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赵健民文集》、《张法乾先生访问记录》、《贵州省志·军事志》、《谷正伦生平史料》等相关档案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11月18日，贵州晴隆县政府内突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
硝烟散尽后，一个身穿中将军服的男人倒在血泊中，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第89军军长刘伯龙。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黄埔三期生，这个手握重兵的将军，竟然死在了自己同僚的枪口下。
而在此前的数月里，刘伯龙在贵州境内的残暴行径早已人神共愤：他曾在行军途中因道路拥堵，当场枪决了一名正在修车的少校军官；他曾因军粮供应问题，亲手勒死了敢于提出异议的秘书。
甚至在四天前的11月14日，这位刘军长刚刚策划了一起震惊贵州的暗杀案——他派人将德高望重的黔军元老卢焘骗出家门，在贵阳郊外乱枪打死。
这一次，他彻底惹怒了一个人，一个针对他的暗杀计划随之拉开帷幕......
【一】黄埔骄子的崛起之路
刘伯龙，1899年出生于贵州龙里县一个普通农家，幼时家境贫寒，但天资聪颖，深得私塾先生喜爱。
1919年，20岁的刘伯龙怀着报国之志，远赴北平考入南方大学政治系。
在校期间，他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和政治理论，视野大为开阔。
然而，书本上的知识并不能满足他的雄心壮志，目睹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现实，刘伯龙决心投身军旅，用武力改变国家命运。
1924年，正值黄埔军校招收第三期学员，25岁的刘伯龙毅然放弃学业，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
黄埔三期共招收学员2654人，竞争异常激烈。
刘伯龙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和过人的军事天赋，成功入选。
在军校期间，他不仅各项军事训练成绩优异，更重要的是展现出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出色的组织能力。
校长蒋介石经常到各科室巡视，刘伯龙总能在合适的时机表现自己，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刘伯龙指挥的小队以少胜多，成功完成作战任务，获得蒋介石的当面表扬。
从此，这位来自贵州山区的青年正式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
1926年1月军校毕业后，刘伯龙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历任排长、连长。
北伐战争爆发后，他随军参加了多次重要战役。
在攻克南昌的战斗中，刘伯龙率领部队首先突破敌军防线，为全军胜利立下头功。
在占领武汉的战役中，他又成功策反了一个营的敌军，为北伐军节省了大量兵力。
这些战功使得刘伯龙在军中声名鹊起，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
1927年4月，正值国共分裂的关键时期，刘伂龙因为政治立场坚定、组织能力强，被任命为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长。
这个职务虽然级别不高，但权力很大，负责对黄埔同学进行政治审查和纪律处分。
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刘伯龙接触到了大量机密信息，也结识了许多党政军界的重要人物，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复兴社核心成员的黄金岁月
1928年，为了进一步提升军事理论水平，刘伯龙被选送到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留学。
在日本的三年时间里，他不仅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还深入研究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组织模式和政治体制。
这些知识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伯龙立即回国。
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洗牌。
刘伯龙凭借敏锐的政治直觉，意识到必须紧跟蒋介石的步伐，才能在这个乱世中立足。
回国后不久，他就积极参与了蒋介石的各项政治活动。
1932年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伯龙与康泽、贺衷寒等人共同发起组建中华复兴社，被推选为中华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
复兴社以"振兴中华、复兴民族"为口号，实际上是蒋介石用来巩固个人权力、控制军队和社会的秘密组织。
作为创始人之一，刘伯龙在组织中地位显赫，掌握着巨大的政治资源。
同年，刘伯龙又与康泽等人共同发起组建西南青年社，被推选为四名核心委员之一。
这个组织主要负责西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和政治控制工作。
凭借贵州老乡的身份优势，刘伯龙在西南地区建立了庞大的人脉网络，影响力日益扩大。
