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方式”幕后的三位国民党“千金”

文/秦正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这是从西直门入城时的场景。

77年前的1949年1月，平津战役开创了以打促谈、以谈劝和的“北平方式”，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得以兵不血刃获得新生，成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为之后和平解放湖南、云南、新疆等地提供了示范，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进程。

“北平方式”之所以成功，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的北平地下党功不可没，聂荣臻元帅对此赞叹说：“北平和平解放，固然首先在于当时已成大军压境必然胜利之势，但和刘仁同志领导的地下党从内部密切配合，促使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条件，也是分不开的。”

为了促使傅作义接受和谈，早在1948年春，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就指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要大胆利用能对傅作义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动员傅的亲信和亲属直接去做傅的工作。”于是，在刘仁直接领导下，华北城工部对傅作义的亲属、亲信、故旧，展开了地毯式摸排。为“北平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北平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犁回忆说：“他（刘仁）非常重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工作，真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我们和傅作义接触前，作了大量调查，对与他关系亲近、能够登堂入室的一些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的情况作了详细了解。然后通过直接、间接的关系和这些人接上头，再通过这些人去接近傅作义，做他的工作或通过这些人去影响他。”

在刘仁及其战友“无孔不入”的动员下，一批傅作义的“身边人”被发动起来劝和促谈，对推动傅作义最终接受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其中，三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千金小姐”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

第一位“千金”：傅作义与原配夫人张金强的大女儿傅冬菊（后改名傅冬）

傅冬菊抗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1945年经同学王汉斌介绍，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昆明“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大公报》任副刊编辑。在天津地下党领导下，她积极投身地下工作，经常把地下党的宣传品拿到北平傅作义总部的印刷厂印刷。印刷厂负责人既担心印刷红色宣传品而被傅作义治罪，更害怕得罪了“大小姐”吃不了兜着走。傅冬菊就利用他们这种心理“随机应变，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傅冬菊

1948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密令各地“肃清”大专院校共党嫌疑。华北“剿总”遂于8月19日开始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当日下午，《大公报》一个外号“狗腿子”的记者（军统分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报社办公室说：“他妈的，今晚要逮八路。”《大公报》地下党员李定听后很焦急，想立即把这情报传递出去，但又怕此时外出引起怀疑，就悄悄告诉了傅冬菊，要她立即通知同志们转移。傅冬菊机智而自然地离开了报社，为了防止“尾巴”跟踪，她径直来到傅作义的天津办事处，从那里给她爱人周毅之打了电话，周毅之很快通知南开大学的同志们在傍晚前都疏散了。

考虑到傅冬菊的特殊身份，组织上派她去接近天津国民党上层。傅冬菊为人正直忠厚、作风朴实，一开始她不愿去，她讨厌那些达官显贵，不愿与他们周旋。但为了地下工作需要，她服从组织安排，以“大小姐”的身份，经常出入陈长捷的天津守备司令部了解敌情。在她的帮助下，地下党员周福成打入华北“剿总”办的《平民日报》任驻津特派记者，后升任驻津特派员，可以进出警备司令部，参加一些军事会议。他利用这个身份，到冀东采访，去了解国民党前线的军事部署情况，将这些重要情报上报组织。

◆傅作义

新保安战役全歼敌35军后，傅作义陷入守与走、战与和的摇摆之中。刘仁抓住时机，指示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将傅冬菊调到北平傅作义身边直接做工作，敦促他接受和平解放。佘涤清提出，傅冬菊提出入党申请很久了，如果让她回到傅作义身边做工作，以先吸收她入党为好。刘仁当即表示同意。傅冬菊回到北平后，很快由地下学委委员王汉斌发展入党。

佘涤清与傅冬菊谈话交代任务说：“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为和平解放北平保护古城作出贡献。组织上考虑先由你出面争取，向他讲明道理。”傅冬菊坚定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特别任务。

来到傅作义身边后，傅冬菊以父女之情做父亲的工作，她有意将解放区出版的报刊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让父亲更多地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她经常与父亲聊天了解他的想法和顾虑，劝父亲派代表同中共地下党直接联系，商量和谈，并提出要父亲起义，有时还因不满父亲的一些行为而与之正面冲突。

傅冬菊后来回忆说：“我做的工作就是我父亲有些什么要求什么想法告诉共产党，共产党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决定经过我来告诉父亲。当时因为我很年轻，有好多问题我有的答不上来，所以共产党那时候领导我的人经常给我写个小纸条，很小的小纸条，然后写得密密麻麻的怎么回答，要我掌握分寸，生怕我讲得分寸不对。”

起初，为了探明傅作义的态度，地下党研究决定，先由傅冬菊向傅作义正式转达共产党希望他放下武器，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意图。傅作义担心女儿身后的所谓共产党是军统装扮的假共产党，傅冬菊肯定地告诉他是真共产党，他又问是毛泽东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经请示佘涤清后告诉父亲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这才表示愿意考虑。这是北平地下党与傅作义第一次试探性的正式接触，傅冬菊坦言：“像这种单刀直入的谈话，只能发生在我们父女之间。”

