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交一起经历的八十年代 | 周京华

2014年9月6日正式启用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叶辰亮 摄

今天的上海已然成为一座“爱乐之城”。无论是演出场地之“高大上”（新的层出不穷、老的焕然一新）、乐团与乐迷的水准，抑或演出曲目之丰富，都在国内首屈一指。年轻的朋友们也许觉得理所应当，不一定会意识到，现有的一切，其实是一场持续了四十年的巨变。而我有幸和上海交响乐团一起，走过了一段值得一再回首的日子。

小分队承载着大乐团的梦想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潮中，交响乐变得很尴尬，没人搭理。为了赚钱，数年后成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的魏企翔，从乐队里拉出一支小分队去南方跑码头，足迹遍布广东和福建的角角落落，给团里交了不少钱。他们演奏轻音乐，给到处走穴的歌星伴奏。那时的歌星大多在翻唱港台歌曲。小分队每每跟新到的歌星合作，都要根据乐队编制，给歌星的“套谱”重新配器。十数次巡演，队员带回了录音机、墨镜、香水和邓丽君的录音磁带。两位一路配器的演奏员，渐渐喜欢上了纯粹的轻音乐，离开了，交响乐团没能留住他们。

有件让我出糗的事。那年李谷一来上海演出，我拿着“购票通知”去万体馆排队买票。没想到“通知”被人抢走，我含泪花钱从抢夺者手里把它买回来。前些日子，我脑筋搭牢，一定要记起这事的具体日期，可怎么也查不到。有一天，我突然在“孔网”上看到一张标价很高、纸张蜡黄的中央乐团老节目单。节目单上除了不同的演出地点以外，曲目有一大堆，都是流行舞曲、通俗歌曲和轻音乐。那是一个套装，像餐厅里的菜单，“以当天演出曲目为准”。李谷一的名字排在第四还是第五栏，演唱的歌曲中有《乡恋》等等。在上海的演出日期是1980年5月——哈哈，原来当年的中央乐团跟我们团一样，也拆分出一个小乐队在“跑码头”。

那两年，上海交响乐团每月只能演出一场至多两场交响音乐会。负责业务的演出组，总是用更多的精力去寻找能赚钱的商演。为了赚钱，乐队或拆开或合并，去参加各种活动，甚至唱堂会。那时，乐队里最宝贝的乐器，是一架电子管的电子琴。它有写字台那么大，笨重，四五个人抬不动。当年从欧洲买它，纯粹是为了模仿管风琴的声音。它在库房里闲置了三十年，吹过小号的多面手吴国良把它找出来，弄响。我们抬着它到处演出——别说，它的声音更靠近交响乐队。它怕潮、怕冷、怕振动，我们就高抬轻放，小心伺候。观众看惯了雅马哈，回头一看我们的电子琴，平添了一分庄重。1980年春节，演出组接了一单大活，邀请黄葆慧（女高音）和饶余鉴（男高音）一起在静安体育馆演出。张振山指挥，长号演奏员周文华弹电子琴。没想到老爷琴不争气，印度电影《流浪者之歌》主题曲演奏到一半，它竟然坏了。吴国良拿着电吹风上去吹它，用手拍它。它就是不响，出足了洋相。好在乐队是好乐队，黑管和小号，硬是接过电子琴的旋律，吹出了流浪的声音。主办方犹豫了半天，没扣我们的演出费。

上街卖票和进校普及

那时，每个文艺院团的演出，都必须拿出一部分“保留票”，存放在剧场票房，归文化局“票务中心”掌控。但上交不用，因为我们的票子没人要。剧场不愿意分账，我们只能租场。那两年，团里的行政人员几乎全都上街卖过票。大家各显神通，在城市的角角落落设点卖票——学校、商场，甚至“烟纸店”。我就去过制造局路靠近第九人民医院的一家南货店。我写的海报，那些不怎么规范的美术字，出现在上海好多大学和街道。乐团资料室的杨民望和水绮华，在交响音乐界，算得上德高望重了，他们也上街了。杨民望先生跟南京路旁边的音乐书店熟，他们在书店里摆摊，书架上摆放着杨民望的《世界名曲欣赏》。杨先生两撇盖在嘴唇上的八字胡，藏不住笑容，有人说他像鲁迅。悲催的是，就这么吆喝，还出现了听众比演员少的音乐会。

从1980年暑假开始，在黄贻钧（上图）的带领下，上海交响乐团除了在正式的剧场里安排普及音乐会，还跑了好多大中学校（下图）。1981年2月25日，在上海师范大学，黄贻钧亲自向同学们一首首地介绍作品。也就在那一天，新华社说，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上海交响乐团跑了27所大中学校。1982年8月28日《文汇报》记录，乐团连续举办了26场《世界名曲音乐会》，场场座无虚席，创造了交响乐专场演出的最高纪录。

如今，当我们骄傲票子售罄，骄傲音乐会上掌声雷鸣，真应该感谢黄贻钧、曹鹏、张振山他们。当年好多听普及音乐会的青年，现在可能正是“有钱有闲”而又热爱交响乐的一族。而他们的子女也可能被他们带进了音乐厅。

