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试论大宋佛教长生库对中国社会金融的贡献

试论大宋佛教长生库对中国社会金融的贡献

佛教金融慈善是中国古代社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生库作为宋代佛教寺院主导的金融慈善机构，上承南北朝寺库的质押借贷方式，以及隋唐无尽藏的慈善金融理念，在历经朝廷禁断、战乱冲击后实现劫后余生并突破封建制度约束，实现自我革新，最终成为宋代社会金融活动的重要标志。两宋三百余年间，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佛教寺院凭借长期积累的经济实力，将长生库的经营与慈善救济深度结合，既践行了佛教“福田布施、普度众生”的核心理念，又在资金运营、信贷模式、风险管理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金融模式，不仅填补了宋代基层金融服务的空白，更对中国古代典当业、民间信贷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推动中国社会金融发展与金融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

一

从寺库到无尽藏再到宋代的长生库

中国佛教金融的源头，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慈善金融雏形寺库，经隋唐佛教慈善基金无尽藏的制度化发展，虽屡遭封建朝廷疯狂打击，却仍在民间寺院悄然流传，最终在宋代演变为长生库这一成熟慈善金融形态，完成了从早期慈善借贷到专业金融慈善机构的历史跨越。

（一）南北朝寺库是佛教慈善金融雏形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便是彼时佛法兴盛的真实写照（《江南春》）。随着寺院信众增多、布施积累，寺院逐渐形成了以寺产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为实现财富的保值与增值，同时践行佛教慈悲济世理念，寺院利用储备开始开展质押借贷活动，寺库由此诞生。寺库以寺院的财物、粮食为资本，为周边百姓提供小额质押借贷，借贷者以衣物、农具等物品为质，换取钱、粮以解燃眉之急，其核心功能以济贫为主，金融属性较弱，尚未形成制度化的运营模式，却是佛教金融与慈善结合的最初尝试，为后世佛教金融形态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隋唐佛教慈善基金无尽藏

隋代佛教分支三阶教信行禅师开创的“无尽藏”，将佛教金融慈善推向制度化阶段。开皇三年，信行禅师在相州光严寺建立“十六种无尽藏施”，后于长安化度寺设“无尽藏院”，将财物分为供养伽蓝、救济饥馁、供养无碍三部分，以“母金生息、绵延无尽”为运营理念，通过小额布施积聚大规模基金，开展借贷、施药、养孤等多元慈善活动，形成全国性的慈善金融网络，甚至传播至河西走廊等边疆地区。唐代无尽藏延续了隋代的发展模式，与“悲田养病坊”相结合，成为官方救济的重要力量，实现了佛教慈善与社会金融的深度融合。

随着佛教慈善基金无尽藏的快速发展，因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逐渐引发朝廷的警惕与不安。三阶教因被认定为教义异端，加之无尽藏“财权过大”引发的政治疑虑，在唐代四次遭禁，无尽藏院也随之被废。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经济凋敝，会昌法难更是对佛教造成毁灭性打击，寺院经济大幅萎缩，无尽藏的制度化发展受到冲击。尽管如此，无尽藏的“生息济贫”理念并未消亡，寺院的小额质押借贷等慈善活动，仍在民间悄然延续，成为连接南北朝寺库与宋代长生库的重要纽带。

（三）宋代长生库是佛教金融的革新

入宋以后，佛教虽不复南北朝、隋唐的鼎盛之势，但在宋太祖“停止毁佛”的政策扶持下，得以恢复，宋真宗天禧五年，全国已有僧397615人，尼61240人，寺院近4万所。佛教寺院在恢复发展中，继承了寺库与无尽藏的核心理念，结合宋代商品经济的特点，对佛教金融模式进行了革新，长生库由此应运而生。与前代的寺库、无尽藏相比，宋代长生库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济贫借贷，而是形成了以质押典当，生息运营，与慈善救济的综合运营模式，金融属性更为突出，运营管理更为专业，且与宋代官办救济体系相衔接，成为宋代社会金融体系和慈善领域重要组成。此后，长生库在宋代持续发展，直至元代演变为“解典库”，逐渐融入民间典当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却为中国古代典当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

