局、札达县文物局联合在皮央・东嘎遗址开展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新发现墓地10处，并对其中8处墓地的68座墓葬进行了发掘。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碳十四测年数据可知，这批墓葬年代跨度大，延续时间长，时代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10世纪之间[3]。墓葬出土随葬品较为丰富，其中尤以陶器的数量最多。经统计68座墓葬共出土完整和可复原陶器268件，陶片近千片。鉴于以往对于西藏古代制陶工艺的系统研究还非常少[4]，我们在整理过程中特别留意这批陶器在制作过程中留下来的痕迹，并将观察和采集到的各类信息详细记录下来。希望本文有关皮央・东嘎遗址制陶工艺的观察与研究能够对我们认识和讨论西藏西部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古代制陶工艺的发展水平及其他相关问题有所帮助和启示。

一、制陶工艺观察

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将本次发掘的68座墓葬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前7~前4世纪，主要包括格林塘墓地的土坑墓和小型洞室墓。出土陶器以侈口圜底罐为主，另见少量的单耳圜底罐。

第二阶段，公元前4~前1世纪，主要包括格林塘墓地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和部分洞室墓、日波墓地石丘墓、吉翁墓地的大型洞室墓。出土陶器数量较多，种类较为丰富，器类有侈口束颈罐、小口矮领罐、小口深腹罐、大口深腹罐、双耳四足钵、侈口圜底罐、单耳平底罐、双耳圜底罐、带流罐、三足罐、盏、盉与杯等。其中，侈口束颈罐的数量最多，约占这一阶段陶器总量的35%；小口矮领罐次之，约占20%。侈口束颈罐、小口矮领罐、小口深腹罐、大口深腹罐和双耳四足钵共同构成了这一阶段最常见的器物组合。第一阶段流行的侈口长颈圜底罐在这一时期较为少见。

第三阶段，公元1~6世纪，主要包括果扎墓地洞室墓、卡基墓地洞室墓、陇布沟墓地洞室墓和却丹嘎琼墓地的大型洞室墓。出土陶器类型包括侈口束颈罐、小口矮领罐、圈足杯、小口深腹罐、带流罐、大口深腹罐、单耳罐、侈口圜底罐、圈足罐、盘口罐、钵与杯等器类。这一阶段数量最多的陶器仍为侈口束颈罐，但对比前一个阶段的同类器物尺寸明显变小。第二阶段流行的小口矮领罐、小口深腹罐和大口深腹罐在此时期继续流行，但数量有所减少。这一阶段流行小型陶器，如圜底小罐、带流小罐、盘口小罐等。

第四阶段，公元7~10世纪，主要包括吉翁墓地的小型洞室墓、却丹嘎琼墓地的洞室墓和昂札布墓地的洞室墓。这一阶段墓葬出土陶器数量较少，器型包括带流圜底罐、釜、侈口束颈罐、小口深腹罐、侈口圜底罐、单耳罐、钵与盘等。其中，圜底陶釜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器型。

虽然各阶段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与组合稍有不同，但经初步观察可以发现，在先后1700余年的时间内，其制陶工艺技术较为一致，体现出一种较为稳定的制陶工艺传统。因此，我们对皮央・东嘎各时段出土陶器统一进行观察，以期能够在整体上对这一区域的制陶工艺有所考量[5]。通过对陶器标本形态与痕迹的观察，皮央・东嘎制陶工艺流程包括原料制备、坯体成型、坯体修整、附件制作和烧制陶器等工序。在实际制作过程中，有些步骤不一定严格按照时序进行，例如成坯、修整、施纹工序无严格界限，可同时或交替进行。下文按照工艺流程对该地陶器制作工艺进行介绍。