“上海香蕉乐园”

大概2018年前后，乐团财务根据相关要求对闲置账户进行清理。他们发觉一个“交响小卖部”账号隐匿了二十多年。问了一圈，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来找我，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们：应该是当年舞厅卖水卖饮料的经营性账户。财务主管非常吃惊：我们团有过舞厅？！

对。1984年至1994年，上交团有过舞厅。在乐团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舞厅赚钱补贴乐团。

起先，隔三差五的舞会都是别人租场办的。租一次场子，三百或五百。租着租着，乐团似乎有了一笔固定收入。人事组负责人张健看到了“商机”，1984年年底，她带着我们办起了“交响舞厅”。没有营业执照，没有行政许可，甚至没有消防审批——那时候有点乱，摸着石头过河。

交响舞厅打“乐队伴奏”牌。那时，上海大多数舞厅都没有乐队，都是播放录音磁带伴舞。我们得天独厚，用真人乐队。有时候，还会有一两位在旧社会吹过老上海舞厅的演奏员来客串，带着爵士风的小号和萨克斯，让舞客癫狂。“交响舞厅”开张后，很快就誉满申城了。那天，有朋友找我，跟出租车司机说：“去上海交响乐团。”司机一脸蒙。我朋友改口“交响舞厅”。司机歪头笑笑，一脚油门，把我朋友送到了乐团。

还有一个真实的趣事：乐团大门口的牌子是繁体字，是资料室杨民望老师从鲁迅手稿里一个个挑出来的“鲁体”——“上海交響樂團”。有人不认识，特别是那个“團”字，读成“园”。那时候的上海交响乐团，真没什么名气，没几个人知道。有天我在门口值班检票，亲耳听到一位漂亮女孩把上海交响乐团读成“上海香蕉（响交）乐园”。我乐得不行，真想把牌子换成“上海香蕉乐园”。

舞厅没有专门的票务销售，却总是一票难求。除了门房兼顾卖票，几个“黄牛”包掉了大多数场次。他们与门口的小贩一起，调节着票子、口香糖和香烟的行情。有一段“海派清口”，说到过交响舞厅门口的“打桩模子”。

交响舞厅赚的钱，让乐团演奏员的工资增加了不少。财务把这笔钱叫做“舞厅工资”。每月发“舞厅工资”时，二楼财务室门口排着长队。从财务室门口到旋转楼梯，一片欢天喜地。我一直有个想法：上海交响乐团的业务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之所以会在1985年以后呈指数级提升，除了陈燮阳1984年年底到任以外，还与八十年代初黄贻钧全力推动普及工作，以及此后的数年里，交响舞厅给演奏员增加了一块实实在在的收入有关系。

我搜过乐团档案，有一件事困扰着我，在乐团困难时期对乐团经济有过重大贡献的“交响舞厅”，历时十年，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交响小卖部”的账号注销后，“交响舞厅”在乐团的历史上，就彻底没了痕迹。

标志性的1985年

上海交响乐团在这一年创造了几个“全国第一”，动作却非常低调，低调得别说“热搜”，就是自己的演奏员也木知木觉，事后很久才知道。

1985年3月9—10日的音乐会节目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上海交响乐团logo（团徽）。除了《新民晚报》上有一条120多字的报道外，团徽的征集、设计和制作过程，没人知道。后来的总经理钱世锦告诉我，是陈燮阳（上图）说外国的交响乐团都有logo，他就去找了小提琴演奏员陈大为的父亲陈澂“帮忙”。陈澂画了一个，陈燮阳感觉很好，就决定用了。滑稽的是，为了做节目单，原稿送进印刷厂竟忘了拿回来。是我把节目单上的logo复印放大，再用墨笔勾描出来作为“原版”保存的。很久以后，一个巨大的、用泡沫塑料制成的团徽贴在了排练厅墙上，这时，演奏员们才知道，自己的乐团有logo了。三十年后，乐团启用了新的logo，老同志们适应了好久才接受。

陈燮阳又说，外国的交响乐团一般都有基金会。于是，在宣传部和文化局的牵头下，几家文化局所属的有钱单位（上海市演出公司、上海市文化录音录像中心、上海市文化局舞美艺术中心），跟我们团一起，在1985年7月20日成立了“上海发展交响乐事业基金会”。那是全国文艺院团第一家，连个章程也没有，甚至不知道归谁管。陈燮阳当了理事长，我们慢慢摸索着。

