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王亚樵传》《新四军史料汇编》《郑抱真传记》《华克之回忆录》《民国军统内幕》等史料文献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6年10月20日晚，广西梧州城内一间普通民房传出激烈的枪声。
硝烟散尽后，地上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那个曾经让整个民国政坛为之胆寒的男人王亚樵，就此结束了他47年的传奇人生。
这个死亡现场极其惨烈。
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面部皮肤被完全剥离。
军统特务为了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不仅要了他的命，还要带回他的脸皮作为证据。
而在房间角落里，另一具女尸同样血迹斑斑——那是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她在完成了诱杀王亚樵的任务后，立即被军统特务灭口。
这场精心策划的暗杀，源于戴笠对余婉君长达数月的收买。
余婉君原名金心石，曾是王亚樵的妾室，后来成为王亚樵心腹余立奎的妻子。
1935年王亚樵刺杀汪精卫事件后，余立奎在香港被军统逮捕。
戴笠派遣特务陈质平接近余婉君，以十万大洋和释放丈夫为条件，成功策反了这个女人。
1936年10月，余婉君来到梧州，对王亚樵谎称在香港生活困难，希望得到照顾。
王亚樵念及旧情，将她安排在梧州居住。10月20日，余婉君以商议要事为借口，约王亚樵到她的住所。
王亚樵刚一推门而入，埋伏在屋内的特务立即向他泼洒石灰粉，趁其双眼被迷之际开枪射击。
尽管双眼失明，王亚樵仍凭借多年的江湖经验奋力反抗。
他摸出随身携带的双枪，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反击。
然而面对十几名全副武装的特务，孤身一人的王亚樵终究寡不敌众。
经过一番激烈搏斗，这个曾经让蒋介石寝食难安的"民国第一杀手"，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
消息传回上海滩，整个江湖为之震动。
王亚樵的名字，在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是斧头帮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是威震十里洋场的传奇人物。
在青帮势力如日中天的年代，连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大佬，也要对王亚樵礼让三分。
更重要的是，王亚樵死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前夕。
1936年的中国，日军侵华野心日益暴露，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一个以抗日著称的传奇人物的死去，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斧头帮作为王亚樵一手创建的组织，在失去精神领袖后将何去何从，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按照江湖惯例，帮主一死，组织往往就会树倒猢狲散，各自寻找新的出路。
但斧头帮的情况有些特殊——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黑帮，而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抗日团体。
王亚樵死后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更是一批深受其爱国思想影响的追随者。
这些人中有他的得力助手华克之，有忠心耿耿的郑抱真，还有数以万计的安徽籍劳工。
他们都曾在王亚樵的感召下，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些跟随王亚樵多年的忠义之士，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决定。
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也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增添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从黑帮到军队，从江湖到战场，这种转变看似突然，实际上却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一】斧头帮的历史兴起与组织架构
要理解王亚樵死后斧头帮成员的选择，必须回顾这个组织的真实历史。
斧头帮并非如影视作品中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单纯以暴力为手段的黑社会组织，其成立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王亚樵于1889年2月26日出生在安徽合肥磨店乡一个医生家庭。
他的父亲王荫堂虽然有一技之长，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乡村医生的地位并不高。
王亚樵从小就目睹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豪强欺压良民、官府腐败无能的现象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08年，王亚樵组织了"正气学社"，开始接触革命思想。
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亚樵在合肥响应革命，与李元甫、王传柱等人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
但这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王亚樵不得不逃亡南京，后又辗转来到上海。
1913年，王亚樵在上海结识了景梅九，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
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无政府主义主张用直接行动反对一切强权，这与王亚樵嫉恶如仇的性格不谋而合。从此，他开始信奉"暗杀"这种极端的斗争方式。
1920年，王亚樵以安徽名人柏文蔚、李少川的名义，在上海组织了"安徽劳工总会"，专门维护在沪皖籍工人的权益。
当时的上海，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外国资本家和买办商人沆瀣一气，对普通工人极尽剥削之能事。安徽籍工人作为外来人口，更是经常受到欺压。
1921年，王亚樵从余诚格手中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号召皖籍工人入会。
他承诺，凡是加入同乡会的工人，不仅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还能在遇到欺压时得到组织的保护。