（一）原料制备

皮央・东嘎遗址1999年的试掘简报中对墓葬出土陶器的陶质进行了简略描述，简报中称 “陶器以泥质陶为主，陶泥不纯，多含有石英碎末”[6]，相似的表述还可见于 2008 年出版的考古报告中[7]。根据有无羼和料，可将陶器分为夹砂陶与泥质陶两类，羼和料的加入能改善陶器耐温度急变性能，增强胎壁的强度，减少应力，防止开裂[8]。我们对2018~2020年出土陶器标本尤其是大量陶片断面进行观察，发现绝大多数陶器胎体均含砂，应属夹砂陶。经统计，夹砂陶占比99%（913片），纯粹的泥质陶极为少见，仅占1%（9片）。陶器所夹砂砾主要为自然河砂，大小悬殊，表面不见明显棱角，应是就地取材，未经筛选的羼和料。我们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使用高性能便携式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即pXRF）[9]对300余件陶器标本进行了无损分析，并将检测数据制成箱线图（图一）。相关结果显示陶土中的主量元素分布较为稳定；各时期墓葬出土陶器的主量元素无明显差异；陶土中铝的含量集中在20%~30%之间，属于高铝质耐火黏土[10]。结合上述观察和统计结果，我们认为皮央・东嘎早期先民在制作陶器时是有意识地选择陶土和加入羼和料，并且这种原料的选择与制备方式较为稳定。

图一 皮央·东嘎墓群出土陶器化学成分箱线图

通过对不同类型陶器含砂量的对比与观察，我们发现部分大型圜底器胎体含砂量较多，且砂粒较粗，器表多有黑色烟炱，应作炊器使用，如釜、带流圜底罐和大口圜底罐等；而一些带足器，平底器或小型圜底器胎体含砂量较少，砂粒较细，器表不见烟炱，应作为一般盛器使用，如钵、平底罐、束颈罐等。上述现象表明，陶器中砂粒的羼和情况与其功用有关，皮央・东嘎古代制陶工匠对羼和料的使用方式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

（二）坯体成型

以往的简报和报告中称皮央・东嘎部分陶器采用了泥条盘筑法[11]，但在整理和观察过程中，我们并未发现明确为泥条盘筑法制成的陶器，可见的成坯工艺有泥片贴筑法、模制拼接法和直接捏塑法。分述如下：

1.泥片贴筑法

通过对陶器标本的观察，可以发现部分陶器胎体和断面可见明显分层，一些陶器表面有分层剥落的现象，且两层陶胎之间存在空隙。因此，我们推断这些陶器使用了泥片贴筑法。泥片贴筑法系指将泥料先搓成泥球或短泥条，再按压、拍打或滚压成泥片，然后经过手捏、拍打或滚压使各泥片之间互相粘接在一起筑成坯体的方法[12]。俞伟超[13]、牟永抗[14]最早研究了这种方法，李文杰进一步将其分为大泥片贴筑法和小泥片贴筑法。前者利用数量不多，大而厚的泥片贴筑成坯体，泥片之间相互叠压部分很窄，通常用于制作粗放的器物；后者利用数量很多，小而薄的泥片贴筑成一件器物，泥片之间相互叠压部分很宽，从表面和断面可看到多层次斜向叠压的现象，用于制作精致的器物[15]。从观察到的陶器断面情况来看，皮央・东嘎先民使用的制陶方式应以小泥片贴筑法为主，部分陶器器表和断面未见明显分层，可能系修整过程中抹去了贴筑痕迹，也不排除使用大块的整片泥片进行加工的可能性。

试举以下典型标本说明。标本2019ZPJM6:6，小口深腹罐残片。腹部断面可见胎体分为三层，由内至外第一层胎体表面较为粗糙，第二层局部拍印绳纹，第三层亦拍印绳纹，这种现象表明第三层是在第二层胎体拍印绳纹后贴筑上去的，是多层贴筑成形的制陶技术（图二，1）。标本2019ZPQM6:12，侈口罐口沿残片。内壁表面可见胎体分为三层，由上至下依次叠压（图二，2）。标本2018ZPJM14:12，小口深腹罐。下腹部器表有分层剥落形成的片疤，断面处可见内外层胎体之间存在空隙（图二，3）。标本2019ZPJM1:4，侈口束颈罐。腹部和底部有分层剥落形成的片疤，断面处可见两层胎体之间存在较大空隙（图二，4）。这种空隙可能是敷泥层与原胎之间收缩率相差悬殊所致[16]。

图二 泥片贴筑法制作的陶器

1、3.小口深腹罐（2019ZPJM6:6、2018ZPJM14:12） 2.侈口罐（2019ZPQM6:12） 4.侈口束颈罐（2019ZPJM1:4）

2.模制套接法

一些陶器内壁留有绳纹（图三，1~3），说明这些陶器在制作时使用了内模，并且为便于脱模，模具的表面可能缠绕麻绳[17]。这种利用模具制坯的方式可称为模制法，模制法制成的陶器一般还留有接缝，应是陶坯分段套接后留下的痕迹。我们把这种成坯方式称为 “模制套接法”，即在制作陶器时，先将其分为不同部分，每个部分单独模制成型，后将各部位依次套接成为一个整体。模制套接法常见于侈口束颈罐、小口深腹罐、侈口长颈罐等器型，套接处多位于颈、肩相接处或腹部。套接处器表或内壁不平整，有刮削、涂抹等修整痕迹或戳印、刻划等加固痕迹。

