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海明评《礼法之外》｜情感书写如何好色以好德

《礼法之外：唐五代的情感书写》，洪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318页，78.00元

洪越的《礼法之外：唐五代的情感书写》在唐五代文学研究中令人耳目一新，因为作者毫不避讳她所研究的题材基本上都是主流所忽视的“糟粕”（12页）。可是，正是这些“糟粕”焕发出活色生香的生机，它们是原作者真实的的情感记录，体现着作者情感和政治之间的张力，表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作者在命运的波云诡谲背后的人生感慨。虽然这种婚外感情对社会秩序是潜在的威胁，写这些感情的作品一般处于文学传统的边缘位置，是持儒家诗教观的士人群体眼中的“糟粕”，但它们从诞生开始就有影响，而且流传广远，相关的情爱故事不断被阅读、传播并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因为“将男女情爱看作自主的、恒久的理想主义小世界，对中国爱情文学影响巨大”（第2页）。从这个角度看，洪越可谓点石成金的作者，她把不起眼的石头，通过她的文学研究，让这些传统士大夫认为的“糟粕”焕发出情感和文学的光彩。

在文学史上，这些情感书写的内容，既被原作者所刻意掩藏和压抑，也被传统大部分研究者所忽视，洪越把这些被之前研究者忽视的内容翻出来，整理好，并加以深入思考和分析。因为研究对象是低价值的“糟粕”，充满边缘性，所以之前的文学研究者关注不多，更少把中晚唐骤然兴起的写情文学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放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士人对个人命运和社会秩序的再思考这个大背景中去探讨这个文化现象的意义。在书中，洪越对中晚唐个案，如白居易、元稹、沈亚之、杜牧、韩偓等的研究多有突破前人研究的地方，她特别关注这些作家为什么在某些人生时刻、某些境遇中写情，以及写情和他们的政治生涯、人际交往、时代变迁有哪些关联。接着，洪越对此类情感书写在五代十国的延伸做了深入分析，她讨论了唐代文化“继承者”身份的塑造，《花间集》如何体现后蜀文化的“包容性”，从徐铉、韩熙载看南唐士人对妓乐活动的评议，研究南唐的皇帝、词臣、史家与曲子词。该书最后一部分对情爱表达的“语法”从结构、修辞、话题、解读方法展开。书的内容是洪越在哈佛东亚系跟随著名的宇文所安拿到古代文学博士前后阶段完成的，虽然没有从技法上涉及中西比较文学的议题，但写作和思考的潜意识应该没有脱离中西比较文学的视域。

全书的分析围绕政治和情感纠结的主线来展开，一方面研究对象都是有政治身份的士大夫，他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因为自己人生的因缘际会，写下了不同的记录自己情感经历的诗文，因为历史传承的幸运，一千多年之后，我们还可以读到他们留下的情感记录，可以分析他们进入仕途之前，在仕途之中，当仕途遭遇挫折之余的情感记述。这说明他们都是情感丰富的正常人，他们虽然是礼法的维护者，但也有“礼法之外”情感生活，这也正是洪越以此为题的原因。这些情爱故事一方面挑战了试图约束士人们的权力关系，一方面也说明，在古代的历史情境中，虽然士人们记录了“礼法之外”的情感故事，但他们仍然可以安全地回到既有的权力关系当中，所以“这些故事既颠覆又肯定权力关系”（第5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用“礼法之外”为题有其深层内涵，就是这些情感书写其实应该算是礼之外、法之内，因为它们可能不合儒家的礼仪，但并不违法，也不算政治中人的违纪记录，基本不影响士人们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利益。甚至很多时候，古代的情感书写对写作者来说，还有政治助缘的意味，这也说明，不同时代对从政者在人情与礼法之间的关系尺度不太一样。人情的合理性本来既是礼法的根据，也是政治秩序的基础，但却可能被权力碾压和扭曲。唐五代是中央权力相对宽松的历史时代，对士人礼法之外的情感书写的宽容度也就显得相对较大。

