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建议全力攻坚电动车技术,这份远见铸就中国全球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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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参考来源:《钱学森传》《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史》《换道赛车:新能源汽车的中国道路》及相关历史文献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2年8月22日,北京西城区一处安静的院落里,81岁的钱学森端坐在书桌前,手中握着钢笔,正在给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写一封信。

窗外蝉鸣阵阵,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进房间,在洁白的信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这封手写信的内容,将在未来三十多年里,深刻影响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轨迹,甚至改变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格局。

信中写道:"我国汽车工业应跳过用汽油柴油阶段,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

那时的中国,汽车年产量刚刚突破100万辆,街头跑的车几乎清一色是合资品牌。

桑塔纳、捷达、富康这"老三样"占据着市场的绝大份额。

谈论电动车,在很多人眼里还只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

美国、日本、欧洲的汽车巨头们正在燃油发动机技术上不断突破,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性能神话。

钱学森的这个建议,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



【一】一封改变命运的信

1992年的夏天,对于中国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

改革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经济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整个国家都在思考如何追赶发达国家的脚步。

汽车工业作为现代工业的标志,自然成了关注的焦点。

当时中国的汽车工业正处于起步阶段。

数据显示,1992年全国汽车产量约为106万辆,其中轿车产量只有16万辆左右。

这个数字放在全球范围内,连德国大众一个品牌的年产量都比不上。

更尴尬的是,国产汽车的核心技术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关键部件,要么整套进口,要么依靠合资企业的技术支持。

那个年代,中国的街道上涌动着对现代化的渴望。北京的长安街上,桑塔纳出租车排成长龙。

上海的南京路上,刚刚投产的帕萨特成了身份的象征。

广州的珠江边,本田雅阁和丰田皇冠让人们见识了日本制造的精良。

这些车无一例外,都是合资企业生产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方手里。

就在汽车行业的决策者们还在研究如何学习日本丰田的精益生产,如何引进美国通用的先进技术时,钱学森却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

在给邹家华副总理的信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国现在汽车年生产量虽然不高,才六万多辆,但是到下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可能达到一千万辆,届时保护环境也将变得十分重要。"

这个预测在当时听起来有些夸张。

1992年的中国,私家车还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奢侈品,马路上自行车的数量远远超过汽车。

紫禁城城墙外停放的密密麻麻的自行车,曾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景象。

中国被称作"自行车王国",而美国则被称作"汽车轮胎上的国家"。

按照当时每年百万辆左右的产能,要达到千万辆级别,意味着产量要翻十倍。

许多人觉得这个目标太过遥远,甚至有些不切实际。

钱学森在信中继续写道:"为此,建议今后汽车的发展重点放在发展新能源的电动汽车上。目前,美、日和西欧都已着手研究电动汽车用蓄电池,我们也不要再等待了,争取后来居上。"

他特别提到,广东中山市已经在开展氰化物-镍蓄电池的研究,这种新型电池用于电动汽车,一次充电可以行驶250到300公里,远高于传统铅酸电池100公里左右的续航。

这封信里还提到了哈尔滨的王纪三教授,他当时担任珠海某公司总经理,也在研究汽车新能源技术。

钱学森认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研发方面并不比发达国家落后,完全有能力在这个领域实现突破。

他在信中强调,研发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国家下定决心,集中力量攻关,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取得成果。

信的最后,钱学森用坚定的语气写道:"在此形势下,我们决不应再等待,要立即制订蓄电池能源的汽车计划,迎头赶上,力争后来居上!所以国家要组织力量,中国有能力跳过一个台阶,直接进入汽车的新时代!"

这封信很快送到了邹家华副总理的案头。

作为分管工业的副总理,邹家华对汽车工业的现状非常了解,也清楚中国在这个领域面临的困境。收到钱学森的信后,他陷入了深思。



【二】五年前的那次欧洲之行

钱学森为什么会提出这样超前的建议?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把时间往前推五年,回到1987年。

那一年,76岁的钱学森以中国科协主席的身份,访问了英国和联邦德国。

这次出访,让他看到了发达国家汽车工业的真实面貌,也让他开始深入思考中国汽车工业的未来方向。

在英国伦敦的街头,钱学森看到川流不息的汽车洪流。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汽车,停车场一位难求。