试举例说明。标本2018ZPJM9:5，深腹罐残片。肩部内壁可见横向套接痕迹，套接处为肩在内、腹在外（图三，1）。标本2019ZPJM8:38，小口直领罐残片。颈、肩相接处及腹部内壁可见一周套接痕迹，套接处分别为颈在内、肩在外和腹在内、底在外（图三，2）。标本2019ZPJM3:1，深腹罐残片。颈、肩相接处的内壁可见横向套接痕迹，套接处为颈在外、肩在内，套接处肩部泥片有向上涂抹和按压的痕迹（图三，3）。标本2018ZPJM14:18，侈口束颈罐。套接处位于颈、肩相接处，接缝外部施有若干戳印纹，用以加固（图三，4）。标本2018ZPJM5:2，侈口束颈罐。套接处位于颈、肩相接处，接缝外壁刻划一周凹弦纹，其目的是使两部分胎体连接的更加紧密（图三，5）。

图三 模制套接陶器

1、3.深腹罐（2018ZPJM9:5、2019ZPJM3:1） 2.小口直领罐（2019ZPJM8:38）4、5.侈口束颈罐（2018ZPJM14:18、2018ZPJM5:2）

在相当一部分陶器上可以观察到胎体分层、模制绳纹和套接痕迹共存的现象，表明这些陶器在制作时使用了泥片贴筑与模制套接相结合的方式。一些器物在套接成型后，还会在胎体表面局部敷泥用以加固。例如标本2019ZPJM1:3，小口深腹罐。口、肩、腹、底四段分筑后套接成型，套接处分别为口在内、肩在外，肩在外、腹在内和腹在外、底在内。套接成型后于表面压印竖绳纹；底部内壁留有模印绳纹；腹、底部外壁敷两层泥，均呈龟裂状；内壁局部有互相叠压的垫窝，口沿外壁有刮抹留下的横向细纹（图四，1）。标本2018ZPJM10:34，小口深腹罐。腹部断面可见胎体由内至外分为三层，第一层表面未经修整较为粗糙，第二层表面印有蜂窝状绳纹，第三层压印竖绳纹和交错绳纹。口、肩交界处可见套接痕迹，口在外、肩在内。腹部残破，工艺不明；底部内壁留有模印竖绳纹；口沿及颈部外壁有刮抹痕迹（图四，2）。标本2018ZPGM2:4，侈口束颈罐。口、颈、肩、底四段分筑后套接成型，套接处分别为口在内、颈在外，颈在内、肩在外和肩在外、底在内。底部内壁有模制竖绳纹；肩、颈相接处外壁施加一圈加固泥条，内壁可见相互叠压的垫窝；口沿外壁及泥条上下均有刮抹痕迹（图四，3）。标本2018ZPJM5:4，大口深腹罐。肩部断面可见胎体由内至外分为三层，第一层表面较为粗糙，第二层表面印有蜂窝状绳纹，第三层压印竖绳纹。胎体底部外敷一层泥用以加固，敷泥层表面未经修整较为粗糙（图四，4）。

图四 泥片贴筑和模制拼接陶器

1、2.小口深腹罐（2019ZPJM1:3、2018ZPJM10:34） 3.侈口束颈罐（2018ZPGM2:4） 4.大口深腹罐（2018ZPJM5:4）

3.直接捏塑法

若干尺寸较小的陶器胎体较厚，形制不甚规整，器表凹凸不平无纹饰，系由泥料直接捏塑成形，这种坯体成型的方式称为直接捏塑法。例如标本2020ZDLM1:6，小陶杯。陶胎较厚，外壁有手指按压形成的垫窝，内壁较光滑，口沿下微内凹，应是修整唇部过程中挤压所致（图五，1）。标本2020ZDLM1:7，盘口小罐。陶胎较厚，器表有手指按压形成的垫窝，内壁较光滑，盘口的唇部捏塑的较薄，口沿下刻划一周凹槽（图五，2）。这类器物制作粗糙，容量较小，应是专门制作的明器。

