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名家 | 程大利

志道据德 依仁游艺

——程大利先生的艺术世界

耀文星

程大利，1945年生，江苏徐州人。曾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画学会创会副会长、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出版有《师心居笔谭》《砚田别识录》《程大利谈山水画》《极简中国古代绘画史》等。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艺术从来非技法的堆砌，始终指向生命境界的升华与人格的完成。程大利先生的艺术世界，恰如一面澄明之镜，映照出传统士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精神谱系。若以余英时论士人“文化托命”的视角观之，程大利先生的学术和笔墨实践，正可谓当代对传统士大夫“道艺一体”理想的呼应。

程大利 溪行渐远 53×229cm 纸本水墨 2024年

画史参核：编辑与创作的双重选择

程大利先生的艺术生涯，提供了一个极具深意的观察样本。中国士人素有“依仁游艺”之理想，其“道”与“艺”本不相离。观程大利先生之生平，其以编辑为“志业”，而以画事为“性情”，二者彼此滋养，实可视为此一古老传统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创造转化。

程先生生于书香之家，“大风歌”“画像石”，浑朴刚健的汉文化，乃其文化基因之最初植根处。早年虽因时势蹇滞，未克循学院阶梯而上，却能“自觅桃源”—蛰居沛县图书馆，博览文史哲典，沉潜于历代画论。此段经历，非仅知识之积累，实为一种心性与眼光的锻造。这使其日后无论是执教鞭、创绘事，或是掌编政，皆能保有一种判断力，一种不为时流所惑的定见。

迨其进入出版体系，先后主持江苏美术出版社和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其编辑事业遂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知性修炼。其策划《敦煌石窟艺术》《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等巨帙，乃至《老照片》《老房子》等开风气之丛书，“文化积累”意义深远。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梳理、甄别与阐释，是一种带有强烈使命意识的选择与建构。在此过程中，他不断面对“何谓传统之精髓”“如何进行现代转化”等根本性问题，对宏观文化脉络的把握与“为往圣继绝学”的担当，深刻地内化为其艺术创作的“史识”与“格局”。

身处“八五新潮”之变局，程先生作为《江苏画刊》主事者之一，其“选择”亦颇具辩证色彩。一方面，他以开放之姿，推动新锐艺术之前沿探索，展现其对时代思潮的敏感；另一方面，在自身创作上，他并未随波逐流，投身于各类前卫实验，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内敛沉潜之路—回归文人画的精神传统。此一“出”与“入”之间的张力，因其“编辑”身份所赋予的独特视角。以编辑工作而洞悉世界艺术之“变”，亦因之而更加确信中国画学本体价值之“常”。

程先生笔墨实践，与其编辑事业形成深刻之互动。编辑《中国民间美术全集》，需从浩瀚素材中提炼形式规律与精神内核；创作山水画卷，亦需从自然万象与传统笔墨程式中“搜尽奇峰打草稿”，进行提纯，实现有形重构、无形随心的现代转译。

将程大利先生与黄宾虹并观，可窥见20世纪“学人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典型。黄宾虹之编辑事业（如《美术丛书》），重心在于对古代画学文献与金石遗珍进行考据、整理与出版，其目的在于“以复古为解放”，从内部为中国画学寻求新生之路，带有浓厚的“整理国故”色彩。其画风之“浑厚华滋”，实与其金石考证之学血脉相通。而程大利先生所处之时代，文化语境更为开放多元，中西碰撞尤为剧烈。程先生编辑敦煌艺术、抢救民间文化遗产，透过《老照片》引发社会性历史反思，视野已从纯粹的“画学内部”扩展至整个“文化场域”的建设。他的编辑是“为文化寻根”，并试图在全球化语境中为中国艺术确立主文化影响力。因此，其画作中的“苍茫韶秀”，虽同样植根于传统文脉，却蕴含着一种与现代人精神世界对话的质地，一种经过现代知识体系洗礼后的理性观照与情感温度。

程大利先生之道艺生涯，可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以“职志”践行“道统”之一则佳例。其编辑生涯非为稻粱谋之“职业”，实为其“道问学”与“尊德性”之实践工作。通过编辑这一“为他人作嫁衣”的志业，他完成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度理解，并将此种理解升华为笔墨，凝结于作品。其路径清晰地昭示：在现代社会中，“道”与“艺”未尝隔绝，知识的理性与艺术的性情亦可相得益彰。为后之来者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依仁游艺”的当代范式。

程大利 急湍甚箭猛 168×69cm 纸本设色 2024年

变法之机：穿越现代性的文化回归

20世纪中国画史的核心焦虑，始终环绕着“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张力结构。当“八五新潮”以激越之势解构传统范式时，一种看似逆流而动的文化现象悄然滋生—部分曾置身现代性探索前沿的艺术家，反而开启了一场向传统精神的深刻“回向”。程大利先生的艺术变法，正是这一文化现象中极具启示性的个案。其变法之机，并非退守传统的怀旧，而是经过现代性洗礼后，对画学本质的更高层次回归，为思考中国画的民族身份与笔墨的现代方向提供路径。