宋代长生库发展的社会背景

任何金融形态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宋代长生库的成熟与繁荣，既是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得益于佛教寺院数百年积累的经济实力和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二者共同为长生库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城市商业繁荣，坊市制度瓦解，草市、墟市遍布乡村，商品交换的规模和范围大幅扩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的金融需求日益激增：城市中小商贩需要小额资金周转货物，乡村农民在青黄不接时需要钱、粮借贷以维持生计，普通百姓遭遇婚丧嫁娶、疾病灾害时，也需要临时的资金支持。而宋代官方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朝廷、官僚和大型商户，基层社会的小额金融需求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为寺院长生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宋代货币经济发达，铜钱、纸币（交子、会子）的流通，为长生库的金融运营提供了便利的交易媒介，推动了质押借贷、典当等金融活动的开展。

（二）宋代佛教的稳定发展

宋代朝廷对佛教采取“适度扶持、严格管控”的政策，既不使其过度膨胀，也不加以毁灭性打击，为佛教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宋太祖停止周世宗的毁佛政策，普度行童，修复寺院；宋太宗设立译经院，推动佛教文化发展；即使是崇奉道教的宋徽宗，对佛教的打击也仅昙花一现，并未造成长期影响。宋廷南渡以后，宋高宗、孝宗等帝王虽对佛教有所限制，如征收“免丁钱”、停止发放度牒，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仍保留了佛教的发展空间，绍兴二十七年，南宋境内仍有僧20万人。

数百年的社会稳定发展，使宋代佛教寺院积聚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长生库发展的资本基础。使寺院有足够的资本开展长生库的金融慈善活动，为佛教慈善金融机构长生库的持续运营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佛教慈善金融的社会认同

宋代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鼎盛时期，新儒学（理学）的发展，并未排斥佛教，而是吸收了佛教的核心理念，使佛教的“福田布施”“普度众生”理念与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相融合，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佛教寺院开展长生库的金融慈善活动，不仅是践行宗教理念，更契合了宋代社会的道德追求，得到了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可。官方常委托寺院开展救济活动，将长生库作为官办救济体系的补充；民间百姓则将长生库视为解困的重要途径，对其借贷行为具有高度的信任，这种社会认同为长生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三

宋代佛教长生库的运营

宋代佛教慈善基金长生库，能够成为推动社会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核心在于形成了一套专业化、系统化的经营与管理模式，在资金来源、借贷形式、利率设定、风险管理等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金融慈善特征，与前代的寺库、无尽藏相比，更为成熟和规范。

（一）多元的资金来源

宋代长生库的资金来源摆脱了前代单一依靠布施的局限，形成了寺产自有、官民施舍、募资合股等多元格局，为其金融活动的持续开展提供了保障。其一，寺产自有资金是核心，寺院将田租、工商业经营等收入的一部分作为长生库的固定资本，如天童寺、阿育王寺以粮食田租为长生库资本，开展谷物借贷；其二，官民施舍与资助，帝王、士大夫将钱、粮、田产捐赠给寺院，指定用于长生库运营，部分地方官府也会为长生库拨付专项资金，以补充基层金融救济；其三，募资合股，部分寺院通过募集信众、富豪的资金组建长生库，如福州乾元寺募集600贯为本钱运营长生库，苏州宝云院住持莹公募资二百万钱设“利益长生库”，甚至出现“鸠集富豪，合力同则，名曰斗纽者”的合股模式，进一步扩大了长生库的资金规模。

（二）契合社会各阶层的金融需求

为适应宋代社会各阶层的多元金融需求，长生库开展了多样化的质押借贷活动，借贷标的、质押物种类丰富，覆盖了钱、粮、物等多个领域，成为宋代基层社会最具活力的金融形态。多样化的借贷形式，使长生库的金融服务覆盖了城市商业、乡村农业等多个领域，填补了官方金融的空白。