图五 捏塑陶器

1.小陶杯（2020ZDLM1:6） 2.盘口小罐（2020ZDLM1:7）

（三）坯体修整

陶器毛坯通过修整之后才能成为成坯，我们观察到的修整工艺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包括按压、滚压和拍打，其目的是使各部位厚薄均匀，消除陶胎缝隙，提高胎体致密度，从而加固胎壁。标本2018ZPGM2:1，侈口长颈罐。颈部以下饰竖绳纹，推测是使用绕绳木棍纵向滚压形成，颈部以上绳纹被抹去，经刮削、湿手抹平后较为平整，局部残留细微抹痕（图六，1）。标本2019ZPJM1:10，侈口束颈罐。器底有绕绳木棍滚压形成的交错绳纹（图六，2）。标本2018ZPJM14:13，小口深腹罐。肩、腹部有滚压形成的竖绳纹，底部有块状分布的蜂窝状绳纹，推测是用麻布包裹的木拍拍打所致（图六，3）。由于器表绳纹一般是连续出现的，故可推知滚压、拍打等修整工序是在套接完成之后进行的。

第二类包括刮削、湿手抹平和涂刷泥浆层，其目的是使陶器形制更为规整，器表更加平整和光滑。标本2019ZPJM5:3，侈口束颈罐。颈部清晰可见片状工具刮削形成的纵向条带痕迹（图六，4）。标本2018ZPJM14:35，侈口束颈罐。口沿内壁涂刷一层泥浆，近口处局部泥浆层脱落，露出灰褐色胎体（图六，5）。

第三类包括附加泥条和贴敷泥片。附加泥条一般用于套接处的外壁，可以使其连接得更为牢固；贴敷泥片则是针对泥片贴筑成型的坯体容易产生纵向裂纹的缺点而采取的加固措施[18]。试举以下标本说明。标本2018ZPJM8:4，侈口长颈罐残片。颈、肩套接处的外壁附加一圈泥条加固，泥条及泥条两端均戳印一圈指甲纹用以加固，从脱落面隐约可见的绳纹推测，泥条是在滚压器表后施加的（图六，6）。标本2019ZPJM5:3，小口矮领罐。腹部均匀分布四条竖向泥条，用以加固胎体，泥条上端戳印圆圈（图六，7）。标本2019ZPJM1:3，小口深腹罐。器底外壁经滚压、拍打之后额外贴敷一层泥片，敷泥层表面较粗糙，未经修整（图六，8）。标本2019ZPJM8:42，小口矮领罐口沿。口沿外壁敷一层泥片，用以加固口沿并使其与器身的连接更加坚固（图六，9）。

图六 陶器上的修整痕迹

1.侈口长颈罐（2018ZPGM2:1） 2、4、5.侈口束颈罐（2019ZPJM1:10、2019ZPJM5:3、2018ZPJM14:35） 6.侈口长颈罐残片（2018ZPJM8:4） 3、8.小口深腹罐（2018ZPJM14:13、2019ZPJM1:3） 7.小口矮领罐（2019ZPJM5:3） 9.小口矮领罐口沿（2019ZPJM8:42）

（四）附件制作

陶器附件有器耳、器足、器座和流等。

器耳可分为桥形耳和板状耳两种。桥形耳一般附加在深腹罐、圜底罐的颈部和肩部，连接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器耳直接粘接于器身之上；二是将器耳泥心制成铆钉状，制作器身时在安装器耳的位置预留一孔，再将器耳插入，似榫卯结构[19]。标本2020ZPGM1:11，桥形器耳。经切割后可观察到器耳中的泥心穿刺器壁的现象（图七，1）。标本2019ZPJM2:3，侈口圜底罐。器耳下端对应内壁可见一处乳突，上端翻折与口沿内壁粘接（图七，2）。标本2018ZPJM12:9，带流罐。桥形器耳上下两端对应的内壁可见两个乳突，应为器耳内泥心穿过器壁后经按压形成（图七，3）。器耳与器壁粘接处常见有戳印点纹，应作加固之用，亦具有一定的装饰性。例如标本2019ZPJM8:11，侈口罐。桥形器耳与肩部粘接处戳印一排点纹（图七，4）。标本2018ZPJM14:21，双耳四足钵。板状耳附加在钵上，平面呈三角形，制作时将泥片切割，捏塑成三角形后直接粘接于器表（图七，5）。

