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六十岁生日那天，我提着一个装着四季衣物的行李箱，站在了阔别二十年的家属院楼下。秋风吹落银杏叶，粘在我染得一丝不苟的卷发上，我却没心思拂去——指尖攥着的家门钥匙，凉得像二十年前那个凌晨，丈夫递来钥匙时眼底的温度。
知己老周在身后的车里按了两声喇叭，我没回头，只咬着唇往楼道走，身后的引擎声渐渐远去，像一场冗长梦境的落幕。我以为自己是归人，却没料到，这扇紧闭的门后，藏着我从未预想过的人生。
我和老周的纠缠，始于四十岁那年的单位改制。彼时我在一家国营厂做会计，丈夫陈建军是车间主任，每天围着机器和工人转，话少得像块木头。
我们的婚姻早在儿子上大学后就只剩空壳，他不懂我喜欢的诗集，我嫌他满手机油味，晚饭时坐在一张桌上，却只有碗筷碰撞的声响。
老周是彼时厂里新来的技术顾问，温文尔雅，会在我加班时递上一杯热咖啡，会记得我不吃香菜，会在我抱怨生活平淡时说“你值得被温柔对待”。
最初只是好感，后来在一个暴雨夜，老周送我回家，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他牵着我的手往上走，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衬衫传过来，我瞬间溃不成军。那之后，我们便成了彼此的秘密。
我开始找借口晚归，说单位加班、说陪闺蜜逛街，陈建军从不多问，只是每次我回来，桌上总留着温好的饭菜。现在想来，他或许不是不知道，只是那时的他，早已发现了什么，并学会了沉默。
四十岁那年的冬天，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老周搬到了城郊的小区。临走前，我留了一张纸条，只写着“勿寻”。我以为陈建军会打电话质问，会找上门来，可他什么都没做。儿子打来过几个电话，语气里满是不解和愤怒，最后一次说“妈，你太让我失望了”，之后便断了联系。
我沉浸在老周给的温柔里，渐渐淡忘了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家，忘了陈建军清晨为我热牛奶的习惯，忘了儿子小时候黏着我要讲故事的模样。
老周确实对我好，他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纪念日，会带我去看画展、听音乐会，会在我生病时寸步不离地照顾。可这份好，始终带着见不得光的底色。我们从不敢一起去市中心逛街，不敢在亲友面前露面，逢年过节，他总要回家陪妻子和女儿，留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吃年夜饭。
有一年除夕，窗外烟花漫天，我给老周打电话，他只匆匆说“在家呢，别打了”，便挂了电话。那一刻，我看着桌上冷掉的饺子，第一次生出了悔意——我为了一份虚幻的温暖，抛弃了自己唯一的归宿。
这样的悔意，在我年过五十后愈发强烈。老周的身体渐渐不如从前，高血压、关节炎缠身，他的妻子虽不知情，却始终是法律上的伴侣，能光明正大地陪他去医院，能在他住院时端茶倒水。而我，只能在傍晚时分，戴着口罩去医院看他一眼，放下东西就走，像个无关紧要的熟人。
有一次，我在医院走廊撞见他的女儿，小姑娘挽着他的胳膊撒娇，老周笑着揉她的头发，那笑容里的坦荡和宠溺，是我从未拥有过的。我躲在拐角，直到他们走远，才敢蹲下来抹眼泪——我陪了他十几年，终究只是他生命里的一个影子。
六十岁生日前一个月，老周突发心梗住院，抢救过来后，他拉着我的手说：“秀兰，我们算了吧。我老了，想陪着老伴和孩子，也不想再拖累你了。”他的话像一把钝刀，割得我心口疼，却又让我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