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区别！

清晨四点五十分，鸡叫第三遍。李哲在鸡叫前醒来。手伸进米缸底层，摸到还剩不到两把的糙米。米粒硌着掌心，他默默数了数——还能撑三天。三天后，父亲又要去找记分员老金，提前支取下个月的工分粮。

同一时刻，两百公里外的平壤，他的表哥金成民在大学生宿舍的硬板床上翻了个身。床头的闹钟指向六点，他还能再睡一小时十分钟。

而在李家昏暗的里屋，十七岁的妹妹李英玉已经借着灶火漏进的光，开始默背政治课本。这是她第三次准备高考，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天是青灰色的。母亲蹲在灶前生火，湿柴冒出的浓烟让她背过身去咳嗽，瘦削的肩膀一颤一颤。“快吃，要吹哨了。”她的声音沙哑。

父亲蹲在门坎上卷草烟，烟草碎屑洒了一地。他卷得很慢，很仔细，像在进行某种仪式。这个四十五岁的男人，腰已经有些佝偻了。

锅里是玉米碴子粥，稀得能当镜子。李哲用木勺搅了搅，把沉底的碴子多些的盛给六岁的小妹。女孩眼睛盯着碗，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哨声响了。尖锐、刺耳，像一把刀划破村庄的宁静。

田野里，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沉默得像一群灰色的影子。记分员老金站在田埂高处，左手捏着那本决定所有人命运的花名册，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烟，熏得焦黄。

“李哲！”“到！”“三号田，除草，九分。”“是。”

九分。从去年满十八岁起，李哲就拿九分工了。全劳力十分，他还差一分。父亲说等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大概就能拿满——那时候，他的腰大概也像父亲一样，再也直不起来了。

上午十点，太阳开始发狠。汗水流进眼睛，咸得发疼。李哲直起身捶腰的瞬间，看见远处公路上驶过一辆军绿色卡车。车斗里站着几个年轻士兵，穿着整齐的军装，唱着歌。歌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他的表哥金成民五年前就在那样的车上离开的。考上平壤的金日成综合大学那天，全村人都挤在村口。姨妈连夜烙了六张玉米饼，用洗净的破布包了又包。

信来过，只有一封。信纸很薄，能透光：“平壤的马路很宽，楼房很高。学校食堂的米饭是纯白的，没有掺玉米碴子。”

那封信现在躺在李哲工分本的塑料封套里。夜里睡不着时，他常拿出来对着煤油灯看。那些字在昏黄的光里跳跃，像另一个世界的密码。

“发什么呆！”老金的呵斥从背后传来，“今天的工分不想要了？”

李哲赶紧弯下腰。野草真多啊，除不尽，永远除不尽。

中午，田埂的阴影窄得像条线。人们挤在那里吃饭。李哲的母亲给他带了两个饭团，玉米面掺着米粒，中间夹了一小条咸萝卜。他吃得很慢，每一口嚼二十下。

旁边的金大哥递过来半根自卷烟：“抽一口解乏。”李哲摇摇头。烟要钱买，或者用工分换。他舍不得。

“听说城里工人中午有休息时间。”金大哥吐着烟圈，“在食堂吃饭，有菜有汤，吃完还能打个盹。”

李哲没接话。他知道什么是“听说”。去年金大哥的表弟去元山盖房子，回来说了三天三夜。说城里的工厂按月发钱，不像他们年底才分粮。发了钱就能去商店，想买啥买啥。

钱，那是什么概念？李家一年到头见不到几张钞票。年底分粮，分布票，分油票，但很少分钱。偶尔有点现金，都攒着买盐、买火柴、买煤油——煤油最金贵，晚上点灯看书要靠它。

“我想去城里看看。”李哲小声说。

金大哥笑了，笑声干得像晒裂的土块：“没有通行证，你连这个郡都出不去。就算去了，住哪儿？吃啥？城里的粮票不发给农村人。”

李哲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在这里，一个人出生在哪儿，基本就死在哪儿。中间的几十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重复同样的动作。想离开？除非考上大学，或者——如果你是女孩——嫁到城里去。

他是男孩，路只有一条：高考。但他已经考了两次，都没考上。

晚饭时，李哲把那颗已经黏成一团的糖纸放在桌上。父亲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但那天晚上，他把碗里唯一一片咸鱼夹给了儿子。

深夜，李英玉还在煤油灯下看书。灯芯捻得很小，光晕只有碗口大。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随着火焰跳动。

“姐，你能考上吗？”小妹忽然问。李英玉的手顿了顿。“不知道。”她说。“要是考上了，是不是就能去平壤？像成民哥一样？”“嗯。”“那你能带我一起去吗？”李英玉没回答。她看着课本上的字，那些字在昏暗的光里模糊成一片。她知道，如果今年再考不上，母亲就要安排她嫁人了。镇上有个远房亲戚认识一个在元山工作的工人，三十岁，丧偶，愿意考虑娶农村姑娘。

“那人有城市户口。”母亲说，“嫁过去，你就能吃商品粮了。”

商品粮。这三个字像咒语，又像枷锁。

三天后，米缸见底了。父亲去找老金，低声下气地说着好话。老金叼着烟，眯着眼看了父亲很久，才在账本上划了一笔：“先支五十斤玉米。从年底工分里扣。”

父亲千恩万谢地扛着玉米回来。袋子很沉，压得他脚步踉跄。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了。李英玉没有考上。

消息传来时，她正在河边洗衣服。棒槌举起，落下，举起，落下。衣服在水里荡开，又聚拢。她洗了很久，久到太阳都偏西了。

回到家，母亲红着眼眶说：“元山那边……答应了。”

李英玉没说话。她走进里屋，从枕头下拿出那本翻烂了的政治课本。书页已经卷边，字迹模糊。她摸了摸封面，然后把它塞到了柜子最底层。

第二天，她起得很早。换上了那件唯一没有补丁的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母亲看着她，眼泪掉下来。

“到了那边……好好的。”母亲说。“嗯。”

没有嫁妆，没有仪式。李英玉拎着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父亲送她到村口，塞给她两个煮鸡蛋——家里最后两个鸡蛋。

车来了，是一辆破旧的拖拉机。李英玉爬上车斗，回头看了一眼。村庄在晨雾里朦朦胧胧，田埂弯弯曲曲，像极了这里每个人的人生轨迹。

拖拉机突突地开远了。李哲站在田埂上，看着车子消失在公路尽头。他知道，姐姐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像表哥一样，去了那个有“商品粮”的世界。