这个承诺在当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短短几个月内，入会人员就达到了数万人。
斧头帮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有一次一名皖籍工人被资本家恶意拖欠工资，去讨要时反遭毒打。
王亚樵得知此事后，立即让上海的铁匠铺在一夜之间打制了一百多把锋利的斧头，率领一百多名手持利斧的工人冲进了资本家的大院。
面对这些不要命的工人，资本家只能乖乖交出拖欠的工资，还要赔礼道歉。
这次行动之后，"斧头帮"的名号开始在上海滩传播。
王亚樵意识到，要在复杂的上海滩立足，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他专门挑选了数百名身强力壮、性格勇敢的成员，组成了"小斧头队"。
这些人平时从事正常的劳动，但一旦组织需要，就会迅速集结，手持斧头为同胞撑腰。
斧头帮的组织结构并不复杂，但等级分明。
最高层是以王亚樵为首的决策层，下设若干堂口，每个堂口负责一定的地域或行业。
核心成员主要来自王亚樵的安徽老乡，这些人对王亚樵忠心耿耿，成为组织的中坚力量。
外围成员则主要是各行各业的劳工，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斧头帮的"业务"，但在关键时刻能够提供人力支援。
在组织发展过程中，王亚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用人原则。
他最看重的是忠诚和胆量，对于那些敢于为组织出生入死的人，他总是给予重用。
华克之、郑抱真、余立奎等人，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的。
华克之原名张建良，江苏扬州人，1902年出生。他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来因为不满蒋介石的政策而投靠王亚樵。
华克之头脑清晰，善于谋划，很快就成为王亚樵的首席军师。1935年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就是由华克之亲自策划和执行的。
郑抱真是安徽寿县人，1897年出生。
1924年，他跟着哥哥郑绍成加入斧头帮，凭借过人的胆量和精湛的武艺，逐渐成为组织的核心成员。
在王亚樵的多次暗杀行动中，郑抱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被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缉拿。
余立奎同样是安徽老乡，他跟随王亚樵多年，参与了刺杀宋子文、刺杀汪精卫等重大行动。
虽然最终他的妻子余婉君成了王亚樵死亡的导火索，但余立奎本人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从未背叛过王亚樵。
斧头帮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会员缴纳的会费，虽然数额不大，但由于人数众多，总额相当可观；二是为商界人士提供保护服务的收入；三是王亚樵接受某些政治势力委托执行任务的报酬。
这些收入保证了组织的正常运转，也为王亚樵的各种行动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斧头帮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与青帮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
当时的上海滩，青帮势力如日中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被称为"青帮三大亨"。
按理说，作为新兴势力的斧头帮，应该与这些老牌帮会发生激烈冲突。
但实际情况却出人意料——青帮三大亨对王亚樵都采取了避让态度。
这种微妙的关系，主要源于王亚樵的特殊身份和行事风格。
首先，王亚樵从不以牟利为目的，他的行动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与青帮的商业性质有本质区别。
其次，王亚樵的组织原则是"劫富济贫"，主要针对的是欺压工人的资本家，而不是与青帮争夺地盘。
最重要的是，王亚樵和他的手下都有一种"不要命"的精神，这让谨慎的青帮大佬们不愿意与之正面冲突。
杜月笙曾经对手下说过一句话："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斧头帮在上海滩的特殊地位。
斧头帮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对青帮的震慑上，更体现在对普通民众的保护上。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有斧头帮撑腰的工人，确实比其他人更有安全感。这也是斧头帮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0年代中期，斧头帮的正式成员约有数千人，外围成员和支持者则达到数万人。
其中，上海滩的黄包车夫几乎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这为王亚樵的各种行动提供了强大的情报网络。
斧头帮的活动范围也不限于上海。
王亚樵在南京、杭州、香港等地都建立了联络点，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组织网络。
这个网络在王亚樵后来的暗杀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组织成员在王亚樵死后的分化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斧头帮虽然被称为"帮会"，但其性质与传统的帮会组织有很大不同。
传统帮会往往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主要目的是谋取经济利益。
而斧头帮则更像是一个政治组织，成员们聚集在王亚樵周围，主要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理念和人格魅力。
这种特殊的组织性质，决定了斧头帮在王亚樵死后不会简单地分崩离析。
相反，那些真正认同王亚樵理念的核心成员，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实现他的理想。
这就是为什么华克之会选择延安，郑抱真会选择抗日的根本原因。
【二】王亚樵的暗杀生涯与抗日活动
王亚樵之所以被称为"民国第一杀手"，源于他从1923年开始的一系列震惊全国的暗杀行动。
这些行动不仅展现了他过人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一生所坚持的政治理念。
1923年11月10日，王亚樵组织的首次重大暗杀行动震惊了整个上海滩。
目标是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一个在上海拥有七千名警察、权势熏天的人物。
徐国梁是直系军阀齐燮元的亲信，同时也是前敌总司令。
更让人愤恨的是，他曾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镇压学生和爱国人士，还暗中经营毒品生意，可谓劣迹斑斑。
这次暗杀的起因是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军阀混战。