器足、器座等附件捏塑成型后直接粘接于器底。例如标本2020ZPGM2:1，器座。四棱柱状，内部可见方形泥心，制作时应先捏塑方形泥心，后用泥片包裹泥心，修整形状后与器底粘接在一起（图七，6）。在出土陶器中，常见有脱落的器足，说明这种粘接方式不甚牢固。

流分为管状流和槽状流。管状流在制作时先用泥片包裹木棍一类工具，预留出流孔，随后通过刮削，湿手抹平等方式对流管表面进行修整，最后取出木棍并将流管与预留流孔的陶坯粘接在一起（图七，7）。槽状流一般在圜底罐口沿处直接修整成型，槽内较为平整，制作时应使用了表面较光滑的承托物，再由两侧向承托物挤压成型（图七，8）。陶钵口沿上还见有槽状假流，系泥片捏塑，切割成型后粘接而成（图七，9）。

图七 陶器附件

1.桥型器耳（2020ZPGM1:11） 2、4.侈口罐（2019ZPJM2:3、2019ZPJM8:11） 3.带流罐（2018ZPJM12:9） 5.双耳四足钵（2018ZPJM14:21） 6.器座（2020ZPGM2:1）7.管状流（2018ZPJM14:43） 8.带流罐（2020ZPGM3:7） 9.带流钵（2018ZPJM13:10）

（五）纹样装饰

陶器装饰可分为修整过程中产生的纹饰和刻意施加的装饰性纹样。小口深腹罐、大口深腹罐等器类表面常见竖绳纹和交错绳纹，是修整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装饰性作用，但并非刻意施加的装饰纹样。侈口圜底罐多经过二次修整，器表偶有绳纹。其装饰纹样多见于肩部，以刻划纹为主，依形状可分为三角纹、水波纹、凹弦纹等几何形纹样或上述几种纹样的组合纹样（图八）。若干侈口束颈罐的纹饰较为繁复，通体或腹部大面积装饰刻划连续回形纹、刻划三角纹和戳印纹的组合纹样（图九）。钵多见素面和通体磨光者，也有部分标本于口沿处饰刻划三角纹，形状与侈口束颈罐上的刻划三角纹相同。小口矮领罐和单耳平底罐多于肩部饰横向水波纹，与侈口束颈罐上的水波纹相同，也见个别器物饰竖向水波纹（图八，22）。带流罐上的装饰差异较大，有的于腹部装饰刻划连续回形纹，有的大面积保留竖绳纹，并装饰若干刻划纹。值得一提的是，桥形器耳上多装饰纹样，以刻划纹和戳印纹为主，形状各异（图一〇，1~7）。板状器耳上罕见装饰，仅见 1 例采集标本（图一〇，8）。

图八 陶器纹饰

1～21.侈口束颈罐（2018ZPJM14:26、2018ZPJM14:27、2018ZPJM14:25、2018ZPJM14:30、2019ZPJM8:8、2018ZPJM5:1、2019ZPJM8:4、2019ZPJM9:3、2019ZPJM1:22、2019ZPJM1:7、2019ZPJM9:22、2018ZPJM14:18、2018ZPJM14:15、2018ZPJM14:23、2019ZPJM8:3、2019ZPJM8:23、2019ZPJM9:16、2018ZPJM14:38、2018ZPJM14:24、2019ZPJM9:17、2018ZPJM14:35） 22.小口矮领罐（2019ZPJM8:14）

（1～11、13.刻划三角纹；12.刻划凹弦纹；14～16.刻划几何纹；17～22.刻划水波纹）

图九 陶器纹饰

1、3.侈口束颈罐（2019ZPRM2:2、2019ZPRM2:4） 2.侈口圜底罐（2018ZPJM10:16）

图一〇 器耳纹饰

1.大口深腹罐（2018ZPJM9:5） 2、4、5.小口矮领罐（2018ZPJM14:19、2018ZPJM10:18、2018ZPJM14:6） 3.侈口长颈罐（2018ZPJM9:4） 6.带流钵（2018ZPJM13:4） 7.深腹罐（2018ZPJM9:8）8.双耳钵（2019ZPR采:2）