洪越在书中借助不同个案，分析思考了男女情感和政治关系的阴阳两面。从阳面来说，政治与男女情感互为表里，互相支持、巩固。士人可以通过写情在群体中确立自己的文学声誉，取得认同和帮助，这是一个描述和传述情感书写的公共世界（第5页）。从阴的一面来说，男女情感与政治关系存在对立和冲突，可能影响仕途和家庭，所以这是在公共实践之外营造男女情感的私人空间（第6页）。作者通过男女情感写作的个案和语法分析，讨论男女情感写作与政治之间存在阴阳两面的关系，涉及如何将情爱写作合乎礼法，又担心过度游离于“礼法之外”，所以既要让公共领域能够接受一定程度情感书写分寸，又需要处理沉迷激情的破坏力可能给作者带来的不安。

清宫殿藏本白居易画像

学界关于白居易的研究比较多，但从公私交叠的角度，思考他的政治境遇与妓乐书写的很少。在讨论白居易的政治境遇与其所作的艳诗时，洪越使用“妓乐书写”一词，而且描绘白居易如何享受妓乐欢娱，因为这“被看作是可以与追求仕宦相匹敌的人生选择”（16页）。“妓”或“姬”其实是“伎”，指的是古代以歌舞为业的女子，如“笙妓”“筝妓”（67页），所以文中的“官妓”和“家妓”其实本来应该是“官伎”和“家伎”，这些女子与主人之间的性关系和情感关系都是无限定的、相对比较宽松的。但这类情感关系恰恰是情感书写诗文的对象。在作者的笔下，白居易少年时积极为女性代言，晚年则享受偎依女性之乐（26页）。在生命的最后十七年，白居易“拥有园林家妓的舒适生活……享受妓乐有时成为对抗衰老和死亡的一种姿态”（17页）。他曾写下“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须狂”（18页）这样的句子，表示自己享受短暂人生美好生活的状态。作者讨论了白居易和家妓之间的情感问题，体现出诗人试图留下对家中艺人“有情”名声的努力（24页）。作者认为《长恨歌》和《琵琶行》描写男女感情没有为单一性的男性视角所限定（27页）。按照洪越的理解，白居易诗中自我与女性的关系有一种深厚的寄情和投射，把自身的境遇和心意倾向投向身边遇到的女性和笔下愿意书写的女性，映照出自身境遇的变化和心境的转折。

元稹

相比之下，元稹则以将诗文投向自身的情感为对象而著称。元稹自述自己早年是一个纵情声色的少年，后来悔悟改过在仕途上获得成功（33页）。通过这些诗文，元稹强调早期的恋情对自己的成长有所帮助，但他写成《梦游春》后，在寄给白居易时，叮嘱他不要扩大影响，这说明他已经有了功名，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早年的情感经历（36页）。很多研究者讨论元稹的“自述恋情”，这里面当然有“自恋”的成分，只是这种“自恋”，不是迷恋自己形象之完美，而是“恋”自己曾经的风流韵事，是回忆和回味自己亲身经历的有“感”之“情”。这种“自恋”书写其实也是一种公共叙事，是有功名的大我和有情感的小我之间的斗争。文学界对元稹艳诗和《莺莺传》的研究不少，但像洪越这样把元稹在艳诗、传奇、自传诗自述恋情的作品对照分析的研究不多。当然，这种自恋意味的自述恋情，其实也是元稹个性当中争强好胜、敢于尝试和冒险精神倾向的体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他毫不畏惧突破世俗社会的底线留下早年情感记录的诗文，后世对他的理解也就不会如此立体和丰富。

文学界之前对沈亚之的研究集中在版本校勘、内容寓意和艺术特色等方面，对于擅长书写男女情感的他有关情感书写的内容研究不多。洪越从地理、地位和身份等角度，揭示了沈亚之边缘性写作的边缘感（56页），这是之前的研究者很少明确揭示出来的。虽然中晚唐的艳诗可谓边缘性“糟粕”，但其内容其实应该比作者本人留下的主流作品更加能够体现他们情感的真实状态。沈亚之在参加进士考试前后以写情知名，这是他用心经营的结果，并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同（60页）。作者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沈亚之如何为家妓立传，如何重其“德”而轻其“色”（68-71页），把以色事人的家妓写成“贤女”，这既是沈亚之用自己的“才”情凸显了刘薰兰因“色”而有“德”，也说明沈亚之是“好德如好色”的儒家士人，能够以好“色”之心去好“德”，不会见“色”不见“德”，更不会被“色”遮蔽了“德”，反而有能力见其“色”之“德”。

