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金华集》、维基百科、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广州日报》、百度百科等 部分章节仅代表历史记载，请理性阅读
1945年秋天的广州城，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中山路上的梧桐树叶开始泛黄，街头巷尾还能看到庆祝胜利的标语和彩旗。
惠爱路两旁的茶楼里，照例坐满了喝茶聊天的市民。战争刚刚结束，人们脸上多了些笑容，却也多了些谨慎——毕竟这座城市刚刚从日军手中收复，新的统治者带来了新的气氛。
在一家不起眼的茶楼二楼，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年轻人。他穿着整洁的长衫，手里端着一杯铁观音，看起来和周围的茶客没什么两样。
只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目光总是不经意地扫向窗外，手指轻轻敲击着茶杯边缘，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街对面的报摊后，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假装翻看报纸。他们的眼睛却一直盯着茶楼这边，偶尔还会互相交换眼色。
这样的场景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白天，这些人会跟在年轻人身后；夜里，他住的小旅馆对面也总有人在徘徊。
这个年轻人叫杨应彬，广东大埔人，1921年出生。如果有人查他的公开履历，会发现他是黄埔军校第四分校17期毕业，陆军大学参谋班特五期结业，现任广州行营参谋处作战科参谋。
他的顶头上司是张发奎，那个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
这样的履历看起来完美无缺。可杨应彬清楚，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他了。茶杯在手中微微颤抖，几滴茶水洒在了桌面上。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一旦身份暴露，等待他的将是牢狱之灾，甚至是杀身之祸。
那天深夜，当街上的行人渐渐散去，杨应彬悄悄来到一家小书店的后门。
这是他和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之一。他留下了一封简短的信，信里只有一句话的请求。这个请求听起来似乎有些荒唐，却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
【一】深入敌营的十年潜伏
要理解杨应彬为什么会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得从1936年说起。
那一年的6月，一个还不满15周岁的少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少年就是杨应彬。
当时他在上海参加左翼"教联"和山海工学团，担任儿童部负责人。年纪虽小，心中却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
1937年，淞沪抗战打响。炮火中，杨应彬接到了组织的一项特殊任务。
张发奎担任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总司令，他邀请郭沫若帮助成立"战地服务队"，很快聚集了30多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等骨干成员。杨应彬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这支战地服务队的性质非常特殊。表面上看，它是张发奎部队的宣传机构，负责在战地开展抗日宣传、鼓舞士气、慰问伤员等工作。
实际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37年10月，战地服务队的10位党员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左洪涛任书记。
从那一刻起，杨应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潜伏生涯。他穿着国民党的军装，领着国民党发的军饷，在国民党军队的核心部门工作，却始终在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
1938年底，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战地服务队随之解散。成员们被分散到第四战区各个部门。左洪涛成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杨应彬与其他几名成员则被分配到警卫营工作。
那段日子异常艰苦。白天要完成军队的各项任务，晚上还要秘密收集情报，传递消息。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
1940年5月，一个转机出现了。经左洪涛推荐，张发奎决定保送杨应彬去贵州独山的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学习。在黄埔军校第四分校，杨应彬表现出色。
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待人真诚，很快就赢得了教官和同学的信任。
课余时间，他主动教大家唱抗战歌曲，像《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还排演抗战话剧《凤凰城》，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
1944年，杨应彬从陆军大学参谋班特五期毕业。这个学历为他日后在张发奎部队核心部门工作打下了基础。
他先后参加了淞沪、武汉、桂柳三大会战，从一个普通的战地服务队员成长为军事参谋。
从外表看，他就是一个标准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一个张发奎器重的年轻参谋。没有人知道，这个看起来前途无量的年轻军官，真实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在这十年里，杨应彬还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1938年初，在浙江金华，他认识了郑黎亚。这个1919年出生的江苏姑娘，原本考上了北京大学，抗战爆发后放弃学业，投身到救亡运动中。
1938年，郑黎亚正式加入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成为中共特别支部的一员。从此，两人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也成了相互扶持的同志。
这种生活充满了危险。有一次，国民党特务组织怀疑杨应彬的身份，甚至下达了"秘密枪毙杨应彬"的命令。那段时间，杨应彬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之中，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人带走。
郑黎亚也为他担心不已，却只能默默支持，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万分危急之时，特支书记左洪涛找到了张发奎，详细解释了情况。
