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深秋,我被铁链锁在一间漏风的土坯房里,窗外是连绵的黄土坡,风卷着枯叶砸在窗纸上,像极了我绝望的心跳。三天前,我妈红着眼说带我去乡下姨家走亲戚,结果一进门就被两个陌生男人架住,等来的不是姨母,而是穿着大红棉袄、眼神木讷的男人,和一屋子满脸堆笑的陌生人。
“娟儿,这是你男人李大山,以后你就安心在这儿过日子。”我爸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不是来走亲戚,是被亲生父母当成换彩礼的货物,骗到乡下成了亲。
那年我十八岁,刚拿到县城高中的毕业证,正满心欢喜地筹备复读,想圆我的大学梦。我家在县城边缘,条件不算好,却也不至于缺我一口饭吃。可我妈总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不如早点嫁人换笔彩礼,给你弟盖房娶媳妇”。
我死活不肯,跟家里闹了半个多月,直到我妈哭着说姨家出事,让我务必过去帮忙,我才放下戒备跟着来了。现在想来,那些眼泪和哀求,全是精心编织的骗局。
锁我的是公婆,准确说,是我名义上的公婆。婆婆王桂兰是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妇女,手上布满老茧,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闺女,别闹了,既然来了就认命吧,大山是个老实人,不会亏待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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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李建国话更少,只是蹲在门口抽旱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那个叫李大山的男人,比我大五岁,据说因为性格内向,加上家里穷,快三十了还没娶上媳妇,我家收了他家三千块彩礼,就把我“卖”了过来。
我在土坯房里绝食了三天,哭着喊着要回家,可换来的只有公婆的叹息和大山的沉默。大山每天会端来热乎的饭菜,放在门口就走,从不跟我多说一句话。有一次我把碗摔了,他只是默默蹲下来收拾碎片,手指被划破也没吭声,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愧疚,有无奈,却没有强迫。我爸来过一次,见我不肯妥协,骂了句“不孝女”就走了,从此再没露面,仿佛我从来不是这个家的孩子。
第五天,婆婆端来一碗姜汤,坐在床边看着我,轻声说:“闺女,我知道你委屈。我也是女人,当年也是被家里人逼着嫁过来的。可日子总要过下去,你要是实在不想跟大山过,等过段时间,我们把彩礼退回去,送你走。但你先把身体养好,别跟自己过不去。”
她的话让我愣住了,我以为他们会像恶人一样逼我就范,却没想到会说出这样的话。那天我喝了姜汤,不是妥协,是想留着力气,找机会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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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公婆没再锁着我,也没逼我跟大山圆房,只是把我当成家里的客人一样对待。我每天坐在院子里发呆,看着婆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着公公和大山去地里种庄稼,看着这个家虽清贫却透着一股踏实的烟火气。大山依旧话少,却会默默给我搬来板凳,会在我晒衣服时帮我搭架子,会在晚上给我屋里点上煤油灯,怕我害怕。
有一天,我在院子里翻出一本泛黄的旧课本,是初中语文,一时兴起就翻了起来。婆婆从地里回来,看到我在看书,眼睛亮了一下:“闺女,你识字?”我点点头,语气带着几分疏离:“嗯,高中毕业。”婆婆一下子凑过来,脸上满是羡慕:“真有出息!我们大山从小就笨,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能认识字的,也就你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