（三）兼顾长效与慈善性

宋代长生库的利率设定既遵循了商品经济的市场规律，兼顾了寺院的盈利性，又保留了佛教的慈善属性。寺院利用长生库的资源，针对贫弱群体还会适当降低利率，开展无息借贷，甚至救济贫弱，践行佛教济贫理念。规范的利率设定，长生库可以维持自身运营，广泛参与社会救济，又能够体现慈善属性，得到当时社会民众的广泛认可与参与。

四

宋代佛教长生库慈善为本，金融为用

宋代长生库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兼具慈善与金融的双重属性，二者并非相互对立，而是有机融合，形成了“慈善为本，金融为用”的发展模式。佛教寺院以慈善为初衷开展长生库活动，通过金融运营实现财富的生息与增值，再将利息收入用于慈善救济，形成了慈善基金的良性循环，既践行了佛教的核心理念，又实现了金融的社会价值。

（一）长生库的慈善初心

长生库源于佛教的济贫理念，其诞生与发展始终以慈善为根本，利息收入的主要用途是开展各类慈善救济活动，成为宋代社会救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佛教“普度众生”的核心追求。其一，济贫救困，长生库为老弱孤贫、贫困百姓提供小额借贷，帮助其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困难，如乡村农民通过粮食借贷度过青黄不接，城市小商贩通过货币借贷实现资金周转；其二，补充官办救济，长生库与宋代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等官办佛教救济机构相衔接，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如东京大相国寺的长生库统筹福田院救济，以利息帮扶京城老弱孤贫，杭州净慈寺的长生库收益补贴安乐坊的医疗慈善，三年治愈千人以上；其三，公益事业，部分长生库的利息收入还用于修桥铺路、施药治病、安葬无主尸骨等公益活动，如妙严禅师主持修建文昌桥，以长生库利息维持桥体修缮，体现了长生库的社会公益价值。

（二）长生库的金融属性

如果说慈善性是长生库的初心，那么金融性便是其实现慈善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其能够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宋代寺院摒弃了前代寺库、无尽藏的简单运营模式，将长生库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来打造，在资金运营、信贷模式、风险管理等方面遵循金融规律，实现了慈善与金融的深度融合。长生库的金融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资本的保值与增值，寺院通过质押借贷的金融活动，使闲置的寺产资本产生利息收入，实现了财富的保值与增值，为慈善救济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来源；其二，专业的金融服务，长生库开展的质押、典当、借贷等活动，具备了现代金融的基本特征，为社会提供了专业化的基层金融服务；其三，与民间金融的互动，长生库的利率设定、运营模式与宋代民间金融相契合，推动了民间信贷体系的规范化发展，成为宋代社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慈善性与金融性的有机融合，使宋代长生库区别于单纯的慈善机构和金融机构，成为一种独特的金融慈善形态，既实现了佛教的宗教价值，又发挥了金融的社会功能，为宋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

宋代佛教长生库对推动中国社会

金融发展的贡献

宋代佛教长生库作为中国古代佛教金融的成熟形态，其不仅是宋代社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对中国社会金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填补基层金融空白、推动典当业发展、完善民间信贷体系、探索金融慈善模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古代金融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填补基层金融服务空白

宋代官方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集中于朝廷、官僚和大型商户，对基层百姓、中小商贩的小额金融需求关注不足，而民间高利贷又因利率过高，往往使借贷者陷入困境。长生库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基层金融空白，其以寺院为依托，遍布城市与乡村，为社会底层百姓、中小商贩、乡村农民提供了便捷、规范的小额金融服务，借贷标的覆盖钱、粮、物，质押物种类丰富，契合了基层社会的多元金融需求。无论是城市小商贩的资金周转，还是乡村农民的粮食借贷，或是普通百姓的应急之需，长生库都能够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成为宋代基层社会最具活力的金融形态，保障了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推动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基层发展。