经过他的斡旋，加上杨应彬平时表现确实出色，张发奎出面为杨应彬说话，这才让他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次难关。
50多年后，两人合著了一本名为《金华集》的回忆录，就是为了纪念在金华的那次相遇。对他们来说，金华不仅是相识的地方，更是他们共同革命道路的起点。
【二】1945年的危机四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传来时，整个中国都沸腾了。人们走上街头庆祝，鞭炮声响彻云霄，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
9月，杨应彬随张发奎部到广州参加对日受降仪式。作为参谋处的作战参谋，他参与了受降的相关工作。
那段时间，他还整理了大量抗战期间的资料，出版了《广东受降记述》和《八年抗战史料图解》两本重要史书。
此时的杨应彬，在广州行营参谋处担任作战参谋，负责作战科分管兵力、驻地等工作。
这个职位看似普通，实际上非常关键。他能够接触到大量军事机密，掌握部队的调动情况，了解军事布防的细节。
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有散去，新的危机就已经悄然来临。国民党内部开始加大清查工作力度。
中统、军统的特务们四处搜寻"共产党分子"的踪迹。在他们看来，抗战结束了，就该清除内部的"异己力量"了。
广州的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行营里时不时会有人被带走调查，有些人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杨应彬察觉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
最初只是一些细微的迹象。比如，有同事开始用奇怪的眼光看他；比如，有人在闲聊时故意提起一些敏感话题，似乎在试探他的反应；比如，他发现自己的办公桌被人翻动过，虽然东西都还在原位，但摆放的角度略有不同。
接着，跟踪开始了。起初只是偶尔有人尾随，后来变成了全天候的监视。
他住的小旅馆对面，总有人在假装闲逛；他上班的行营附近，时不时能看到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就连他去茶楼喝茶，身后也会跟着几条"尾巴"。
那段时间，杨应彬的神经始终绷得紧紧的。白天他要若无其事地工作，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晚上回到住处，他要仔细检查房间有没有被搜查过，思考应对的策略。
他不敢贸然行动，怕引来更大的怀疑；也不敢按兵不动，因为特务随时可能收网。
更让他焦虑的是，作为行营参谋处的作战参谋，他掌握着重要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本该及时传递给组织，可眼下这种情况，他根本无法安全接头。
所有的秘密联络点都可能被监视，任何异常的举动都可能暴露其他同志。
1945年深秋的一个雨夜，杨应彬坐在小旅馆的房间里，听着窗外的雨声，脑海中反复推演各种脱身方案。趁夜色离开广州？出城路口都有检查，单身男子深夜出行必然引起怀疑。
装病住院？医院里也有耳目，反而可能更加被动。找借口请假？抗战刚结束，行营事务繁多，没有充分理由不会批准。
每一条路都走不通，每一个方案都有致命的漏洞。杨应彬点燃一支烟，看着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慢慢升腾。他必须找到一个既能消除怀疑，又能恢复正常活动的办法。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锣鼓声和鞭炮声。杨应彬走到窗边，看到街上正在举行一场婚礼。
新郎新娘坐在花轿里，后面跟着吹吹打打的乐队，街坊邻居都出来围观，整条街都热闹起来。看着这一幕，杨应彬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婚礼——这是个绝妙的主意。
在那个年代，婚礼是人生大事，是最正常不过的喜庆场合。一个要结婚的年轻人，忙着筹办婚礼，四处奔走采购，邀请亲友，拜访长辈，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行为。
特务再怎么怀疑，也不能阻止别人娶亲。而且，婚礼还能起到另一个重要作用——消除怀疑。一个准备成家立业、安心过日子的人，怎么看都不像是要"搞破坏"的共产党。
如果能把婚礼办得热热闹闹，让行营的同事都来参加，让那些特务亲眼看到自己的"正常生活"，或许就能打消他们的疑虑。
杨应彬想到了郑黎亚。两人相识多年，患难与共，早已情投意合，只是因为战时环境险恶，处境危险，一直没有正式成婚。如果此时举办婚礼，既能掩护身份，也算是名正言顺，一举两得。
这个想法越来越清晰。杨应彬开始在脑海中构思整个计划的细节。婚礼要办得正式，要有足够的排场，最好能请张发奎本人作证婚人。
这样一来，不仅能消除特务的怀疑，还能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行营的地位。思来想去，杨应彬决定冒险一试。他通过那家小书店的老板，把这个想法传递给了组织。
三天后的傍晚，杨应彬接到了组织的回复。他按照暗号来到城南的一处僻静民居，见到了上级联络人。
组织不仅同意了杨应彬的方案，还给出了更详细的计划。
婚礼不能草草了事，必须办得正式、隆重、高调。要广发请柬，邀请行营的同事和上司，最关键的是要请张发奎本人作证婚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消特务的怀疑。
杨应彬听完后，心里既兴奋又紧张。这个方案确实周密，可实施起来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风险。
他要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筹备婚礼，要说服张发奎为自己证婚，还要确保整个过程看起来自然而然，不露出任何破绽。
接下来的几天里，杨应彬开始为筹备婚礼做各种准备。他要挑选婚礼日期，要预订迎宾馆，要印制请柬，要采购婚礼用品。
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繁琐，实际上都是必要的。只有把每个细节都做到位，才能让这场婚礼看起来真实可信。
那些监视杨应彬的特务们发现，这个他们怀疑的对象，最近每天都在为婚礼奔忙。
他要去裁缝店定制新郎装，要去首饰店挑选礼物，要去印刷厂印请柬，要去迎宾馆看场地。这些活动看起来都很正常，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特务们的监视力度开始松懈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杨应彬面临着最关键的一步——请张发奎证婚。
这是整个计划的核心，也是最危险的环节。按照惯例，张发奎在为下属证婚前，都会问一个让人心惊的问题。这个问题杨应彬早就听说过，只是没想到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
1945年11月的一天上午，杨应彬整理好军装，手里拿着例行工作汇报。汇报完毕后，他深吸一口气，提出了请张长官证婚的请求。张发奎抬起头，仔细打量了杨应彬好一会儿。
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下来，只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那个让无数人心惊的问题，终于从张发奎口中说了出来。而杨应彬的回答，将决定这场婚礼能否真正救他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