《晩笑堂竹庄画传》里的杜牧

杜牧因“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诗句而拥有著名的、纵情声色的风流才子形象，但有研究者认为杜牧是否真的风流，流传的文本未必可靠（80页）。洪越指出，杜牧的名声和形象其实是在读者和作者的“竞争”关系当中完成的。杜牧书写自己年轻时风流的文字，未必希望传遍天下，虽然他晚年焚毁了七八成这类诗作（82页），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限制它们的流传，尤其如《遣怀》早已尽人皆知，这是作者无法控制自己作品之流传的典型例子。同理，作者也无法真正控制自己的形象塑造，尤其是后世形象。无疑，杜牧早年描写自我放纵的诗文给他个人的形象打上了无法抹去的烙印，到了功成名就之后，杜牧试图要删除写情的诗作，可是读者偏要留下这些早已脍炙人口的文字，这种“竞争”就形成一种有趣的局面：一方面作者自己要抹煞的情感书写，另一方面作为读者的他者却一再违背作者的本意，不断试图重构其情感书写的文学作品传承史（82-86页）。杜牧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诗文中本来就爱用“独”字（92页），这说明他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在乎过他人的眼光和评价，死后既然管不住，那又有什么必要去在意后人的书写和重构呢？

杜牧以纵情声色来塑造自己疏离政治、超凡脱俗、不受拘束的文人形象，深深地吸引着后世的士人（97页）。相比之下，韩偓写情的动因则完全不同。书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昭宗朝官至宰相的重臣韩偓为什么要编写《香奁集》这样的诗词？难道这些艳诗不过是一般人意义上的游戏之作吗？为什么晚年他要把年轻时随手写的艳诗编订在一起？在唐朝灭亡之后，他亲自编订诗集以回忆唐朝那个历史时代，是后人定义认为已经即将衰朽的唐末时代，可对诗人来说，那其实是一个他记忆中经历的黄金时代，这就是大历史的、超越性的眼光和时代中人的眼光有所不同。韩偓不但主动将自己的艳诗结集，而且在诗集序中正面肯定艳诗的价值，这在唐代作家当中独一无二（100页）。他说自己留下艳诗“诚非士大夫所为，不能忘情，天所赋也”（100-101页）。他不仅正面肯定人的情感来自天赋，不是士大夫集团所秉持的礼仪法度和价值观能够否定得了的，而且强调自己的艳诗在文学传统当中超过宫体诗《玉台新咏》，“品质上乘而具有阅读、保存价值”（101页）。洪越认为，“《香奁集》也有记录历史的意义，只不过记录的不是政治，而是‘风流文化’”（109页）。韩偓个人“风流文化”流传后世说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传统士大夫首先是有真情实感的、有血有肉的人，韩偓把情感因缘交给时空，比起回味一叶孤舟般冲浪的政治浮沉，要更接近真实的人性，即人“向死而生”或向着历史无尽的虚无存在的状态本身。

情感书写都是不同程度的怀旧书写、回忆书写，是作者对过去的“重建”式文学创作（116页），因此，情感书写不必强调忠实地记录真实的情感事实，而是借助艺术形式以尽可能高的艺术成就来回忆和重温旧情，作为最重要的考虑和评价因素。特别有意思的是，洪越注意到通常来说最不浪漫的《墓志铭》当中也存在“浪漫书写”，虽然是研究著作，但她笔端常带感情，能够深入原作者叙事的曲折和委婉的细节深处（122-124页），发前人之所未发处甚多。洪越研究的三位女子都因为浪漫情感，而不是家世地位才具有为后人铭记的价值（137 页）。这种文学研究对象的创新，和对于“公共”与“私人”写作对情感记录的区分（136页），都表明了研究者的用心和细致。

