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谷牧回忆录》、《伟人纪念堂建设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相关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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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的北京，秋风萧瑟，天空灰蒙蒙的一片。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肃穆的氛围中，街头巷尾的人们神情凝重，话语变得格外稀少。
9月9日零时10分，一代伟人与世长辞。这个消息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千层巨浪。
从东北的黑土地到南方的椰林海岛，从西部的雪山高原到东部的沿海平原，十亿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了自发送来的花圈，白色的挽联在秋风中飘动。
就在这悲痛的氛围中，一个重大决定正在酝酿。伟人的遗体要妥善安放，要让后世子孙能够永远瞻仰这位开国领袖的容颜。经过慎重考虑，决策层作出决定：建造一座纪念堂。
9月14日，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悲痛中时，北京前门饭店的一间会议室里，已经聚集了四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师和美术工作者。
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八个省市，代表着中国建筑设计领域的最高水平。从伟人去世到召集这些专家，只过了五天。时间的紧迫程度，可见一斑。
会议室的长桌上，铺展着一张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平面图。图纸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建筑的位置、尺寸和距离。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
每一座建筑都在这张图上占据着自己的位置。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有一片空白区域。这里，就是原中华门的旧址。
参与设计的专家中，既有年过六旬的老教授，也有刚过而立之年的中坚力量，还有二十多岁的青年设计师。
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过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国家重点工程的设计，对天安门广场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
此刻，他们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一座两万多平方米大型建筑的设计和施工。这在建筑史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红色铅笔在图纸上反复勾勒。橡皮擦来回擦拭的痕迹，让图纸边缘已经略显破损。茶杯一次次被续满，烟灰缸里的烟蒂越堆越高。
讨论声时而激烈，时而低沉。每个人都明白，这不仅仅是一项普通的建筑设计工作，更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形象和民族情感的重大政治任务。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场关于建筑朝向的争论，将考验这个设计团队的智慧。
【一】特殊年代的紧迫使命
1976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太不寻常了。1月8日，周恩来同志因病逝世，全国上下沉痛哀悼。而9月9日伟人的去世，更是让这种悲痛的氛围达到了顶点。
10月8日，一份重要文件正式发布。文件明确宣布：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伟人纪念堂。文件还规定，纪念堂建成后，将把安放伟人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供广大群众瞻仰。
这个决定一经公布，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各地纷纷来电表示支持，许多单位和个人主动请缨，要求参与纪念堂的建设工作。
时间紧迫到了极点。从10月初到次年9月9日伟人逝世一周年，留给设计和施工的时间只有11个月。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一座占地5.7公顷、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大型纪念性建筑，这在新中国建筑史上还从未有过。
要知道，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用了10个月，那已经被称为建筑史上的奇迹。而纪念堂不仅要快，还要保证质量，做到精益求精。
国家计委迅速组织起来。早在9月14日，也就是伟人去世后的第五天，全国各地的优秀建筑师和美术工作者就已经集中到北京。
他们被安排在前门饭店，这里临时成了纪念堂规划设计的指挥部。设计组的领导成员赵鹏飞、袁镜身、沈勃等人连夜召开会议，制定工作计划。
设计组成立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第一项任务就是确定纪念堂的选址。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整个天安门广场的空间布局，关系到北京城中轴线的延续，关系到群众瞻仰的便利性，每一个因素都必须慎重考虑。
【二】五个方案与最终选择
关于纪念堂建在何处，设计组先后提出了五个备选方案。每一个方案都经过了实地勘察和反复论证，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存在各自的问题。
第一个方案是将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前，具体位置在金水桥以北的区域。这个方案参考了莫斯科红场上列宁墓的做法。列宁墓紧邻克里姆林宫红墙，位置显眼，便于瞻仰。
可是，天安门前的空间非常有限，金水桥以北到天安门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十米。
如果在这里建造一座大型建筑，不仅会影响天安门的视觉效果，使其雄伟的气势大打折扣，还会严重影响长安街的交通。