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通过王亚樵的安徽老乡李少川，联系到了王亚樵，希望除掉徐国梁以夺回上海警权。
卢永祥承诺，如果行动成功，就把湖州一地交给王亚樵管理。
王亚樵接受了这个委托，但他的动机并不纯粹是为了获得地盘。
在他看来，徐国梁这样的人确实该死。
11月10日下午6时10分，当徐国梁从大世界对面的温泉浴室洗完澡准备上车时，王亚樵安排的两名枪手突然出现，向他连开五枪。
徐国梁当场毙命，这起暗杀案轰动全国，成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暗杀案之一。
暗杀成功后，王亚樵获得了卢永祥的任命，担任浙江别动队司令。
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让他在江湖上声名鹊起，也让他结识了后来成为军统头目的戴笠。
当时的戴笠还只是一个小军官，在王亚樵手下任中队长。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这两个人会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王亚樵对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在他看来，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是不折不扣的独裁者。从此，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成了王亚樵的主要政治目标。
1928年8月，王亚樵策划暗杀了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
张秋白是蒋介石在安徽的重要代理人，他的死让蒋介石意识到王亚樵的威胁。
1930年7月，王亚樵又成功暗杀了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赵铁桥在中原大战期间为蒋介石筹备军需物资，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持者。
这一系列暗杀行动让蒋介石开始重视王亚樵这个对手。
但真正让蒋介石感到恐惧的，是1931年6月的庐山刺蒋案。
当时蒋介石正在庐山指挥"剿共"，住在太乙峰别墅。
王亚樵经过周密策划，派遣一名年轻女子扮作阔太太上山，将两支手枪拆装在四只金华火腿中，成功躲过了军警的盘查。
随后，刺客陈成取出手枪，开始跟踪蒋介石的行动。
6月17日早晨，蒋介石按照惯例下山散步。
陈成紧随其后，当距离缩短到有效射程内时，他迅速掏出手枪。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的警卫发现了异常，先开了枪。
陈成虽然当场牺牲，但这次行动已经足够让蒋介石魂飞魄散。事后，蒋介石因为惊吓过度大病了一场。
庐山刺蒋案的失败并没有让王亚樵放弃。
1931年7月23日，他又策划了上海火车站刺杀宋子文的行动。
当时宋子文正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是蒋介石政权的重要支柱。
王亚樵在上海北站安排了狙击手，准备在宋子文乘火车离开时实施暗杀。
但这次行动出现了意外。由于情报有误，狙击手误将宋子文的秘书唐腴胪当作了目标。
唐腴胪身中数枪，当场死亡，而宋子文则侥幸逃脱。虽然没有击中主要目标，但这次行动仍然在政界引起了巨大震动。
在这一系列针对国民党要员的暗杀行动中，最成功的当属1935年11月1日的刺汪案。
当时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是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更重要的是，汪精卫的亲日倾向已经十分明显，这让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王亚樵深恶痛绝。
这次行动同样是由华克之策划执行的。
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晨光通讯社"的虚假新闻机构，派遣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国民党中央全会现场。
11月1日下午，当与会人员准备到室外合影时，孙凤鸣抓住机会，向汪精卫连开三枪。
汪精卫当场中弹倒地，虽然没有当场死亡，但伤势严重。
三颗子弹中有两颗被取出，但有一颗一直留在他的脊椎部位，无法手术取出。
这颗子弹成了汪精卫终身的痛苦，也是导致他最终死亡的重要原因。
除了针对国民党政要的暗杀行动，王亚樵最让人敬佩的是他在抗日方面的表现。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王亚樵立即表态支持抗战，成立了"淞沪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
同时，他还组织了"铁血锄奸团"，专门针对日军高级军官和汉奸进行暗杀。
1932年4月29日，王亚樵策划了震惊中外的虹口公园爆炸案。
这一天是日本天皇的生日，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庆祝活动，包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在内的众多日军要员都会出席。
王亚樵与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政府联系，与朝鲜志士尹奉吉合作执行这次行动。
尹奉吉将装有炸弹的水壶带入会场，趁机放在主席台附近，然后迅速撤离。几分钟后，爆炸发生。
这次爆炸的效果超出了预期。
日本驻沪居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身中多枚弹片，送医后不治身亡。
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被炸断一条腿，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也被炸断一条腿，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只眼睛。
这次成功的暗杀行动让日军高层为之震动，也让王亚樵在抗日志士中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白川义则是在中国被杀的日军中军衔最高的军官，他的死极大地震慑了其他日军将领。
在淞沪抗战期间，王亚樵还组织部下配合十九路军作战，派遣水手用水雷袭击日舰"出云"号，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这些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但显示了王亚樵坚定的抗日立场。
王亚樵的抗日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连一向与他政见不合的共产党，也对他的抗日行动给予了肯定。
伟人曾经评价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这个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王亚樵的历史地位。