有一段时间战局日趋紧张，傅作义让傅冬菊回到天津去。傅冬菊说：“你现在这么困难，我作为你的大女儿，不能离开你。”她坚持留在傅作义身边，并天天进入傅作义的办公室观察了解情况。

傅冬菊回到父亲身边做工作期间，先后有过三位上线。最初由地下学委委员王汉斌与她联系，将她所报情况转告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佘涤清再交由地下电台报告上级。如此多人、频繁地中转情报，既耗时又危险，于是改由佘涤清直接联系傅冬菊。1948年12月佘涤清被捕后，由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犁接续。

◆晚年傅冬菊。

关于傅冬菊的作用，三位上线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王汉斌回忆说：“在傅冬菊做傅作义工作初期，我基本上天天同傅冬菊碰头……听傅冬菊汇报傅作义的动态，并且基本上天天把傅作义的情况通过地下电台报告给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傅冬菊将傅作义思想情绪上的细微变化，如发脾气、情绪低落等情况毫无保留地向党组织作汇报，而且因不满父亲的一些作为还与之正面冲突。傅冬菊的话对傅作义震动很大，也让他思考很多，对于他的思想转变发挥了很大作用。”

佘涤清回忆说：“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中，傅冬菊同志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党的好情报员，她努力工作促进傅作义转变态度。”

崔月犁回忆说：“傅冬菊是党的好情报员，也是傅作义将军的好女儿。……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个青年知识分子，每天见我总是高高兴兴地满脸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们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们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由刘仁及时转给前线指挥部。”

聂荣臻元帅对此感叹：“几十年来，我打了许多仗了，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作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位“千金”：中共南开大学地下党员、国民党第35军原副军长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

曾延毅与傅作义是保定军校同班同学、拜把子兄弟。傅作义任35军军长时，曾延毅任副军长。此时他虽已退出军界赋闲在家，仍有直接做傅作义工作的渠道。刘仁专门安排曾常宁到泊头见面谈话，让她做父亲曾延毅的工作，再让曾延毅去做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傅作义起义。

1948年春，正在南开大学上学的曾常宁接到天津地下学委通知：“马上到解放区去接受新任务。”曾常宁的家人当时还不知道她已加入共产党，为了此行保密，遵照地下学委的安排，曾常宁对家里说要到北京大学学习舞蹈，向学校请假则说生病在家休养。

为了保证曾常宁泊头之行不暴露，天津地下党嘱咐她装扮成农村姑娘，城工部专派交通员张甲前来天津接应、护送。俩人素不相识，约定见面时曾常宁挟一个小布包袱，张甲手提两个纸包不停摇晃，以此为暗号。在马场道指定地点顺利接上头后，张甲让曾常宁装成病人躺在大车上，他则假扮曾常宁的亲戚，一路护送前往城工部所在地泊头。进入解放区后，张甲低声说：“到家了！”性格率真的曾常宁兴奋得一跃而起，见几位儿童团员正手持红缨枪检查行人，便放声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张甲当即劝住了她：“这个地方很复杂，还要小心！”曾常宁只好又躺下去装病。到达泊头后，她被安排换上解放区常见的制服，住宿距泊头数公里的韩林村老乡家中，城工部派专人接待、照顾，嘱咐她呆在屋里“不要乱走动”，以防暴露，不久后还要返回敌占区工作。刘仁见曾常宁那天，出于保密考虑，专门让联络员带给她一件皮大衣，让她从上到下把自己蒙了起来，一路上谁也看不出她是谁，她也只能从大衣缝里看到一点路。

见面后曾常宁惊讶地发现：“刘仁对我和我父亲曾延毅的情况，十分熟悉。对我父亲的了解，比我还要清楚。”

领受新任务时，曾常宁起初心里有些抵触，不愿离开熟悉的学生运动，离开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而去跟已经背叛的家庭打交道。刘仁对她说：“要争取团结更多的人，像你父亲那样的人，来为人民，为解放战争工作，为党工作。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上层人物，壮大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对分化、瓦解和孤立敌人，了解掌握敌情，对准备迎接我军解放天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仁进一步明确指示她，一定要做好父亲曾延毅的统战工作。

经刘仁开导，曾常宁认识到此项任务的重要性，表示将尽最大努力，完成组织赋予的任务。刘仁事先已经选定地下党员王甦作为曾常宁今后的工作上线，但慎重起见，他让王甦先呆在一旁的套间里静候，待到曾常宁表示领受任务后，他才叫出王甦，引见俩人认识。

返回天津前一天，城工部工作人员罗云问曾常宁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当天正值三八妇女节，曾常宁表示很希望参加“老家”的纪念活动。罗云对她说：“你还得回去工作，在这里不能参加群众活动，给你拿两份文件看吧。”当晚，曾常宁在炕头的小油灯下看了一夜文件，过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妇女节。