每逢重大节日或活动，天安门前本就人流密集，再建一座纪念堂，交通拥堵问题将无法解决。设计组经过现场测量和分析，很快否决了这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是建在端门的位置上。端门位于天安门正北，是故宫的南门之一。如果拆除端门建纪念堂，从空间上看倒是可行的。
可端门是明清皇城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午门、神武门等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故宫建筑体系。拆除端门，就意味着破坏了故宫建筑群的完整性。
这对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且，端门位于故宫南侧，如果在这里建纪念堂，瞻仰群众的进出会与参观故宫的游客发生冲突，管理上也存在很大困难。
第三个方案是景山方案。景山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地势高耸，从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北京城。设计组专门组织人员到景山进行了详细考察。景山确实是个好地方，环境清幽，视野开阔。
古代皇帝就常在景山祭祀或游憩。可问题在于，景山本身就是北京的一处重要历史景观，有着明确的园林格局和文化内涵。在山上建造大型建筑，必然会破坏原有的景观。
而且景山距离天安门广场有一定距离，不在广场的中轴线上，群众瞻仰需要专门前往，在空间上与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形成不了有机联系。
第四个方案是香山方案。这个方案获得了不少专家的支持。香山位于北京西郊，群山环抱，松柏常青，环境优美静谧，作为安放伟人遗体的场所似乎很合适。
而且历史上许多帝王陵寝都选择在山区，有"依山建陵"的传统。设计组也专门到香山进行了实地考察。站在香山之巅，秋日的北京城尽收眼底。
可是，香山毕竟距离市区太远，从天安门广场到香山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群众前来瞻仰非常不便。
而且香山作为风景名胜区，如果建造纪念堂，大量人流涌入会影响景区的正常管理。最重要的是，伟人的纪念堂建在远离市区的山区，似乎与伟人一生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形象不符。
第五个方案是天安门广场方案。具体位置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也就是原中华门的旧址。这个方案一提出，就得到了设计组内部许多人的认同。
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的象征，是首都的心脏。广场上已经有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重要建筑。如果在广场上建纪念堂，可以与这些建筑形成有机的整体。
从空间布局看，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广场中央，纪念碑以北是天安门，以南是正阳门。在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的位置建纪念堂，正好处于中轴线上，与天安门南北呼应，距离适中。
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置便于群众瞻仰。天安门广场本就是人民群众活动的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群众在这里游览参观。
纪念堂建在广场上，群众从天安门走过来，经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就能到达纪念堂，路线顺畅自然。
而且广场周边的交通设施完善，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地铁也在规划中，将来群众前来瞻仰会非常方便。
设计组将这五个方案整理成文字和图纸，通过座谈会、征求意见会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征求意见。参与讨论的有建筑专家、历史学者、城市规划专家，也有普通市民代表。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天安门广场方案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个方案被正式上报，很快得到批准。10月下旬,决定正式下达：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
选址确定后，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在纪念碑南侧的具体位置。设计组又提出了三个细化方案：一是紧靠纪念碑，可这样会让纪念碑和纪念堂成为一个整体，各自独立的纪念意义就会被削弱；
二是偏南，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这样可以让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的位置，可需要拆除正阳门，而且会受到前门大街交通的干扰；
三是紧靠正阳门，可正阳门城楼高42米，纪念堂建在它旁边会显得矮小，有被压倒的感觉。
经过反复测算和视线分析，设计组最终确定：纪念堂位于纪念碑与正阳门的正中位置，距离两者各200米。这个位置既保持了相互的独立性，又形成了协调的空间关系。
【三】建筑形式与设计理念
选址问题解决后，设计组开始着手建筑形式的设计。这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在设计初期，绝大多数设计人员都认为，纪念堂作为纪念伟人的建筑，必须体现宏伟壮观的气势。于是，各种宏大的设计方案纷纷出炉。
有的方案设计了高达五六十米的建筑，有的方案占地面积超过三万平方米，有的方案在建筑顶部设计了高耸的塔楼，还有的方案在建筑周围设计了宽阔的广场和水池。
这些方案确实宏伟，可放在天安门广场的模型上一看，问题就出来了。建筑太大，会破坏广场原有的空间比例关系。
天安门广场虽然面积很大，可广场上的几座主要建筑——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们的高度都比较接近，在33到37米之间。
这种相近的高度形成了和谐的天际线。如果纪念堂建得太高太大，就会打破这种和谐。
就在大家为如何设计一座既宏伟又协调的建筑而绞尽脑汁时，南京工学院的杨廷宝教授提交了他的方案。
杨廷宝是中国建筑界的泰斗，曾经设计过南京中山陵音乐台、北京和平宾馆等众多经典建筑，在建筑界享有极高的声望。
