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晟：北大复校时期的傅斯年

傅斯年先生与先父郑天挺先生系北大五四时期国文系同学，傅为民国八年(1919)毕业，高郑一班，与罗常培先生同届。

傅、郑的交谊

郑先生自1933年起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兼秘书长。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在北平，傅先生又在北大史学系教课，故与郑先生时相往还。1938年，史语所亦与北大同迁至昆明。北大与清华、南开一起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但各校仍有独立系统存在。史语所亦在昆明，因傅先生关系，与北大关系异常密切，形同一家。

1939年5月底，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蒋梦麟校长决定请傅先生任所长(当时称主任),并聘请陈寅恪、傅斯年、汤用彤、罗常培、罗庸、唐兰、姚从吾、向达为导师(时魏建功及钱穆先生已离校)。傅先生公务多，有时又不在昆明，难以全面兼顾。于是傅先生拉郑先生作副所长，协助工作。是年6月中，北大正式通过设立文科研究所。所中设宋史工作室及明清史工作室，分别由姚从吾先生及郑先生负责。这年暑假正式招生，以后又陆续招过几次。

傅先生在主持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间，对研究明史颇有兴趣。1939年夏，他曾约郑先生一起，拟编辑新编《明书》。两人共同拟定二十四目，后傅先生又增为三十目，分头进行。原想五年完成，后因战事紧迫，事务冗杂，郑先生又自1940年春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傅先生又于1940年11月初迁往重庆，旋又患病，因之计划未能实现。

傅先生给郑先生的信件不少，大多集中在抗战胜利之后即代理北大校长期间。时郑先生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负责至北平接收校产并筹备复校工作。这些信件有一部分已经散失，现保留约十几封，多关胜利后北大复校之事。现仅摘录数封，从中可见傅先生之爽直性格，并以纪念傅先生百年冥寿。

蒋梦麟接任官职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北大蒋梦麟校长在访美途中忽被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找去做行政院秘书长，这对当时的北大同仁，引起了不小的波动。蒋早在是年春天即赴美国考察教育，遍访美国东部、西部及北部。北大教授们原希望他这次访美能洽购一些图书、仪器，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后复员中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

不料他在美途中，即应允就行政院秘书长职。此事他事前并未曾与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而且自美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而径飞重庆，因而引起北大一些人的不满。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枚荪)对此事尤为愤慨，情绪异常激动，溢于言表。蒋校长于是年6月就任新职后，才给郑先生回过一信，略述就任经过，把自己比作：“真乾隆帝打油诗中所谓‘而今不必为林翰，罚你江南作判通’也。”并言宋子文主张他仍可兼北大校长及全国红十字会会长。而联大常委会事(时西南联大常委为蒋梦麟、张伯苓及梅贻琦，梅为常委会主席)拟请周炳琳代理，北大事务拟请郑先生偏劳。

但当6月底北大教授会议论此事时，周先生及其他教授咸主张，既然做官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而应由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但胡先生一时也不可能回国(此时胡在给毛子水教授信中表示，已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讲课半年。并说：“我此时忍心害理冒偷懒怕吃苦的责备，也许还可以为北大保留一员老战将，将来还可以教出几个学生，来报答北大。”),于是必须要请一位教授担任代理校长。周先生是坚决不可能干的，他在教授会后，曾上书蒋校长，表示要脱离北大，休假一年。大家一致劝解并挽留。于是代理校长又推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亦表示不干，并说如逼之急，拟去成都，请假一年。于是有人又主张由郑先生代，郑先生亦拒绝。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傅斯年先生对蒋之出任秘书长，亦非常生气。他在6月30日给周、郑二人的信中道：“先与(蒋)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直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适之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先生此一态度，至可佩也。一切待(周)枚荪、(钱)端升二兄来此细商。但适之先生身体一时不能返，他肯就否，亦难决，乞公等考虑之。”