然而，王亚樵的这些行动也让他成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
特别是刺杀汪精卫成功后，蒋介石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个心腹大患。戴笠接到命令后，开始了对王亚樵的全面追捕。
1936年，形势对王亚樵越来越不利。
国民党的追捕日益严密，身边的人也开始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王亚樵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广西投靠李济深。但他不知道的是，死神已经悄悄跟上了他。
通过对王亚樵暗杀生涯的回顾可以看出，他的所有行动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
无论是早期刺杀军阀走狗，还是后来针对国民党要员，再到最后的抗日活动，都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反对专制，保卫国家。
这种理念不仅影响了王亚樵本人，也深深影响了跟随他的所有人。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斧头帮才能在王亚樵死后做出那样的选择。
对于华克之、郑抱真这些核心成员来说，王亚樵不仅是他们的老大，更是他们政治信仰的引路人。
【三】华克之的延安道路与革命历程
在王亚樵的所有追随者中，华克之的道路选择最为独特，也最具历史意义。
他从一个江湖组织的军师，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干部，这种身份转换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华克之原名张建良，1902年12月20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宝应县一个普通农家。
与王亚樵相似，华克之从小就对社会上的不公现象深恶痛绝。
他聪明好学，但家境贫寒，无法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青年时期，华克之曾加入国民党，希望通过政治途径改变国家的命运。
1920年代末，华克之因为对蒋介石政府的失望，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出路。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王亚樵。
王亚樵的人格魅力和政治理念深深吸引了华克之，他决定追随这个安徽人，成为斧头帮的核心成员。
华克之在斧头帮中的地位很快就确立起来。
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形势，在制定各种行动计划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与王亚樵在政治理念上高度契合，都认为只有通过激烈的斗争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1935年11月1日的刺汪行动，是华克之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作为这次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华克之展现了过人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意志。
他与孙凤鸣等人成立"晨光通讯社"，以记者身份接近目标，整个计划天衣无缝。
当孙凤鸣在国民党中央全会现场向汪精卫开枪时，华克之就在现场附近接应。
行动成功后，他迅速安排孙凤鸣等人撤离，自己也在国民党大规模搜捕开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次行动的成功，让华克之在江湖上声名远扬，同时也让他成为国民党当局的重点通缉对象。
刺汪案后，华克之不得不与王亚樵分开行动。
经过慎重考虑，王亚樵决定派华克之前往延安，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寻找新的政治出路，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华克之的安全。
这个决定改变了华克之的一生，也为他后来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6年上半年，华克之来到了延安。
当时的延安正处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刚刚结束长征，正在积极筹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克之的到来，引起了延安方面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对王亚樵的抗日活动一直持支持态度。
早在上海时期，中共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就与王亚樵有过接触，对他的抗日行动给予了积极评价。
因此，当华克之代表王亚樵来到延安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华克之在延安期间，有机会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让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过去，他跟随王亚樵主要是基于朴素的正义感和民族情感，现在他开始从更深层次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在梧州遇害的消息传到延安，华克之悲痛欲绝。
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大为抗日而死，死得其所。我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华克之此时的思想境界。
王亚樵死后，华克之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延安方面鉴于他的特殊身份——作为南京政府的通缉犯，公开收留他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国际纠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他到华南地区工作，充当延安与李济深等华南实力派之间的信使。
这个安排对华克之来说是合适的。
一方面，他熟悉华南的情况，与李济深等人也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工作性质让他能够在隐蔽状态下为党的事业服务。
从1937年到1939年，华克之奔波于延安、广西、香港等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经过周恩来、潘汉年的介绍，华克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标志着他从一个江湖义士彻底转变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入党后，华克之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党的地下工作中，在华南地区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