他的方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50米见方的正方形建筑，高度控制在35米左右。
这个方案一开始并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它看起来太"小"了，似乎不够宏伟。可当设计组把这个方案放在天安门广场的整体模型中进行比较时，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正方形的建筑，平面布局方正平整，造型简洁大方。它位于广场中轴线上，建筑形式左右对称，给人以稳重平衡的感觉。
正方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天地方圆、四平八稳，用于纪念性建筑非常合适。而且35米左右的高度，与周围建筑的高度相近，不会破坏广场的整体协调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设计对瞻仰活动非常有利。正方形建筑可以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设置出入口，人流组织灵活。
而且建筑内部的空间布局可以做到流线清晰，瞻仰群众从一个方向进入，按照规定路线瞻仰，从另一个方向离开，不走回头路，不会造成拥堵。
设计组领导成员沈勃在杨廷宝方案的基础上，综合了其他方案的优点，勾画出了纪念堂的实施方案草图。
经过多轮讨论和修改，纪念堂的基本形式最终确定：底部长宽各105.5米，呈正方形；高度33.6米；总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米。
这个33.6米的高度是经过精确计算的。设计人员在天安门金水桥的位置设置观测点，用专业仪器测量视线高度和视角。
计算结果显示，33.6米的高度，从天安门看过去，纪念堂刚好能遮挡住正阳门城楼的屋顶，让正阳门不会在视觉上干扰纪念堂，同时又不会太高以至于压倒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一个最合适的高度。
建筑外观的设计同样经过了反复推敲。最终确定的方案是：采用柱廊式正方体结构，用44根福建黄色花岗岩方形明柱环抱四周，每根柱子高17.5米。
明柱之间装饰广州石湾生产的花饰陶板，明柱通体采用青岛产的花岗岩贴面。屋顶设计为两层玻璃飞檐，采用金黄色琉璃瓦，檐间镶嵌葵花浮雕。
基座分为两层平台，台基高4米，边长105.5米。台帮全部采用四川大渡河畔的枣红色花岗岩砌成，四周环以北京房山出产的汉白玉栏杆，栏板上雕刻万年青花饰。
南北门的台阶中间，各有两条汉白玉垂带，上面雕刻着葵花、万年青、腊梅、青松等图案，寓意伟人的精神万古长青。
这样的设计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又体现了时代特征。44根明柱象征着当时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金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庄严而不失华丽。
整座建筑与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在高度、色彩、风格上协调一致，形成了和谐统一的建筑群。
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设计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时，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摆在了面前：纪念堂的大门应该朝哪个方向开？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引发了设计组内部持续数日的激烈争论。
按照中国几千年的建筑传统，重要建筑物都是坐北朝南。这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从皇宫到寺庙，从官署到民居，坐北朝南几乎成了一条铁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南方代表着阳光和温暖，北方代表着阴冷和黑暗。坐北朝南不仅采光好、通风好，更有"面南而王"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尊贵和权威。
在纪念堂设计的初期阶段，坐北朝南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默认选项。设计组里的许多老专家都明确表示，如此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必须遵循传统，坐北朝南。
他们拿出了一长串的例子：故宫坐北朝南，天坛坐北朝南，太和殿坐北朝南，各地的文庙、武庙、关帝庙，哪一座不是坐北朝南？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轻易改变。
可随着设计工作的深入，一些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如果纪念堂坐北朝南，大门朝南开，那么前来瞻仰的群众该从哪里进入？群众从天安门广场出发，自然是从北向南走。
如果大门朝南开，群众来到纪念堂北侧，看到的就是建筑的背面，还得绕到南边去。这不仅路线迂回，而且在心理上也不合适。
设计组内部的讨论变得越来越激烈。支持传统朝向的专家认为，这些都是技术问题，可以通过优化路线来解决。
而主张创新的设计师则认为，建筑的朝向应该服从使用功能，不能本末倒置。双方各执一词，谁也无法说服谁。
11月初，时间已经非常紧迫。11月6日，纪念堂方案要接受正式审查。11月9日，工程指挥部即将成立，施工队伍已经开始集结。如果朝向问题再不确定，整个工程进度都会受到影响。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受托负责纪念堂建设工作的谷牧来到了设计组。11月上旬的一天，在国务院的会议室里，设计组向谷牧汇报了工作进展，重点提到了朝向问题上的两种意见。
会议室里的气氛凝重，老专家们摆出了各种理由，从建筑传统到风水学说，从文化象征到科学依据，每一条都有理有据。年轻设计师们则拿出了人流动线图，详细分析了使用功能的需要。
谷牧静静地听完了双方的陈述，然后站起身来，走到墙上挂着的天安门广场平面图前，用手指在图上从天安门划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又从纪念碑划到纪念堂的位置。
他沉思了片刻，转过身来，说出了那句后来被记录在多份历史文献中的话。那句话平静而朴实，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复杂的论证，却直指问题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