若以思想史视角观察，程大利先生的变法契机深藏于其独特的生命史与编辑生涯之中。他早年亲历“八五新潮”时，以开放姿态深入现代艺术现场。这种对现代性的真切体验，使其获得了一种双重自觉：一方面，他清醒认识到简单追随西方现代主义范式，无异于消解中国画赖以立身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他也洞察到当时画坛对“民族性”的标榜，往往流于笔墨形式的空洞模仿，未能触及传统画学“依仁游艺”的精神内核。所以程先生的回向传统，实为一种否定之否定，这是穿越现代性迷雾后的文化自觉。

程先生的变法过程，深刻回答了“中国画民族性”的根本问题。民族性绝非某种固定不变的笔墨程式或题材，而是流淌于千年文脉中的观物之道与价值理想。他长年累月的编辑工作，进行的是对民族艺术精神的“知识考古”。这种工作使其确信：中国画的“民族性”，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于“澄怀观道”和“畅神”，在于笔墨背后的人格境界。其变法揭示出：笔墨的现代性，不在于形式上的狂怪求新，而在于它能否承载现代人的生命体验与精神追问。他的“回向”，是带着全部的现代感知重返传统源头，去汲取超越时代的活水。其笔下的“积墨”之法，虽遥接龚贤、黄宾虹之遗绪，却洗脱了前人画中或有的荒寒寂灭之感，转而呈现出一种雄浑正大的生命激情。这是一种“现代人的传统笔墨”—其结构意识得益于现代的造型训练，其精神厚度则源自对传统的深度领悟。他以实践证明，笔墨的现代方向，应是“返本”以“开新”，在深悟“笔精墨妙”的古训中，生发出与这个时代血脉相连的节奏与力度。

将程大利先生置于20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的宏大辩论中，其意义愈发清晰。他的选择，不同于徐悲鸿以降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的路径，更有别于一味坚守“四王”的保守主义。他走的是一条以学术滋养艺术，以编辑重构传统的潜修之路。他的变法之机也昭示：中国画的未来，或在于能否培养一批这样具有现代眼光与传统灵魂的实践者，能否于世界文化格局中，确认自身文化主体性，最终使笔墨在新时代灵根再植，焕发出属于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光辉。

程大利 嵩阳云汉图 45×54cm 纸本设色 2023年

笔墨之境：金石用笔与灵奇墨韵

程大利先生于笔法上的追求，直溯中国画学中最为厚重的“金石”传统，而其关键的桥梁，乃是近代巨擘黄宾虹。黄宾虹倡“道咸画学中兴”说，其核心在于推崇清中后期以金石碑版入画的风气，一扫柔靡时弊，重振笔墨内在的雄强之力。程先生深得其中三昧，其用笔全然摒弃了纤巧浮滑之态，专务于“平、圆、留、重、变”之五字诀。观其作画，笔锋如刻刀，行处皆有“屋漏痕”“折钗股”之意趣，这正是“金石用笔”的精髓——以书法的中锋之力，追求如青铜器铭文、秦汉碑刻般浑厚苍茫、斑驳古拙的质感。程先生反复推重黄宾虹所标举的道咸金石碑学，实则是借此追上古三代的雄浑气魄，为当代山水画注入一种刚健笃实的风骨。

若说笔法构建了画面的坚实骨架，墨法则赋予了其鲜活的生命与深邃的意境。程大利先生于古人墨法的汲取，显示出更为宽广的视野，尤得力于董其昌、龚贤与黄宾虹三家。他从董其昌处悟得“墨分五彩”的清透与虚灵。董氏墨法，讲究淡而厚，清而苍，于一片混沌中开出光明。程大利先生之作，尤其是云水晕染处，常有空明澹荡之致，墨色层次丰富而气息纯净，这便是对华亭一脉“拙中寓巧”墨韵的承续。而其墨境之沉郁深邃，则更多得益于龚贤。积墨层层皴染，墨气沉雄，营造出画面深不可测的空间感。其浓郁处如夜雨初霁，虚灵处若有气息流转，留白中蕴藏无限生机。此法与黄宾虹晚年“浑厚华滋”的墨法理想相合，将墨的运用从技术层面提升至哲学观照的高度。

程大利 曲尽箫笙息 145×360cm 纸本设色 2003年

— 04 —

生活之源：山川与心灵的相互生成

程大利先生的艺术，其笔墨境界虽深植于传统金石墨韵，然其生命活力与精神气象的根本源泉，却在于其数十年如一日地“师法造化”。如石涛所谓“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程先生在师造化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心源与造化，达成了一种往复交融、彼此生成的境界。