对五代十国的文学研究比较缺乏，一方面是因为五代十国的时间短，不容易当作独立的阶段，另一方面是因为著名作家不多，很少人研究“花间词”之外的内容。虽然艳诗是这个时代最有特色的部分，但洪越的研究还是有与前人不同的角度。她研究前蜀的宫廷唱和与诗集编选，说明唐代文化“继承者”身份的塑造，如何接续初唐遗风，其实只是一种发古之幽情，既然已经亡国，就带有悼念的意味，但是借助艳诗趣味来表现，就别有一种借诗词还魂的意味在。“花间词”的编选，无疑是试图建构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后蜀文化，好像唐朝的意味依然可以存续，这种试图把“低等级的文体纳入‘正统’文学范畴的努力”（189页）说明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焦虑和困境，在浮华和雅正之间，那种分寸的把握，因为时代的变局而有所不同。《花间词》的十八位作者背景各异，多有异族背景，他们继承了晚唐的艳诗趣味，但更有野心，更有开创性（182页）。这样的研究笔法，可谓穿透艳诗的“色”之表皮而透入其“德”之骨髓。

洪越进一步从徐铉、韩熙载看南唐士人对妓乐活动的评议，尤其仔细琢磨了韩熙载引起的争议。洪越认为，虽然有人批评韩熙载纵逸太过，沉湎家宴妓乐，但实际上他的“反叛”色彩在南唐得到崇尚风流的年轻朝官文士的欣赏。南唐亡国后，有南唐背景的史家和没有南唐背景的史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讲述韩熙载的故事，表现出他们对南唐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不同立场。没有南唐背景的史家认为韩熙载沉迷妓乐是南唐荒淫亡国的明证，而有南唐背景的史家则认为韩熙载是在用举办家宴的方式为国家招募人才，或者是在受到南唐后主怀疑时通过专注宴乐表示远离朝政以避祸。可见历代解读士大夫私人性的家宴和妓乐，都难免带出政治意味的公共性和矛盾性。

《韩熙载夜宴图》中的韩熙载

在下编，洪越细致地研究了情感表达的“语法”，对中晚唐写情文学的结构、情爱故事的修辞、浪漫话语的难题、诗本事的结构等都做了深入分析。通常来说，作者是否选择情感书写虽然是一种个人选择，但在选择什么样的结构和方式来叙事，来彰显所叙情感故事的魅力方面，则仍然存在某种共通的“语法”结构。这部分洪越对于情感书写作了多维度的解析，比如文学传统和文体形式对情感表达的影响，中晚唐情爱故事以女性选择、诗歌创作和情感承诺为主题的原因，以及这个时期的作家为解决浪漫情感与等级秩序之间的冲突而采取的种种策略。

总的来说，洪越在新著当中讨论中晚唐至五代时期作家如何书写婚姻之外的男女之情，这种婚外境遇当中书写情感与作者的政治生涯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就男女情事而言，有魅力的女子可能给缺乏定力的男子带来致命诱惑，激情可能使人失去理智，违背伦理纲常，但是，没有青春激情，就没有浪漫话语（263页），也就没有情感书写。虽然好色从来都是情感书写的开端，但未必是情感书写的终点。如果年轻的士人不曾沉迷于浪漫的情爱，就不可能幡然醒悟（265页），人生的特殊价值，其实就是一种情感试错的过程，就情感的本相而言，其实没有是非对错。因为情感的变化而导致社会地位的丧失，甚至肉体和精神上的伤痛（278页），都表现着男女因情生变、因爱生恨的苦难。从佛家的视角来看，唐五代情感书写中的“求不得”和“爱别离”并不特别剧烈，可能因为作者们有一种疏离和旁观的冷清。即使如此，这些情感书写也令人动容，激发读者的同情。

洪越以比较文学的眼光，深入细致地研究中晚唐的情感书写，笔端细腻而缠绵，叙述和分析让人感同身受。她对情感书写既有客观的研究，也有主观的同情，经常做到主客合一、情理交融。作者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出入中西，融汇如今，但论述的笔法，确实在中西比较文学的边缘游走，也常常带着当代人对政治的理解而现身说法地体悟古人情感书写的艰难和想要传达的意味。正如作者论述的天才写情作者的告白所体现的那样，作为敢于大胆发掘情感书写“糟粕”的文学之光的作者，本身就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体察和文学洞见。艳情文学因为洪越的研究而由“艳”而有“情”，也由“色”而有“德”。能够穿透艳情文学的“色”而体悟其间多有趣味的“德”，其实正是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温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