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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被年轻人嗤之以鼻的国企基层岗,如今竟成了香饽饽?这背后不只是岗位变香了,而是就业环境变了。“亲属岗”和“世袭岗”的存在,反映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数字经济应用实践专家骆仁童博士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加强监管外,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缓解就业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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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职工子女顶替制度”早已在1990年废止,但那种“子承父业”的潜规则却从未真正消失。尤其在一些资源型城市,整座城围绕一两家国企运转,亲戚朋友扎堆在一个单位上班,形成封闭的“土围子”。那时候,体制内工资远不如市场岗位,大学生宁愿去大城市送快递也不愿接父母的班——毕竟,一个基层公务员的收入,可能还不到货车司机的一半。可如今呢?当年轻人连“送外卖都卷不动”时,那些曾被嫌弃的稳定岗位,突然成了稀缺资源。人们开始对这种“近亲繁殖”的现象越发不满,不是因为岗位变了,而是机会变少了。
更讽刺的是,“亲属岗”的操作手法也在“进化”。早年是赤裸裸的“萝卜招聘”——比如某县财政局为局长女儿量身定制岗位:本县户口、25岁以下、英语四级、海外会计专业毕业,结果符合条件的就她一人;又如某烟草公司招客户经理,硬性要求体育专业、国家二级运动员优先,岗位和条件完全脱节。这类明目张胆的操作如今已难逃举报。于是,高阶玩法登场:“交叉安置”——你安排我孩子进你单位,我安排你孩子进我单位,表面合规,实则换汤不换药。让权力与资源通过血缘悄然传递,圈子内部闭环流转,这不正是所有系统性腐败的温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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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对“岗位世袭”如此敏感?因为文化基因里刻着“德才配位”。从隋唐科举制确立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成为底层逆袭的精神图腾。“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种靠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深植于民族心理。在中国,不论是教育还是公职招聘,公平从来不是选项,而是底线。所以当“世袭岗”再度浮出水面,激起的不只是愤怒,更是对社会流动通道是否正在关闭的集体焦虑。
值得玩味的是,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这类问题之所以未引爆矛盾,恰恰是因为市场提供了海量新机会——互联网、外贸、房地产、制造业……年轻人有得选。可当红利退潮、就业承压,那些曾被忽视的“暗箱操作”便成了刺眼的不公。“亲属岗”不是新问题,而是旧伤疤在新困境下的溃烂。当一份普通工勤岗都能引发全民围观,我们该问的或许不是“谁在搞世袭”,而是“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连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都显得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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