大家商量，应该有个图章。我去刻字社。刻字社说，刻当中有五角星的图章，要有公安局的证明。我去徐汇公安分局。公安局说，要公安局开证明，先要去主管部门开证明。我有点傻，倒着走了一圈才明白。我坐下来写“请示”，突然感到茫然：是“上海市发展交响乐事业基金会”，还是“上海发展交响乐事业基金会”。当中有没有那个“市”字。我转身找陈燮阳，陈燮阳不在。找钱世锦，钱世锦不在。找办公室主任陈明道，陈明道也不在。我没办法，就举着草稿反反复复地读那两个不同的全称。读着读着，感觉加了“市”的更有节奏感。我打字成文，去局里。一个星期后，我从“长江刻字社”取回了图章。一路走一路看。突然对那个“市”字忐忑不安。果然，回到团里，陈明道左看右看，三五分钟不说话，弄得我心里发毛。突然他说：“有这个‘市’吗？”图章被我锁在抽屉里。没多少人知道上海交响乐团有这么一个基金会。直到第二年的6月25日，重新召开了一次成立大会，基金会才被真正“激活”。2013年，它更名为“上海交响乐团文化发展基金会”。

陈燮阳在排练

还有就是全国第一个文艺院团会员组织——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

陈燮阳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封听众来信，写信人叫郑安平，他呼吁普及和发展交响乐。陈燮阳想到了国外乐团通常都有“会员组织”，就让钱世锦找这个郑安平，找曾经给乐团写过信的乐迷。结果，一群热情而又好动的乐迷坐在一起，立即就筹划成立会员组织。记得在筹划过程中，我去了后来的副会长吴申家，在那里，我第一次喝了用咖啡壶煮出来的咖啡。

1985年9月22日，“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成立。第一批会员87人，还没有乐队在台上的演奏员多。陈燮阳自己担任会长。一个星期后，直至年底，乐团举办了贝多芬全套交响曲的系列音乐会，燃爆了音乐圈。10月11日上午预售第二至第五套音乐会票子，排队的人流绕着上海音乐厅头尾相接。当年留下的照片成了经典，上面有数位爱好者协会会员。《人民日报》和上海所有的媒体，都对这个系列音乐会做了报道。

辉煌的1986年

1986年江泽民来排练厅指挥

1986年1月，乐团领导让我组织一个内部的“迎春联欢晚会”。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跟支委们一起策划，脑洞开得再大，不外乎唱歌、猜谜、对对、套圈和摸奖。时间定在1月31日。可是，临开始前几天，这项工作被钱世锦全盘接了过去。我只知道会有惊喜，却不知道惊喜会破了我的想象力。当天，除了自己人、家属和爱好者协会的一众骨干外，在晚会开始前，吴邦国、黄菊、曾庆红、刘振元等市领导和宣传部、文化局领导陆续走进排练厅。刚开始，联欢会有点“冷”，先由乐队给来宾和家属演奏两个曲子。一本正经的，像个音乐会。但掌声中，陈燮阳突然邀请刘振元副市长上台指挥乐队。市领导们一看，立即跟着起哄。

刘振元副市长一再推托，但还是被拥着上了指挥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陈燮阳和钱世锦他们策划好的。刘副市长有点紧张，把《卡门》弄得像“慢三拍”。但是他听出来后，就加快了手上的速度。乐队也跟着跑。市领导们笑得前仰后合。欢乐之余，我倒第一次体会了我们乐队的水平——它一点不乱，完全跟着指挥走。

“迎春联欢晚会”似乎给乐团带来了好运。文化部调上交赴京演出（上图，北京音乐厅）。从6月12日到23日，乐团在北京演出了七场。京沪两地的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市委书记芮杏文发来了贺电。

北京音乐厅演出后，江泽民同志上台祝贺

6月23日星期一，上海传来消息，乐团返回上海时，市领导要去火车站接团。文化局要求我们参与这项工作的筹措。由于通讯不畅，团领导商量后，决定派人坐飞机先回去。那时买飞机票需要单位介绍信，而介绍信和公章都在我这里，我随身背着。我出生在北京，不满周岁就离开了，这次到北京巡演，是我第一次回到出生地。我预判最后一场演出前不会再有事，就跟着同事出去玩了，结果就犯错误了——从办公室主任陈明道到团长陈燮阳，所有领导都在找我。

其实，我已经很认真了。除了排练和演出，我总是呆在宾馆房间里。每天晚上，我都要确定没“公”可办才会入睡。没想到，第一次“偷”整个白天外出，就出了问题。虽然钱世锦找中央乐团代开了介绍信，没有耽误买飞机票，但那天领导们的责备，成了我职业经历中最不堪的记忆。

6月25日上午火车一到上海站，全团都惊呆了。站台上，我们看到了好多领导。谢丽娟副市长向陈燮阳献了花（上图）。全团站在站台上，吴邦国和谢丽娟讲了话。往常有重大活动，我都会紧紧跟在团领导身后。那天上午，我“余错尚在”，一个人远远地站着。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巨大的荣誉。

那天，已组建近一年的“上海市发展交响乐事业基金会”正式宣布成立。所以，在乐团“大事记”上，基金会成立日期有两个：1985年7月20日和1986年6月25日。

12月30日，“上海交响乐团实行音乐总监负责制，陈燮阳被任命为音乐总监”列为《人民音乐》当年十大新闻之一。

原标题：《与上交一起经历的八十年代 | 周京华》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钱雨彤

本文作者：周京华

图片来源：周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