（1、4、6、8.刻划纹；2、3、5、7.戳印纹）

（六）陶器烧制

在制坯、修整、装饰等工序完成后，坯体必须经过风干，烧制才能变成陶器。烧制是制陶工艺当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阶段[20]。皮央・东嘎遗址经多年考古发掘，迄今仍未发现与烧制陶器有关的遗迹。因此，我们仅能从烧制产品的某些特征判别其烧制工艺的技术水平。

皮央・东嘎墓葬出土的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陶，泥质陶少见。夹砂陶胎体密实，质地坚硬，表明其烧制火候不低。陶色以红褐和黄褐为主，占陶器总量的七成以上，部分陶器器表存在黑色斑块或明显陶色不均现象。说明这些陶器应是在氧化环境下烧制的，烧制时通风良好，燃料燃烧较为充分。目前，我们在西藏高原的各遗址中还未发现明确的陶窑遗迹。有学者曾对墨竹工卡县塔巴乡的制陶工业进行调查，认为当地使用的烧陶方式类似平地堆烧，“墨竹工卡工匠常把陶器放在地上，用天然石块围成一个近50 平方米的圆圈，圈内用方块草皮（藏语称‘拉玛’，是本地挖来的一种草皮燃料）和牛粪，马粪铺成，然后把陶坯放在上面…… 从点火烘烤到最后烧成共需 10 小时，这时有一个人专门守着，不断在窑上加‘拉玛’…… 火候的最高温度可达900℃，如果遇到好天气，还可升温。由于烧陶时不断地加‘拉玛’，致使窑床出烟孔非常多而且位置不稳定，故烧出来的陶器也大都呈红褐色。加上风力不一，器物表层颜色略有不同。”[21] 也有学者将西藏各地的露天烧陶法划分为平台露天窑、平地露天窑、竖穴窑、墙角窑等不同形制[22]。结合上述民族学材料，我们推测皮央・东嘎遗址的古代制陶工匠应采用了露天堆烧的工艺。

（七）陶器修补

我们在一些陶器的断面、茬口或裂隙附近发现有若干成对或成组出现的钻孔，应是修补破损陶器留下的痕迹。这种修补方式可称为 “钻孔修复技术”，即先在陶器裂隙两侧或断面附近钻孔，再使用绳索、皮条等捆绑固定的技术。试举以下标本说明。标本2018ZPRM2:7，双耳圜底钵。器耳附近的裂隙处可见4个钻孔，应作穿系绳索捆绑之用（图一一，1）。标本2018ZPJM8:1，大口深腹罐。器底可见一处圆形片疤，其上分布有一周钻孔，用于穿系绳索，将脱落的陶片与陶器主体固定在一起（图一一，2）。上述现象表明，部分陶器破损程度不高时不会被轻易丢弃，在修补加固后会继续用于日常生活。皮央・东嘎古代先民对于陶器的珍惜程度可见一斑。

图一一 陶器修补

1.双耳圜底钵（2018ZPRM2:7） 2.大口深腹罐（2018ZPJM8:1）

（八）小结

通过上述观察与分析，我们对皮央・东嘎古代制陶工艺的整体面貌有了一个初步认识。现以各阶段墓葬中均较为流行的侈口圜底罐为例，对皮央・东嘎古代制陶工艺的流程进行推测与总结：第一，工匠们会选取适合的陶土作为制陶的原料；第二，将制备好的陶土捏成泥片，贴敷在早已准备好的模具之上，分别制成陶罐的各个部分；第三，将各部位脱模后拼接成一个整体，并在接缝处采用附加泥条或戳印的方式进行加固；第四，对陶坯进行拍打、按压，并使用木片等工具对坯体表面进行修整，为使之平整光滑，有时还会用到贴敷泥片，湿手抹平等方法；第五，在陶坯上粘接事先做好的附件，并对接缝处进行修整和加固；第六，使用简易的工具在坯体表面施加纹样；第七，待坯体风干后在露天陶窑内烧制。

二、结语

从目前的发掘资料看，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10世纪的17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皮央・东嘎古代先民的制陶工艺无明显变化。例如，在原料制备过程中，工匠始终青睐于对高铝质耐火黏土的使用；在坯体成型工艺的选择上，泥片贴筑与模制套接法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不见泥条盘筑法或轮制工艺；坯体修整环节较为简略，始终可以看到明显的修整痕迹，未发现轮修痕迹；在纹样装饰上，制坯或修整过程中留下的绳纹是主流纹饰，刻意施加的纹样一般是比较简单的刻划几何纹或带有加固功能的戳印纹；在烧制阶段，可能一直采用的都是露天堆烧的方式。上述现象表明皮央・东嘎古代制陶工艺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与稳定性，该区域在这一时段的历史发展没有中断，区域内人群在相对长的时间内是连续且比较稳定的存在。

