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蒋志春发现彭雪枫的坟被国民党破坏，一位张大爷道出真相

1947年3月4日下午，淮北的风仍带着冬末的凉意。离队返乡才三个月的蒋志春，蹒跚走到半城西门外的黄土坡——那里原本矗立着彭雪枫师长的坟冢。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狼藉：土包被铲平，石碑碎裂，残砖横七竖八。年仅二十来岁的民兵小王劝他别停留，说这一带还有还乡团巡逻。蒋志春仿佛没听见，扑通跪在泥地，“师长，志春来看您了，可我来晚了一步。”

那一幕并非偶然。半年之前，中央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反复扫荡盐阜、泗洪一线，凡是镌有“新四军”字样的墓碑都难逃毒手。彭雪枫坟被毁，正是这场疯狂报复的缩影。蒋志春摸出一块残碑，鬓角的白发被冷风吹得乱颤，他低声咕哝：“从前您替百姓挡枪口，如今连个安静的长眠都不给？”一句怨语混进沙尘，很快没了声息。

入夜，半城镇的门板早早落锁，只剩昏黄油灯点散几处。老街尽头，张大爷把蒋志春拉进院子，拍了拍墙角一块松动的青砖，取出布包交到他手里。老人压低嗓门：“中央军先后三拨来挖墓，若不是哑巴拼命拦着，连这点骨殖也保不住。”一句话，让蒋志春后背发凉。他轻轻掂量那包东西，触感冰凉，像握住一块沉甸甸的铁。

“哑巴被拉去河堤那天，只说了一个字——守。”张大爷拂去眼角灰尘，嗓音哑得发抖，“后来枪响了，他再没回来。”哑巴原是彭师长的马夫，复员后不给自己留一寸功勋，却用命守住长官遗骨。蒋志春没说话，将布包紧贴胸口。屋外风声撕裂，瓦片叮当乱响，他忽然想起四年前同样刺骨的夜。

时间倒回到1943年春。那晚山子头雨下得又急又冷，新四军二旅三个团在泥浆中和韩德勤部贴身肉搏。彭雪枫站在黑暗里指挥，他的衣摆被雨水浸得簌簌下滴。战斗结束，抓获韩德勤一千余人。缴获电台后，彭雪枫亲手改了“彭师”两字，只多添一个“匪”字便让蒋介石当众现形。这等戏谑，换个主儿多半会炫耀，彭雪枫却只说一句：“敌强我弱，只能多动脑子。”当时在旁守电台的正是蒋志春，年方二十三。

更让蒋志春刻骨的，是1944年8月17日永城的桥头。子弹穿透他右腿，他失去意识坠入河中。临昏迷前模糊记得，“有人在岸边喊，快找志春！”那嗓音正是彭雪枫。醒来后，师长已给他调来棉被和一碗热汤，伏在床头轻声叮咛：“别逞强，伤好再回前线。”简单一句，被蒋志春默默记了半生。

同年9月11日夜，八里庄炮火连天。彭雪枫与张震站上土墙观察敌情，蒋志春带侦察排守在墙下。冷枪声清脆而短促——彭雪枫胸口中弹，整个人翻落下来。蒋志春顾不得腿伤，背起师长冲向后方。医护拼尽全力，仍回天乏术。临终前，彭雪枫只留下两字：“北进。”灯下交错的光影中，蒋志春第一次哭得彻底。

按照组织安排，彭雪枫遗体暂厝洪泽湖芦苇荡两月。期间，外界只知“彭将军转移”，不知已殉国。为掩护遗体，一条小木船昼夜停在苇塘深处。船头挂盏小油灯，灯芯每隔五小时得换。蒋志春记得很清楚，那四十多天他换了几乎一半的灯芯。芦苇声沙沙，湖面雾气翻涌，一切都像静止；只是灯火一次也没熄。

1945年日本投降，解放区局势改观，彭雪枫遗体才移至半城安葬。墓成之日，数千名群众自发赶来添土，有老人把家里留了三年的旧门板刻上“抗日忠魂”四个字，插在新坟前。那场景，连老乡自己都说像赶庙会。可谁能想到，两年后墓被毁，骨骸差点随尘飘散。

话又说回1947年的夜。张大爷递上一碗劣酒，院子里灯芯吱呀作响。蒋志春突然开口：“张叔，我得把他带走，埋到安全的地方。”老人沉默半晌，拍拍他肩：“去吧，我们护不了，就托给你们了。”短暂二十余字的对话，仿佛完成一次交接仪式。

第二天拂晓，蒋志春将布包藏在草筐最底层，借挑柴之名出了半城，辗转送往部队后方。新骨与旧棺终能合一，没人再提过程细节。蒋志春只在日记写了一句：“师长回家了。”

1948年冬，蒋志春因伤病复原，回洪泽湖畔务农。田埂上，他拄着木杖看麦苗抽芽，偶有乡亲问起戎马旧事，他摆手道：“那都是过去的光景。”可每到秋祭，他必早早洗净双手，带两束野菊去徐州北郊的彭雪枫纪念塔。有人笑他太过固执，他却咬牙把花摆正，再抖落泥土。那动作又快又轻，像生怕惊动沉睡者。

多年以后，地方志书记录彭雪枫事迹时，曾询问蒋志春是否愿意署名。他思索片刻，只留一句话：“我不过把欠的那份情还了。”硬朗背影消失在黄昏里，身旁麦穗刚好泛起金色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