程先生写生，往往静对一山一水，凝神良久，非在勾勒其形，而在感受其“气”与“质”。当其展纸挥毫，笔下所流出者，乃是经过其心灵涵泳所过滤与升华后的“心中山水”。承载了画家对历史沧桑、天地大道的深沉体认。程先生的写生稿，常可见其以金石笔法勾勒山骨，以浑沦墨色渲染气象，其经营位置，虽源于实景，却更重于表现其内在的结构与韵律。他追寻的，是北宋范宽“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的路径，他每一次面对真山真水，都是一次对古人法度的验证、对自我性灵的释放，也是一场“与山川神遇而迹化”的修行。

在程大利先生的艺术世界中，师古人、师造化、得心源，三者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完满自足的精神体系。其画中沉雄博大的气象，正是其深厚学养的结晶。他以其艺术实践，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山水画最核心的创造法则：画者，非画物之形，而是藉山川之形质，写自我之襟怀，“畅神”而已。

程大利 长啸一声山鸣谷应 97×178cm 纸本设色 2021年

— 05 —

诗画互证：题跋中的文学意蕴、史眼与哲思

程大利先生的艺术境界，其深邃处不仅见于笔墨山川，也流露于诗作与画面的题跋之间，重诗心与画境的互文共生。尤其是近些年来，程先生在诗词创作上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其旧体诗集《师心居吟草》为诗林称道。他对传统文人画诗意精神的回归，在当代艺林树立了标杆。程先生的画求诗意，诗有画境。其诗风避直露而尚含蓄，弃喧嚣而求静谧，多有登临山水、怀古寻幽后的叹喟，如《古堰画乡》“古堰江村欸乃歌，轻烟染绿万峰螺。竹舟飘进飞帘去，九曲瓯江奇境多”，此类诗作是文人画传统中“诗画一律”理念在当代的鲜活体现。程大利先生的一部分诗作，兼见其画学思想。如《九势》所言“千载重骨法，人格率始终。一言为九鼎，正气凌苍穹”，乃以简驭繁，直指中国艺术中“骨法”与“人格”相贯通的终极关怀。至若《观画》中“取象太虚中，悟道真源处”及“圣贤千载下，写心出机杼”诸句，更点出画中超然物外之趣，将观者引向对时间永恒与精神自由的玄想。

诗作之外，其题跋的书法韵味，铁画银钩，与画面整体和谐统一。而题跋文字则引申画境，富含哲思，继承弘扬了文人画题跋的传统。程先生的题跋，还常透显一种深邃的“史眼”。如其对董巨、倪黄之精辟评骘，有独特的历史意识。他在题跋中，亦常流露出对“道咸画学中兴”之推重，对金石碑学精神之呼唤，此皆非泥古之辞，而是试图在古今对话中，为浮躁时风寻一帖镇静之剂。程大利先生力主“静、淡、慢”之画学三昧，为其整体艺术人格之缩影。其文学底蕴滋养了画面的气韵，其史家眼光赋予了作品以深度，而其哲学沉思则最终提升了艺术的境界。

— 06 —

文化自觉：在全球文化视野中的责任与担当

程大利先生的艺术实践，堪称当代画家文化自觉的典范，同时具有担当精神。这种自觉和担当，并非简单的复古情怀，而是致力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构中国画学脉络的创造性努力。在笔墨丘壑间安顿个体的存在，对此程先生多有感悟，他由《黄帝内经》“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悟入，认为作画与题诗，皆乃“修心养气”之津梁，可达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身心和谐之境。他也常推举黄宾虹《画学篇》中所言的“特健药能医百病”。在当下竞争激烈的语境中，程先生所提倡的这种艺术精神，正是炎暑中的清凉散。

更具启示意义的是，程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双向阐释”的智慧——既不迎合西方“异域想象”，亦不陷入本质主义窠臼，而是以“游于艺”的开放姿态，致力于在文明对话中激活传统。他说：“艺无中外”，亦无分东西。石涛的“一画”说，在塞尚、凡·高的画里都有印证，甚至贾科梅蒂的雕塑、高迪的建筑皆是以“一画”为本生发，然后“法自我立”。黄宾虹那句“艺术将无东西之分”的名言，会被逐渐印证。

多年来，程先生曾被邀请在德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家专业机构举办个展，在意大利布雷拉美术学院和马来西亚艺术学院举办学术讲座，作品被布雷拉美术学院收藏，通过各类学术活动向世界揭示中国画的宇宙观，又借西学反观自身传统。他的海外艺术行旅，非止于个人声名之远播，实乃中国文化之当代“士人”，以其画笔与睿智，践行一场无声而深沉的文明对话。一方面使海外得以窥见中国艺术超越技法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于全球化之浪潮中，汲取有益养分，并守护那份源自文化根性的独特价值。“变易人间阅沧海，不变民族性特殊”“向世界伸开臂膀，准备和任何来者握手”（黄宾虹语），程大利先生那种既坚守民族文化本性，又怀抱世界的胸襟与卓识，正是黄宾虹国画民学精神衣钵的当代承继与生动践行。

观程大利先生近年笔墨，忽觉杜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七字，竟似专为先生近期艺术境界作注。然艺术史之引人入胜处，正在于“老更成”非仅技法精进，更是生命与艺术互渗之精神史诗。

责任编辑：陈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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