除皮央・东嘎遗址外，近年来西藏西部已有多处遗址和墓地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但相关发掘成果尚未刊布。目前可见到的出土陶器的墓地有阿里地区札达县的曲踏墓地和噶尔县的故如甲木墓地。故如甲木墓地出土陶器器型主要有圜底罐、杯等，多为小型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器器表多留有拍印形成的绳纹，或修整的较为平整光滑，时代为距今1800~2000年[23]，大致相当于皮央・东嘎遗址第三阶段墓葬的年代。曲踏墓地发现的陶器类型包括深腹罐、侈口圜底罐、球腹罐、带流罐、钵等，陶质一般为夹砂红褐陶，流行绳纹、三角形刻划纹和连续回形纹，年代为距今2250~1800年[24]，与皮央・东嘎第二、三阶段的墓葬时代相当。上述两地出土陶器与皮央・东嘎同时期出土陶器的特征基本一致，显示出相似的制陶工艺。20世纪90年代末，四川大学与西藏文物局在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时采集到的一批陶片标本，主要为夹砂陶，陶色以不太纯正的红褐色为主，器类包括罐、钵、杯等，绝大多数为圜底器，器耳较为发达，纹饰以压印绳纹、刻划纹和戳印纹为主[25]。姚军曾以该墓地采集到的陶片为例，对其制陶工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该地陶器全部为手制，未见轮制痕迹，陶坯成型运用了泥片贴筑和模制拼接的工艺，但从采集的陶器器形来看，与皮央・东嘎区域出土的相关陶器基本一致，加之二者距离较近，故推测其陶器工艺亦应相同[26]。皮央・东嘎墓葬出土的陶器与上述几处墓地相比，虽在器型、纹饰等方面有若干差异，但其制陶工艺与水平基本一致，表明西藏西部地区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制陶工艺传统。

皮央・东嘎的制陶工艺与西藏中、东部相比具有明显差异。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出土陶器均为平底，器型以盆、碗为主；纹饰比较丰富，包括刻划纹、绳纹、抹刷纹、附加堆纹、剔刺纹等[27]。拉萨曲贡遗址出土陶器包括夹砂与泥质两种，以泥质磨光黑陶最具特色，胎壁较薄；陶器均为手制，工艺较为考究，有慢轮修整痕迹；器型有单耳罐、双耳罐、圜底钵、圈足豆等，以圜底器为大宗，不见平底器；纹饰以刻划纹为主，菱形纹是常见的主题，绝不见绳纹[28]。李文杰曾对曲贡遗址出土陶器进行工艺研究和模拟实验，认为这些陶器在制作时用到了泥条盘筑法和慢轮修整技术[29]。贡嘎昌果沟遗址的陶器一般为轮制，圈足和器耳为手制。圈足器似为大宗陶器，单独的器底为圜底，不见平底器。罐、盆多为夹砂陶，粗糙厚重，碗、豆为泥质陶，胎壁较薄，器表磨光，纹饰丰富，以压印纹、刻划纹为主[30]。琼结邦嘎遗址出土陶器均为手制，个别标本可见泥条成型的痕迹；陶色以黄褐色和灰褐色为主，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很少，大部分陶器为素面，纹饰有刻划纹、戳印纹和附加堆纹[31]。上述几处西藏中、东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器的制作工艺与皮央・东嘎遗址等西藏西部的制陶工艺具有明显差别，前者陶器多为泥条盘筑法制成，辅以轮修，昌果沟遗址甚至使用了轮制法，而后者均为泥片贴筑法。这表明西藏高原最初可能存在多种制陶工艺传统，且不同工艺传统之间可能是相对独立发展的。

至吐蕃时期，西藏高原各地陶器开始显示出一些共性特征。乃东县普努沟墓地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均为手制，部分陶器可见慢轮修整的痕迹，器型以带流罐和圜底罐为主[32]。仁布县让君村墓地出土陶器均为夹砂红陶，经手制拍打成型，有的经慢轮修整，器型主要有带流陶壶和双耳圜底釜[33]。吐蕃时期西藏高原广泛流行的带流罐和圜底釜也可见于皮央・东嘎第四阶段的墓葬。皮央・东嘎墓地出土的带流罐、圜底釜与上述几处墓地相比，虽在制法上存在差异，但形制较为接近，说明此时以皮央・东嘎为代表的西藏西部制陶工艺已经同西藏高原其他区域产生了一定的联系。但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这种联系可能仅限于器物层面的流通，未涉及技术上的传播。