关于蒋、傅二人争执事，蒋在7月8日给郑先生信中，亦谈及此事。其中道：“弟决去职(指辞北大校长)系采(傅)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驱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实上，傅先生的直言快语，虽使蒋校长暂时感到不快，乃致彻夜失眠，但蒋先生毕竟大度，于是两人友好如初。蒋、傅二人如此，蒋、周二人亦然。7月，周先生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与蒋校长亦“彼此友好如故，而未谈往事也”。

劝请胡适任北大校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这给西南联大的师生带来了希望，也给在联大之北大同仁注一兴奋剂。昆明街头的市民和全国一样，到处游行欢呼，鞭炮齐鸣。像郑先生这样远离家乡八年只身在昆明的人，其内心之喜悦，更不待言。于是在互相谈话中，莫不以复校后北大之建设及人才之补充为虑。蒋校长亦表示，只要能回北平，大规模之北大，即包括文、理、法、农、工、医各学院，必能出现于故都。

傅先生在8月12日给郑先生的信中，亦表明了他的看法：“北大问题，请胡(适)先生，不是办不到，要大家努力……我们应写信(分头写)劝驾去。”又说：“北大复员后增设工、农、医三学院，弟意工学院不要与清华重复，我们只办建筑、水利两系。农、医学院，决不接受北平大学之老底子，我们从头办，说美国话系统的。”他还表示：“校长解决后，便须积极聘人，先组织一委员会，乞兄(指郑)见示。”最后，他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为北大，必须积极干去。目下只有胡先生(任校长)一法，只有他能号召人(北大名字也不能号召)。”

就在这时，当时之教育部已决定设立平津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负责接收敌伪学校及文化事业机关。委员会成员原则上由各大学派一人参加。当时曾昭抡(化学)及周炳琳先生在重庆得知此讯后，咸主北大应由郑先生参加。于是曾先生急致函于郑先生，告知此事并促驾。不久，周先生由重庆回昆明，亦与郑先生议及此事，并说大家应劝驾，请汤先生代理北大校长。郑先生当然非常同意，并多次与汤谈及此事。但汤仍不同意，并反问郑先生：“你为什么不代?”

8月22日，傅先生也由重庆给郑先生一函，谈及此事，并表明他的看法。信中说：

咱们倒楣之极之后，乃发一批小财!所有旧北大的房子、东西，以及伪北大各部门(工、医、农),以及东方文化图书馆，以及其他原不属北平研究院可能有之物事，一齐由北大接收。所以我透漏这个消息给你。我们第一件，是推定赴北平的人。弟意兄最好，能多一人更好……此点弟必坚持，否则决不在此效劳了。兄去最相宜，因一切可以顺手。至于联大之事(时郑先生任联大总务长)管他去呢!反正有人办杂务的。此事兄切不可不好意思。

下面说：

适之先生(任北大校长)事，教育部早赞同，但尚有转弯之处。弟正为此努力，务必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后已，犹盼愈速愈佳。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选举一个复校建设委员会，除三院长为当然者外，再举些位。我至今还是(北大)教授，也想运动一下，以免我在此间并无法律之根据也。一笑。

在谈到代理校长事时，他说：

代理适之先生之人，(周)枚荪提出(汤)锡予，弟等皆赞成。似乎孟邻先生有一信给教部，以兄代，因锡予不肯也。弟意，兄必作北方一行。而且此等有涉名誉之事，我们同学不可为之，将来学校之Key与Position(据点)都应该由不是北大出身之人为之(院长系主任),我们只是效劳。如此方可门户大开，承蔡(元培)先生之传统也。

傅先生这种有涉名誉，北大同学不可为之的思想是一贯的。早在1938年昆明西南联大刚成立时，他即劝姚从吾先生及郑先生不要做历史系主任，让别人做。

8月下旬，郑先生决定北上，并于9月初到了重庆。这时，教育部已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先生为代理校长。当时交通工具异常短缺，郑先生在重庆、南京各候机一个月，到达北平已是11月初了。随后，傅先生亦于次年4月到了北平。1946年7月，胡校长由美回国到达北平。傅先生又为北大“效劳”了几个月，于是年秋天回到南京。

傅、郑二先生及其他教授，为复员中的北大竭尽心劳，这种精神值得称道。更何况当时傅先生还是带病工作呢!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1996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