抗日战争期间，华克之充分利用自己在江湖上的人脉关系，为党的抗日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持。
他曾经协助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也曾经为抗日根据地筹集过物资和资金。
这些工作虽然不为外人所知，但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克之的工作重点转向了解放战争。
他继续在华南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南下作战提供情报支持。
解放战争期间，华克之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崇高品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克之的贡献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他被任命为内务部副部长，负责处理一些敏感的政治事务。
这个职务非常适合华克之的背景和能力，他在任期间处理了大量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
华克之在内务部工作期间，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
他参与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特别是在处理与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关系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很多海外人士都愿意与他接触，这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便利。
然而，华克之的革命道路并不平坦。
1955年，由于受到潘汉年案的牵连，华克之被错误地认定为"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一判决显然是错误的，华克之在狱中坚持了20年，始终没有承认任何虚假的罪名。
华克之在监狱中的表现充分展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品格。
他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关心国家大事，从未因为个人遭遇而动摇对党的信念。
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经历，帮助改造其他犯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75年，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改善，华克之的问题开始得到重新审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党籍。虽然已经73岁高龄，但华克之仍然积极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平反后的华克之主要从事统战工作，利用自己的特殊经历和广泛人脉，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贯彻执行做了大量工作。
他经常向年轻干部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强调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1998年1月7日，华克之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他的一生跨越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是那个伟大时代的忠实见证者和积极参与者。
华克之晚年曾经这样评价王亚樵："王亚樵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但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国救民，他不惜倾家荡产，万死不辞。他是一个精神旷达的好汉。"
这个评价既是对王亚樵的中肯评估，也反映了华克之自己思想变化的轨迹。
华克之从斧头帮军师到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华克之最初跟随王亚樵，是因为认同他的爱国理念；后来投奔延安，是因为发现了更加科学的革命理论。
这种选择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政治觉悟。
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的突然死亡，不仅标志着一个传奇人物的终结，更预示着斧头帮这个组织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分化。
消息传回上海时，斧头帮的核心成员正处于各自不同的境地。
华克之远在延安，郑抱真刚刚为王亚樵处理完后事，余亚农则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这些曾经围绕在王亚樵身边的忠诚追随者，突然失去了精神支柱和组织核心。
按照江湖惯例，帮主身死往往意味着组织的自然解散。
成员们通常会各自寻找新的出路：有的投靠其他势力，有的金盆洗手回归平民生活，有的则可能重新组建小规模的团体。
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很少有组织能够在失去领袖后保持凝聚力和方向感。
然而斧头帮的情况具有特殊性。
王亚樵十几年来一直向手下灌输的，不仅是忠义观念，更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
这种思想基础使得斧头帮在失去领袖后，并没有立即分崩离析。
更重要的是，王亚樵死亡的时间节点极其关键。
1936年正值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日军全面侵华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些真正继承了王亚樵精神的人，必然会思考如何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
此时的中国政治格局也为斧头帮成员的分化提供了多种可能。
国民党政府虽然在追杀王亚樵，但对于普通成员并不会赶尽杀绝；共产党正在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各地军阀也在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斧头帮的不同成员开始做出各自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