综上所述，西藏西部地区的制陶工艺自早期金属时代起即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以皮央・东嘎等遗址为代表的陶器传统长期延续，充分体现了该地区古代先民生产力发展的典型水平。然而，考古证据表明，随着吐蕃时期跨区域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人口迁徙规模的扩大，西藏西部的陶器制作已与西藏中部等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共性特征。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区域间文化互动的深化，更标志着西藏西部社会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藏山南结桑墓地资料整理与西藏腹地早期社会研究”（编号：24BKG018）的阶段性成果。

附记：本文系笔者在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李帅副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特别感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扎西次仁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文中插图承蒙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卢引科先生绘制，部分照片由四川大学博物馆卢素文拍摄。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振、李婕，硕士研究生李蒙给予诸多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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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西藏自治区文物局, 等. 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J]. 文物, 1997(9). b.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等. 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 年调查与发掘[J]. 考古学报, 2001(3). c.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等. 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J]. 考古, 2001(6). d.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等. 西藏阿里东嘎佛寺殿堂遗址的考古发掘[J]. 文物, 2002(8). e.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等. 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J].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2] 姚军. 西藏西部陶器制作工艺的观察和初步研究[C]//藏学学刊(第1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40-56.

[3] 我们对其中39座墓葬做了碳十四测年，检测样本以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或动物骨骼为主，测年数据显示这批墓葬的年代是连续的，其年代上限为公元前700年，下限为公元1000年。

[4] 目前有关西藏古代制陶工艺的研究较少，仅见李文杰. 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制陶工艺的实验研究[C]//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6:170-176.

[5] 此外，我们在整理过程中选取了若干科技检测标本，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希望日后能够在陶器的原料产地、羼和料成分配比、烧成温度等问题上取得新的进展，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这一区域制陶工艺的认识。

[6] 同[1]c.

[7] 同[1]e:221.

[8] 李文杰. 中国古代制陶工程技术史[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7:17-18.

[9] Model: XL3t 950.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Tewksbury, MA 01867 USA.

[10] 相关检测分析数据将另文说明，本文不赘述。

[11] a.同[1]c. b. 同[1]e:224.

[12] 同[8]:19.

[13] 俞伟超. 中国早期的 “模制法” 制陶术[C]//文物与考古论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228-238.

[14] 牟永抗. 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的若干问题[C]//苏秉琦主编. 考古学文化论集(二).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1-10.

[15] 李文杰. 城背溪文化的制陶工艺[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3(1).

[16] 于孟洲, 等. 大通长宁遗址齐家文化制陶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C]//南方民族考古(第12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35-47.

[17] 部分陶器内壁的绳纹并不连续，可能是后期修整所致，当然也不排除使用绳纹陶拍或陶垫的可能。

[18] 李文杰. 城背溪文化的制陶工艺[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3(1).

[19] 金川刘家寨遗址的陶器附件运用了这种连接方式，器钮位置对应的内壁可见明显凸起。参见任瑞波，陈苇。四川金川县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制陶工艺初识[C]//考古学集刊(第24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87-101.

[20] 同[8]:27.

[21] 次仁央宗. 西藏墨竹工卡县民间制陶业情况调查[J]. 中国藏学, 1993(3).

[22] 古格・齐美多吉. 西藏地区土陶器产业的分布和工艺研究[J]. 西藏研究, 1999(4).

[23]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等. 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2014 (4).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等. 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J]. 考古, 2015(7).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等. 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J]. 考古, 2015(7).

[25]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等. 西藏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调查简报[J]. 考古, 2001(6).

[26] 同[2].

[27]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等. 昌都卡若[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120-145.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 等. 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J]. 考古, 1991(10).

[29] 同[4].

[30] 何强. 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C]//西藏考古(第1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4:1-28.

[31]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等. 西藏琼结县邦嘎遗址2015年的发掘[J]. 考古, 2020(1).

[32]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西藏乃东普努沟古墓群清理简报[J]. 文物, 1985(9).

[33]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C]//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7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