泰晤士河畔,威斯敏斯特桥上,车辆首尾相连,缓慢前行。

皮卡迪利广场周围,双层巴士、私家车、出租车混杂在一起。相比之下,自行车倒成了稀罕物。

在德国慕尼黑,钱学森参观了宝马公司的生产线,见识了德国人在发动机技术上的精湛工艺。

那些轰鸣的发动机,代表着一个多世纪以来内燃机技术的积累。

在法兰克福的汽车博物馆,钱学森看到了汽车工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

从卡尔·本茨1886年制造的第一辆汽车,到福特T型车的大规模生产,再到现代化的流水线制造,每一个进步都凝聚着无数工程师的心血。

展厅里陈列的数百项发动机专利文件,让钱学森意识到,在这个领域,欧美日已经建立起了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

站在异国街头,钱学森却想到了另一个场景。

他开始计算:如果中国也像西方国家这样,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辆甚至几辆汽车,那将是个什么景象?

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口规模,即使汽车保有量只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时候,环境保护还不是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

1987年距离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还有10年,距离巴黎协定更是28年之后的事。

气候变化、碳排放这些概念,还主要停留在科学界的讨论中,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伦敦的雾霾虽然已经得到治理,但世界各地的工业污染依然严重。

钱学森的思考却已经跨越了时代。他预计,几十年后中国每年将需要上千万辆汽车。

如果这些车都是燃油车,能源问题和环境污染将不可避免。

中国的石油储备本就不算丰富,1987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还不到10%,但钱学森已经预见到,随着经济发展和汽车普及,这个数字必然会大幅上升。

如果汽车工业完全依赖石油,无异于把国家命脉交到别人手里。

更让钱学森担忧的是技术问题。

燃油发动机的核心技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被欧美日等国的汽车巨头牢牢掌握。

博世的燃油喷射系统、爱信的变速箱、采埃孚的传动系统,这些关键零部件供应商,控制着全球汽车产业的命脉。

他们拥有数不清的技术专利,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制定了行业标准。

中国如果走这条路,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做一个追赶者。

而追赶的代价,往往是付出更多的资源,却只能得到二流的技术。

从欧洲回国后,钱学森开始关注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动向。

他注意到,虽然燃油车在当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电池技术、电机技术等领域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美国加州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曾经尝试推广电动车,虽然因为技术不成熟而搁置,但研究从未停止。

日本的索尼、松下等公司在电池技术上持续投入,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

一些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始尝试新的技术路线,虽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显示出了潜力。

1987年到1992年这五年间,钱学森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了解了国内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究进展。

作为中国科协主席,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前沿的科技信息,也能够跟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交流。

他咨询了材料科学、电化学、电机工程等领域的专家,听取了不同的意见。

在这个过程中,钱学森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他认为,电池技术虽然现在还不够成熟,但发展潜力巨大。

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等新型电池的能量密度,已经是传统铅酸电池的好几倍,而且还在不断提高。

电机技术的进步也很快,永磁同步电机的效率已经可以达到95%以上,远高于内燃机30%左右的热效率。

更重要的是,电动汽车的结构相对简单,技术门槛比燃油车低,中国有机会在这个领域实现突破。

经过反复推敲,他最终确信,跳过燃油车阶段,直接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中国汽车工业最理智的选择。

于是,就有了1992年8月22日那封信。



【三】一个时代的选择

邹家华副总理收到钱学森的信后,很快做出了回应。

不到半个月时间,邹家华就给钱学森回了信,信中肯定了跳过燃油车、发展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针对钱学森信中提出的建议,邹家华表示,将对高性能蓄电池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制定电动汽车发展研究计划,并计划投入1500万元进行电动汽车研发。

1500万元,在今天看来或许不算大数目,但在1992年却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要知道,当时中国的GDP总量还不到3万亿元人民币,财政可支配的资金相当有限。

能够拿出这笔钱专门用于电动汽车研发,说明高层对这个方向的重视。

不过,重视是一回事,实施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当时中国面临的现实困难太多了。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国有企业改革正在推进,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也在嗷嗷待哺。

在这种情况下,要拿出大笔资金投入到一个看不到短期回报的项目上,压力可想而知。

更关键的是,当时国内对于发展电动车的必要性,还存在很大争议。

许多汽车行业的专家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首要任务是学习借鉴国外成熟的技术,把燃油车做好。

电动车技术不成熟,电池续航短,充电设施几乎没有,成本居高不下,根本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

与其在这个不确定的领域冒险,不如踏踏实实地引进技术,先把产能提上去。

这种观点在当时非常有市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很多工业领域都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通过与外资合资建厂,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