1933年秋，刘伯龙的政治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与康泽一起发起组建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并担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总队部参谋长。
别动总队是国民党的一个特殊军事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后进行特种作战、情报搜集和反间谍活动。
这支部队直接受蒋介石指挥，权力极大，经费充足。
在担任别动总队参谋长期间，刘伯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和军事天赋。
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情报网络，从江西苏区到华北地区，从沿海城市到内陆山区，都有他的线人和据点。
这些情报为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持，也为刘伯龙赢得了更多的信任和重用。
由于工作表现出色，刘伯龙很快就被提升为别动总队代理总队长。
这个职位让他能够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工作，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曾多次提到刘伯龙的工作能力和忠诚度，称其为"可堪大用的得力干将"。
【三】入缅作战的挫折与贵州赴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伯龙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深造。
陆军大学特别班专门培养高级军官，课程设置非常严格，既有军事理论课程，也有实战指挥训练。
刘伯龙在校期间成绩优异，特别是在战略战术和部队指挥方面表现突出。
1940年12月，刘伯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陆军新编第28师师长，正式踏上了高级军官的道路。
新编第28师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下辖三个团，总兵力约一万人。刘伯龙接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部队，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
然而，真正考验刘伯龙指挥能力的是1942年的入缅作战。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缅甸大部分地区，切断了中国重要的国际援助通道——滇缅公路。
为了重新打通这条生命线，中国远征军奉命入缅作战，刘伯龙的新编第28师就是其中的主力部队之一。
入缅后，刘伯龙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
日军不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对当地地形非常熟悉。
相比之下，中国远征军在后勤补给、通信联络、医疗救护等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
在最初的几次小规模战斗中，新编第28师虽然能够完成任务，但伤亡较大，士气受到一定影响。
1942年春，日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远征军各部队都面临巨大压力。
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新编第28师参谋长陈瑞在指挥部队防守时，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当场牺牲。
陈瑞是刘伯龙的得力助手，两人共事多年，配合默契。
这个突发事件给刘伯龙造成了沉重打击，也让他对战争的前景产生了悲观情绪。
面对日益恶化的战局和不断增加的伤亡，刘伯龙开始动摇了。
他向上级汇报说自己身体不适，需要回国治疗。
1942年夏，刘伯龙以养病为由，带着几名亲信离开了缅甸战场，返回了国内。
这个决定在远征军内部引起了很大争议，许多军官认为他在关键时刻擅离职守，有损军人荣誉。
回国后，刘伯龙因为缅甸战场的表现受到了严厉批评，被撤销了师长职务，一度赋闲在家。
这段经历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大污点，也让他在军界的声誉大打折扣。
许多昔日的朋友和同僚开始对他保持距离，他在政治上也逐渐边缘化。
1948年底，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急需各种军事人才。
蒋介石念在师生情分和刘伯龙过去的贡献，决定给他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任命他为新组建的第89军军长。
第89军的前身是贵州地方保安团等杂牌武装，兵员素质参差不齐，装备也比较落后。
对刘伯龙来说，这既是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在贵州的残暴统治与暴行
1949年初，刘伯龙率领第89军进驻贵州，开始了他军事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此时的刘伯龙已经50岁，经历了人生的起落沉浮，性格变得更加偏执和暴躁。
长期的挫折和屈辱在他心中积累了大量的怨愤，而贵州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为他发泄这些负面情绪提供了机会。
初到贵州时，刘伯龙还保持着相对的克制。