离开解放区时，刘仁发现曾常宁的脚底磨破了，立即调来一匹马，让她骑着马，与张甲一起回到沧县，换坐大车返回天津。

年仅21岁的女儿，对身经百战的父亲施加政治影响，难度可想而知。曾常宁并不急于求成，她先是把新华广播电台播放的消息、社论记录下来念给父亲听，发现他并不排斥，就拉着他一起听广播，他也毫不介意。于是，曾常宁开始对父亲宣讲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政策，讲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讲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和解放军必胜。父亲非但没有反对，反而表现得很关心。曾常宁趁机亮出了底牌：“我去过解放区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很好，我认识了一位解放区来的同志，想见见你，你看怎么样？”

跟傅作义对傅冬菊的回应一样，曾延毅首先担心的，也是女儿的安全：“这可不是小事，你如果乱说，给暴露了，出了事，可不得了。”

◆曾常宁晚年接受采访。

经曾常宁详细说明，曾延毅放心了，他很快与亮明共产党员身份的王甦在家中连续见面晤谈。在曾常宁和王甦的影响下，曾延毅思想转变很快，愿意为和平解放尽己所能，积极支持同样是“民青”成员的儿子曾亚宁投身解放区。不久，曾延毅按照王甦的建议，写信并往见傅作义，以“保卫平津”为由希望复出带兵，以便取得兵权，待机起义。傅作义态度很热情，但只同意给曾延毅“剿总”副司令一类虚职。曾延毅自知傅作义对自己已不像当年那样信任了，他对傅作义已无影响力可言，随即向地下党介绍了傅作义的另一位重量级故交，由此引出了第三位“千金小姐”。

这期间，曾常宁还通过父亲的各种关系获取到天津守军的城防、兵力部署及人事、组织等情报。她利用父亲的老关系、国民党塘沽专员崔亚雄到家中借住的机会，先后抄录了崔亚雄携带的《塘沽城防图》《咸水沽兵力驻扎表》《军粮城兵力驻扎表》等，交上级转送我军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

天津解放前夕，一天拂晓，大雪过后的天津成了一个银白洁净的世界，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联想到天津即将解放，率性的曾常宁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她跑到二楼阳台，用双手团出一个个雪球拍到墙上，拍出了“迎接光明”四个大字，用相机拍下了这一珍贵瞬间。

第三位“千金”：“华北剿总”中将参议刘后同的小女儿刘杭生

刘后同是傅作义和曾延毅在保定军校的老师，傅作义一战成名的涿州守城之战，正是刘后同主持制定的作战计划。傅作义对这位老师敬重有加，常就一些重要问题向他请教。

曾延毅与刘后同都居住在天津，过往甚密，无话不谈。刘后同的小女儿刘杭生是曾常宁在耀华中学时的学妹，在曾常宁影响下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青”。刘仁得知刘后同这一关系后，又听曾常宁的弟弟曾亚宁说刘杭生恰好在解放区学习，马上亲自与她见面谈话、交代任务，让她立即返回天津劝说父亲做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保住北平古城和百万人民免遭生灵涂炭。刘杭生时年不满18岁，刘仁专门安排曾常宁做她的上线，指导她做工作。送别刘杭生时，正值天寒地冻，刘仁将自己唯一一件皮大衣送给她御寒。

刘杭生当时还是高中生，要求她像曾常宁那样有步骤、有分寸地影响年近古稀的中将父亲是很难做到的。为此，组织指示她直截了当向父亲传达刘仁的意见。深明大义的刘后同完全拥护和平解放北平，很快与地下党接上关系，后索性搬到北平常住，紧锣密鼓地就近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待老师为上宾，安排与自己的哥哥傅作仁同住“剿总”联谊处。刘后同与傅作义相处时间长，对傅作义了解很深，也深得傅作义的信任，他的话傅作义能够听得进去。当时傅作义心中一大顾虑就是怕被人视为叛逆，刘后同就给他讲商汤放桀、武王代纣的历史，引导他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某一人。他对傅作义说，当下国事败坏如此，人民水深火热，应该顺历史、顺人心，走和平解放之路。如此，天下只会箪食壶浆，怎会有人说是你叛逆。刘后同的劝导，对傅作义打消思想顾虑、最终接受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连续85天为和平奔走，刘后同劳累焦急，以致左目失明，被称为“和平老人”。

三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千金”，两位是中共党员，一位是中共外围组织中的进步青年。在她们的影响下，三位父亲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历史洪流面前，三位女儿、三位父亲的个体作用总是有限的，但他们所代表的人心向背却体现出不可阻挡的大势，印证了“北平方式”得以成功的历史必然。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2011.6

2、中共天津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编《天津解放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10

3、聂荣臻《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怀念刘仁同志》《缅怀刘仁》，北京出版社，1979.10

4、陈少艺执笔《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京华出版社，2008.12

5、泊头市城市工作部纪念馆编著《城工部在泊头》，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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