（二）成为中国典当业的重要源头

典当业是中国古代社会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代长生库的质押典当模式，为中国古代典当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典当业的重要源头。长生库率先实现了质押典当的专业化、制度化运营，其在质押物评估、借贷额度确定、利率设定、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实践，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典当运营模式，为后世社会典当业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元代长生库演变为“解典库”，成为专业的典当机构，明清时期，民间社会典当业迅速发展，其运营模式、操作流程大多继承了宋代佛教长生库的核心理念，如质押物种类、利率设定、风险管理等，都能看到佛教慈善机构长生库的影子。可以说，宋代长生库开启了中国古代典当业的专业化发展之路，推动了典当业从民间自发行为向专业金融行业的转变。

（三）推动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

宋代民间金融活动虽较为活跃，但缺乏规范化的运营模式，民间高利贷泛滥，利率混乱，债务纠纷频发，严重影响了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宋代长生库以其规范化的运营模式，为民间金融树立了标杆，推动了宋代民间信贷体系的完善与规范化发展。其一，规范利率体系，引导民间信贷利率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其二，完善运营流程，长生库在质押物评估等方面的规范化操作，为民间金融提供了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减少了债务纠纷；其三，丰富金融形态，长生库的多元模式，丰富了民间金融的服务类型，推动了民间金融从单一的货币借贷向多元金融服务的转变。长生库的多元发展格局，促进了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多元化发展。

（四）探索金融慈善融合模式

宋代长生库最具价值的贡献，在于其探索出了“金融为用，慈善为本”的融合发展模式，将金融运营与慈善救济有机结合，实现了公益与金融的双赢，为后世公益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长生库以金融运营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为慈善救济提供持续的资金来源，避免了传统慈善“靠天吃饭”的弊端，使慈善救济具备了可持续性；同时，以慈善为目标的金融运营，也让金融活动摆脱了单纯的盈利性，赋予了其社会价值。这种金融与慈善融合的模式，被后世所继承，元代的佛教慈善基金解典库、明清的民间典当行都保留了济贫的慈善属性，现代公益金融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并重”理念，也与宋代长生库的模式一脉相承。长生库的实践，证明了金融与慈善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可以有机融合，为后世公益金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五）促进金融文化的传播

在宋代，基层民众的金融知识相对匮乏，对质押、借贷、利率等金融概念的认知不足。宋代长生库遍布城市与乡村，其开展的各类金融活动，客观上成为金融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推动了金融知识在基层民众中的普及，提升了基层民众的金融素养。借贷者在与长生库的交易过程中，逐渐了解质押物评估等金融知识，形成了基本的金融认知；同时，长生库的规范化运营，也让基层民众树立了基本的金融契约意识，减少了金融交易中的失信行为。金融文化的传播与基层民众金融素养的提升，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也推动了中国社会金融文化的发展。

六

结 论

宋代佛教慈善基金长生库，作为中国古代佛教金融的成熟形态，上承南北朝佛教寺库雏形，中续隋唐无尽藏的慈悲理念，在宋代商品经济繁荣与佛教寺院经济积累的背景下，实现了慈善与金融融合的革新与发展。其以多元的资金来源、专业化的经营管理、慈善与金融的双重属性，成为宋代社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践行了佛教“普度众生”的核心理念，又填补了宋代基层金融服务的空白，推动了中国古代典当业、民间信贷体系的发展，探索出了金融与慈善融合的经典模式，为后世公益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今天我们应该反思，佛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受到封建势力的打击，甚至是毁灭，然而佛教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下，凭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一切困难，获得民众的认可与新生。佛教起死回生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佛教的原生思想，而是佛教不断融入中国社会，自我革新，自我变革，不断实现中国化进程，运用佛教慈善等多元形态，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与信任，这才是今天研究佛教慈善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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