他深知自己需要在这个新环境中立足，因此在对待下属和地方官员时表现得比较温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他发现贵州的军政环境相对宽松，监督机制不够健全时，他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
第一起严重事件发生在1949年6月。
当时，第89军正在从贵阳向黔东地区调动，准备在那里建立防线。
在行军途中，由于道路狭窄，部队的车辆队伍被堵在了一个山口附近。
前方有一辆军车出现故障，堵住了通道，修理人员正在紧张抢修。
刘伯龙坐在指挥车上，看着前方停滞不前的车队，心情越来越烦躁。
他多次催促前方快速通行，但由于车辆故障比较严重，修理需要一定时间。
等待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刘伯龙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跳下车，大步走向出故障的车辆。
负责修车的是第328师的一名少校军需官，这名军官正在和几名士兵一起检查车辆底盘。
看到军长亲自过来，少校连忙起身敬礼，并解释说车辆的传动系统出现问题，需要更换一些零件，大概还需要十几分钟就能修好。
然而，刘伯龙听了这个解释后勃然大怒。
他认为这名少校办事不力，耽误了整个部队的行军时间。
在众目睽睽之下，刘伯龙突然拔出手枪，对准那名还在解释情况的少校军需官，连开数枪，当场将其击毙。
这突如其来的暴行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许多士兵都被吓得不敢动弹。
枪杀少校后，刘伯龙丝毫没有悔意，反而对着周围的军官大声说道："以后谁再敢耽误军机，这就是下场！"
他命令部下将少校的尸体拖到路边，然后下令继续行军。
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敢站出来为那名无辜的少校说话，所有人都被刘伯龙的残暴震慑住了。
这起事件很快在第89军内部传开，引起了极大震动。
许多军官开始对刘伯龙产生恐惧心理，在他面前变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个不慎就惹来杀身之祸。
而刘伯龙似乎很享受这种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威权，他的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第二起严重事件发生在同年8月。
当时，贵州地区的军粮供应出现了问题，由于后方补给线被解放军切断，前线部队经常出现断粮的情况。
第89军的军需处长是一名上校军官，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向刘伯龙汇报了部队的给养情况，并提出了粮食储备不足的问题，建议采取一些应急措施。
这名上校的汇报本来是正常的工作报告，也是为了部队的长远发展着想。
但是刘伯龙听了之后却认为这是在质疑他的指挥能力，是在给他添麻烦。
会议结束后，刘伯龙将这名上校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当着几名亲信的面，指责他散布悲观情绪，动摇军心。
争论过程中，那名上校试图为自己辩护，说明自己只是实事求是地汇报情况。
然而，刘伯龙根本不听任何解释，他突然暴起，用办公桌上的电话线勒住了上校的脖子。
这名上校拼命挣扎，但刘伯龙力气很大，而且情绪极端激动，最终将这名忠于职守的军官活活勒死在办公室里。
事后，刘伯龙对外宣称这名上校是因为贪污军饷被处决的。
这起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第89军内部的恐怖气氛，军官们开始人人自危，不敢在刘伯龙面前提出任何可能被理解为批评或质疑的意见。
除了这两起最为严重的杀人事件外，刘伯龙在贵州期间还有许多其他的暴行。
他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对下属大发雷霆，动辄打骂，甚至用军棍抽打。
有一次，一名传令兵因为送文件时迟到了几分钟，就被刘伯龙命令罚跪在烈日下整整一个上午，直到中暑昏倒。
还有一次，第343师的一名营长在作战部署上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某个战术安排可能存在风险。
刘伯龙当即大怒，不仅撤销了这名营长的职务，还命令将他关押起来，罪名是"违抗军令、动摇军心"。
这名营长在军中服役多年，战功卓著，但在刘伯龙的淫威下，只能默默承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到了1949年11月，随着解放军逼近贵州，国民党在当地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
谷正伦为了维持城内秩序，请出了德高望重的黔军元老卢焘组织维持会。
然而，就在卢焘刚刚同意出山维持治安的第二天，一个更加阴险的计划已经在刘伯龙的脑海中成形。
这位残暴成性的军长，在贵阳即将解放的最后关头，竟将德高望重、一心为民的卢焘视作自己的绊脚石。
刘伯龙深知，卢焘在黔地威望极高，一旦维持会成功组织起来，必将极大地削弱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
更让他担心的是，维持会的存在很可能导向和平交接，这将彻底断绝他的机会，也会让他失去在混乱中攫取更多权力的可能。
于是，在卢焘刚刚同意出山维持治安后的第二天，刘伯龙心里就已经有了计划。
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阴谋也在悄悄酝酿，因为就在同一时期，刘伯龙与解放军秘密接洽投诚的消息也被谷正伦的情报网络截获，一场关乎生死的权力角逐即将在贵州的山区县城中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