这个模式在家电、电子等行业取得了一定成效,汽车行业自然也想走这条路。

1992年,正是中外合资汽车企业快速发展的时期。

上海大众成立于1984年,到1992年已经累计生产了30多万辆桑塔纳,占据了国内轿车市场的半壁江山。

一汽-大众1991年成立,捷达轿车很快也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神龙汽车1992年在武汉成立,富康轿车的引进让"老三样"的格局形成。

这些合资企业引进的车型,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在很多人看来,这才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正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提出的建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跳过燃油车,直接搞电动车,听起来更像是理想主义者的空想,而不是务实的产业规划。

有人甚至私下议论,钱老虽然在航天领域成就卓著,但汽车工业的情况他可能并不完全了解。

1993年3月14日,钱学森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

他在一次汇报中强调:"民用汽车一定要电气化,用蓄电池。而在'863'中我们已突破氢化物,镍电极电池,已在开发中。那为什么不立即下决心搞电动汽车,跳过汽油车这一阶段?"

这里提到的"863计划",是1986年3月提出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针对世界高新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攻关。

钱学森注意到,"863计划"中已经有了电池技术的研究项目,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他看来,这正是推动电动汽车发展的好时机。

钱学森的坚持,终于在1995年有了回应。这一年,国家科技部将发展电动车设为"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

就在同一年,中国第一辆纯电动大客车"远望号"在西安下线。

这辆车装载的正是钱学森信中提到的氰化物-镍电池,续航里程达到了300公里。

虽然只是一辆试验车,但它证明了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技术上的可行性。

"远望号"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虽然这只是一辆试验车,距离商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证明了钱学森当初判断的正确性——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



【四】那些不为人知的艰难抉择

1995年到2000年这五年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研发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

表面上看,国家已经把电动车列入了重点研发项目,投入了一定的资金和人力。

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始组建团队,研究电池技术、电机技术、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

几个汽车厂也开始尝试性地制造电动车样车。看起来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

实际情况却远没有那么乐观。在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电池的能量密度不够,续航里程上不去。充电时间太长,快充技术还在探索阶段。

电池在低温环境下性能大幅下降,北方地区冬天几乎无法使用。

电机的功率密度不高,加速性能不理想。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慢,驾驶体验差。

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大量的实验和改进,每一次改进都需要资金投入。

更让人头疼的是,当时国内在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还很薄弱。

锂电池技术刚刚起步,产业链几乎没有。电机和控制器的核心元器件依赖进口。

即使做出了样车,成本也高得惊人。一辆电动大客车的造价,是同类燃油车的好几倍。

这样的成本,根本无法进入市场。

与此同时,燃油车市场正在快速增长。

1998年到2002年,中国汽车市场进入快速增长期,年产量从160万辆增长到320万辆,翻了一番。

私人购车成为主流,汽车开始进入千家万户。

合资品牌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自主品牌也开始崭露头角。

吉利、奇瑞、比亚迪等民营企业进入汽车制造领域,掀起了一股造车热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动车的处境显得更加尴尬。市场不认可,技术不成熟,成本降不下来,看不到商业化的前景。

许多人开始怀疑,当初投入这么多资源搞电动车,到底值不值得。

一些参与研发的科研人员也开始动摇,觉得这个项目看不到希望。

2000年,正在德国奥迪公司工作的万钢,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洁净能源轿车的建议。

这个建议得到了科技部和原国家经贸委的支持。当年底,万钢受科技部邀请回国工作。

2001年9月29日,科技部正式启动"电动汽车重大专项",作为"十五"计划和"863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专项确立了"三纵三横"的研发布局——"三纵"指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三种整车技术,"三横"指多能源动力总成系统、驱动电机、动力电池三种关键技术。

万钢被任命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

到2004年,中国在电动汽车研发上的投入达到了8.8亿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小,但分摊到各个研发项目和参与单位,其实相当有限。

8.8亿元,还不如一个中型汽车企业一款新车型的开发费用。

钱学森对这个进展速度并不满意。2009年,98岁高龄的他,依然在关注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他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能够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推进速度。

就在2009年这一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能源产业被普遍看好,各国纷纷出台扶持政策。

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了庞大的新能源汽车支持计划,计划投资240亿美元用于发展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

日本和欧洲国家也加大了投入力度。新能源汽车,突然之间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关键讨论。

与会的都是汽车工业、能源、财政、科技等部门的负责人。

会议桌上摆放着厚厚的研究报告和数据分析。讨论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各种意见交锋激烈。

就在这时,一位部委领导拿出了一份刚刚送达的最新报告,当他翻开报告中的那一页时,会议室内所有人的表情都凝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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